南京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其所在学院近期建了家长群,同学们不赞同,又无法拒绝,于是,不少人自己扮演家长进了群,或让其他同学“代理”自己的家长一职。在他看来,建家长群后,学生在大学的主体地位被忽视了,“我们是切实生活在校园里的人,对学习生活有需求或意见,学校却企图通过家长来了解”。对家长而言,学生原本应是家长和学校间最好的桥梁,并不需要老师转达。 在互联网上,围绕大学生家长群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是,大学是学生成长为独立个体的重要阶段,但大学家长群依然是把学生作为被管理者,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弱化,是在制造“巨婴”。 大学生家长群只是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度干预的冰山一角。除了家长群,几乎每位受访老师都能轻松列举出家长“越界”的表现。徐岚接触的一位大学辅导员,曾在凌晨3点接到一位家长的电话,对方希望辅导员早起去学生宿舍叫醒孩子,以免错过早上7点的飞机。鲍威提到,有研究显示,“直升机父母”培养下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依赖”“任性”“娇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巨婴”。 徐岚在调研中发现,家长过度操心大学生的生活,造成一些学生更叛逆,与家长激烈争吵,甚至发朋友圈都会屏蔽家长,进一步加剧家长和学校寻求连接。还有一些孩子开启“省电模式”,任由家长摆布。她注意到,应试教育阶段,家长只关注孩子的学业,导致学生在价值观、人格的养成上都存在问题,所以这一代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比如心智成熟的时间越来越晚。一些大学专业课老师跟徐岚分享,近年来,心理韧性差的大学生在增加,面对困难时,更倾向于采用鸵鸟式的逃避态度。 “以前的大学生肯定都不会因为‘去哪里买牙膏’这件事情问老师。”一位辅导员感慨。如今,辅导员们在本职工作外,需要花费许多精力解决大学生的生活琐事,比如指导学生怎么买衣服,怎么在宿舍买电,告诉学生宿舍的门坏了该怎么办。这类大学生整体占比不大,但相较于之前有明显增多。 林红担任高校辅导员近30年,她看到,和过去的学生相比,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像在读高中,是父母的“提线木偶”,她但凡见到一个没按父母的想法走的学生,“都会窃喜一下,说明这个孩子有生命力”。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人们常常会把学生形容为“温室里的花朵”,但这一代的学生,不少人甚至“还没有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有些人看着成绩优秀,表面是早熟,但实际是晚熟,“我希望的成熟,是他能成为自己,而不是让外界看来他做的每件事都有意义,都能得到切实的回报。成长可以慢一些,可以吃一点亏,受一点苦”。 很多受访的辅导员都不赞同大学生家长群的存在。芦雅洁会明确告知家长,大学要培养学生独立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希望家长不要过多介入。她还担心,一些“民间”家长群里的家长过度关心成绩,可能会引发攀比心理,造成家庭矛盾等。这也会影响大学生的自我定位和预期。“学生不获奖就不优秀吗?还是因为有些家长以过去高中的标准判断大学,不清楚大学的评价体系是多维度的。或者即便他们知道,但做不到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实操角度来看,一些辅导员认为,学院建家长群“不太现实”。徐岚在与辅导员交流时发现,建家长群会极大增加辅导员的工作量。按照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应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即一个辅导员最多负责200名学生。但徐岚访谈时获知,高校辅导员缺编情况严重,学校实际上以弹性的方式来计算师生比。她的一位学生毕业后,成为其所在学院唯一的辅导员,一个人面对本硕博超过600多名学生。如果建了家长群,辅导员根本将难以应对。 在芦雅洁看来,大学家长群的运营,和中小学的家长群有着本质区别。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复杂且庞大,家长们想了解的保研信息由教务处老师负责,财务报销、学生职业发展等都由不同部门协作完成。学院很难通过一个家长群,把所有老师都拉进来。如果建了群,只是简单传输一些学校日常的政策,也很难达到家长的诉求,这些信息在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都能查得到。 高校的确有一些事务需要与家长沟通,比如就业和升学。就业率是高校的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一代大学生会出现“慢就业”等现象,学校也希望家长能提前引导学生,或为学生提供一些就业资源和支持。但这并非一定要通过家长群实现,一些学校原本有自己的群发平台,许多问题更合适一对一联系。此外,家长对高校政策的理解参差不齐。一位辅导员曾告诉徐岚,家长群也会有个别家长,对学校政策理解偏颇,将臆想的猜测发表在群里,容易误导其他家长,也给学校管理带来挑战。 2023年9月8日,安徽淮北师范大学相山校区迎来新生报到。 家长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大学生活 “(大学生晚熟)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家庭教育及应试教育带来,最后却让大学来承担。这使大学老师和辅导员的责任无限扩大,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徐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是否建立家长群背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家校如何健康沟通,真正帮助学生独立成长。 多位受访的大学教师与辅导员提到,目前,家校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更早前,大家认为,大学是教书育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地方,家长对学校首先是信任的。但近些年,不少辅导员明显感受到,家长把学校当成了一个服务行业。 林红直言,现在一些家长认为,送孩子上大学就像是“购买商品”,家长掏了钱,学校老师就要在“售前、售中、售后”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正因如此,家长们会要求学校和辅导员细致地照顾他们的学生,并延伸出诸多诉求。 多位受访者并不否认家长对孩子大学生活参与的必要性。近几年,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关注家校合作。鲍威提到,面对父母参与的强化,美国高等院校通过开展家校合作或设立专门的事务中心,与父母之间建立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 ~2015年,美国高校中提供父母/家庭教育的比例从61%增至98%,拥有面向父母的网站的大学比例从8.3%增至100%。 家校合作的边界是什么?前述四川某高校的辅导员提到,有些学生在学校挂科严重,家长接到退学通知书时可能都毫不知情,也有一些学生,面临严重的心理问题。对于这类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辅导员在主动谈话后,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会希望寻求家长的介入。此外,关于学生的行程和安全问题,学校也会通过学校的群发短信平台与家长确认,但家长反复询问的关于孩子的很多其他问题,让辅导员难以回答。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8年曾对全国高校本科大一学生进行调研,范围囊括国内72所高校的超过两万名学生。2020年,鲍威团队曾基于这些数据,探讨父母参与对高校新生适应的影响,发现父母的适度参与,采取沟通而非干预的方式,能有效帮助新生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在鲍威看来,在如今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很难简单批评家长的过度干预。但她指出,目前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和辅导员,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承担的事务,问题在于,家校职责边界还不够清晰。她呼吁,大学生家长要理性参与孩子的教育,无论情感还是行为层面,基础教育阶段的参与模式,显然无法复制到高等教育阶段。在大学阶段,父母的参与应该是支持性的,而非直接干预和控制,这对大学生的独立发展和人际关系适应至关重要。 徐岚认为,无论是家长还是大学自身,要正确认识大学的本质,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以大学对辅导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为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打分,相当于“顾客给商家打分”,辅导员可能因为评分指标去讨好学生,进而改变其育人的工作重心,有违大学的定位。“大学管理还是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才能更好地解决教育的问题。”徐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许燃、周可、林红、阿布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