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圈养的中国中小学生，连厕所时间都快没了
摘要: 南风窗消息，三年里来，推开家门的第一时间，徐涵经常是着急忙慌地上厕所，她对妈妈的解释是，在学校里憋了一天。这是她上初中以来的常有状况。她解释说，班主任会坐在教室后边“全天候”盯着，无论上课或下课。课间十分钟需保持静默，不许说话，想上厕所了才 ...
每天，王晨晨会在早晨6点醒来，保证7点15分前抵达学校，再待上13个小时。从7点20分的第一节早自习开始，直到晚上8点30分的晚自习结束。 相同的学科在不同的日子里反复出现，铺满大半张。她细抠夹在不同课程里的休息时间，算起来竟只有3个小时，包括中午和下午放学的进餐时间。 她了解过，同校高三生的晚自习课程会持续到晚上10点。那是什么样的生活，高二的她还没有实感，就总觉得下课的时间在缩短，而上课时间相应增长。那意味着，需要坐在教室内的时间更长。她害怕成为高三生。 上学期，王晨晨在一次换座时闪了腰，检测后发现是脊柱侧弯加上脊柱错位。肌肉的痛感传达至神经，正骨、按摩都不好使，让她坐立难安。 一个学期过去，肌肉的不适感仍会在久坐过后出现。她记得医生的叮嘱，不能久坐，得适当运动。但她没有机会。 脊柱侧弯是青少年中常见的脊柱疾病。国家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海鹰曾在媒体披露，中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发生率为1%至3%，侧弯人数已超过500万，且发病人数呈逐年递增态势。而长期久坐可能引发脊柱侧弯。 除此之外，不少研究和数据都表明，在中少年成长发育期间，久坐、身体活动不足等易导致肥胖、视力下降、劲椎酸痛等问题。 升上高一半个月后，徐涵就感觉自己坐出了一身“毛病”。从最初的腰部不适，到现在她总觉得哪哪都不舒服，腰疼、肩疼、脖子疼。 在她的课表里，一周7天，每天都需要到校“坐班”，从早到晚。只有周六，她能偷得半日闲。不过在那天她也得抽出时间坐在家写作业，“（感觉作业量）比平常要多差不多1.5倍”。 在有些家长眼中，课间体验的缺失，不仅容易引发孩子的健康问题，还可能影响其心理健康。 任职于青岛某高校的刘欣怡多年来从事教育研究，也是一年级学生的家长。在她看来，过度规避风险只是“因噎废食”。 “人是群居动物”，强调安静和纪律的课间，忽视了运动，“违背人性”，而且，“温室的鲜花开不长久”。刘欣怡说。 保姆式监管，不干不行 实际上，各种管制，苦了学生，也累了老师。 陈媛就职于汕尾某私立小学。作为一年级的班主任，她需要负责早读、看午休、课间“导护”等工作。 执勤当天，导护老师需在早上7点35分到岗，并于每次课间出现。一层楼三个班级，两名导护老师分别位于楼道两侧，留意学生的举动，决不允许学生“冲跑”。即使课间已提供了读书角和益智游戏等活动选项，尽可能“塞满”课间。但不能放松警惕。 上午课程结束后，她还不能停下。组织学生排队并带到饭堂，看着他们一个个洗手，再一个个取餐。她会将汤一碗碗盛好，孩子们排队领取后开始用餐。用餐过程不得说话，以免发生呛咳、卡噎等意外。 待都结束用餐后，再集体起身排队，洗净手，上洗手间，喝水，挨个进入午休室。除了带队的各班班主任，饭堂内还有2个值日老师，及轮流巡查的校领导。 一整套流程下来，饭堂都会保持安静有序的状态。而所有的措施，都指向“保障学生的安全”。 “现在都是安全第一。”天津某公立小学教师孙晓玉说。 下课铃响，班主任到班“盯班”，不能空岗。遇上低年级学生想上厕所，得带着去。导护工作也需到位，每天都会排班，她被排了一周两次。 数不清的琐碎小事贯穿整个工作过程，尤其是当班主任的那一年，孙晓玉时常忙得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她形容那是“全方位保姆式监管”，生怕学生磕了碰了。 但实际上她也知道，课间十分钟，老师是否在场并不直接决定学生的安全系数。很多时候，老师们只能制止眼下可见的追逐打闹，当意外的磕碰发生时，站在楼道里的老师通常无法及时出手相救。 可监管并不能少。在她看来，当意外真的降临时，执勤老师是否在场，会明显导向两种不同效果。 一种是实时监管、曾出手制止的“负责任”老师，其及时发现了意外并进行安抚，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进一步的伤害，这可能熄灭家长的怒火。另一种则是擅离职守，这免不了家长的追责。 对于当下的种种管制，很多老师既心疼也无奈。孙晓玉不是不知道让孩子们参加运动的好处，但她不敢放任孩子奔跑。 “不限制、不圈养，你让他放飞了自我，释放了天性，也会有很多安全隐患。一旦出了事，（部分）家长（就会）开始对学校不依不饶”。在校内因磕碰而受伤，是学校最害怕遇到的事。 几次“无厘头”的校闹，足以让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家校关系土崩瓦解，“学校也是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派老师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她记得校领导曾告诉他们，多做一点是对自己的保护。 谁来负责？ 教学工作和孙晓玉最初的想象大不相同。因其所在地小升初“摇号”上学，她觉得当下小学教师更像在服务业，大家更多关注学生们的“安危”。所以她得继续做好“保姆”工作，将孩子们“养好”。 可“圈养”，不能完全解决学生的安全问题，也不会是一个长久之计。 常规认为，限制学生行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校园伤害案件出现概率，因此，加大监管力度，成为降低校方责任的方法之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表示，在校园伤害案中，校方承担法律责任与放开孩子自由活动不存在必然联系。 按照《民法典》第1199条、120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8周岁），在校受到人身伤害，学校证明自身无过错则可免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18不满18周岁），在校受到人身伤害，学校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无责任。 王辉介绍，在法理上，是否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才是判断学校要不要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关键因素。并不是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伤害，学校就一定得承担相关责任。 但在实际纠纷中，学校在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困难。 他以学生上体育课发生安全事故为例。学校要想证明自身无过错，就需要证明操场不构成安全威胁，如操场栏杆、跑道硬度、体育设施等都符合安全标准，又或者证明已尽到教育监管义务，如事发时体育老师在场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等，日常中有对学生进行安全强调。这些举证义务对学校而言难度相对较高。 要从根本上解决校园安全问题，光靠增强学校、家长及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还不够。还得理清关乎校园安全的各个主体责任，避免过分强调学校、教师在校园安全中的责任和义务。 王辉认为，在各种安全检查都通过的情况下，应该降低学校的举证义务，而将承担赔偿义务的一方，归结为造成孩子实际伤害的一方，如打人者。同时，也应考虑孩子自身是否有相关责任。 可现实是，太多家长不会追究自己孩子的责任。一旦出事，孩子总会是家人眼中的“受害者”。 刘洋当了10年幼儿园老师。她自称见识过太多“孩子无错”式家长。有的家长，孩子摔地上了，就责怪地板，孩子撞到桌子，就怪桌子。如此行为，只因孩子哭了。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刘欣怡理解一个婴儿从“肉蛋蛋”成长为会跑跳的孩子那种心理。当然是万分疼爱，悉心照料。 但她始终觉得，“要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是一个人，而不是宠物。作为一个人，是需要去适应大环境的，要是被过度保护的话，是一定会失去些什么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涵、王晨晨、刘欣怡、陈媛，孙晓玉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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