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至8日,中国广东省部分地区和香港地区经历了创纪录的特大暴雨。 深圳市气象台称,深圳9月7日晚至8日早晨普降极端特大暴雨,强度超强,分别有最大2小时(195.8毫米)、3小时(246.8毫米)、6小时(349.7毫米)、12小时(465.5毫米)四项打破了深圳市195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24小时雨量仅次于2008年6.13特大暴雨。香港天文台称,录得24小时雨量为647.7毫米,超过了2021年郑州“7.20”暴雨(645毫米)的强度。 中央气象台10日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9月10日8时至11日8时,广东中南部、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每年都会遭遇暴雨,然而,此次的极端事件表明,即使像深圳和香港这样的城市拥有先进的防洪能力,当峰值降雨强度达到每小时100毫米以上时,并不存在完美的防御体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劭对澎湃新闻说。 极端天气事件 此次极端天气事件始于9月7日下午到9月8日上午,台风“海葵”在经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时出人意料地加强,引导来自台湾海峡湿润的东南水汽和来自南海暖湿的西南水汽在香港上空汇合,形成一条猛烈的降雨带。这个雨带引导着像列车车厢一样的暴雨云团,接连冲击相继袭击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了特大暴雨。 孙劭表示,关于台风“海葵”在陆地意外强化,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研究,以提供一个全面的解读。然而根据他的初步评估显示,在“海葵”的活动范围内的气温和海洋表面温度都明显偏高。特别是南海北部的海表温度达到了30摄氏度左右,不断地为“海葵”提供能量。而且,海葵带着巨量水汽上岸后,并不是在广大地区均匀地释放降雨,而是集中在珠江三角的城市地区。而这些城市的社会经济暴露度非常高,显著放大了灾害影响。 “尽管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西太平洋台风生成数和登陆中国的次数并没有明显变化。然而,超强台风的发生概率正在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变暖对海洋温度和大气条件的影响。影响中国的台风的变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强度更大、路径复杂多变、影响范围扩大、灾害风险加剧。”孙劭说。 气候变暖会导致大气中饱和蒸汽压的增加。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中的饱和水汽压会增加大约7% 。这导致了极端降雨事件的发生频次、强度和影响范围显著增加。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示,强降雨事件的持续时间更多地取决于天气系统的相互作用,与气候变暖的关系较弱。 孙劭介绍,自1961年以来,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完整的气象观测记录。在2005年之前,降水数据主要通过自记纸的方式保存下来。从2005年开始,降水观测实现了计算机自动化观测。深圳的历史观测记录可以追溯到1952年,比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都要早。 “我们基于多个指标评估灾害天气事件,包括平均强度、峰值强度、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发生时间。如果这些指标中的任何一个超过了某一国家气象站的历史极值,理论上都可以被归类为极端事件。毫无疑问,此次深圳和香港的降雨可以被归类为极端事件。它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城市洪水和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突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的防御能力,以抵御特大暴雨和洪水的迫切性。”孙劭说。 孙劭进一步分析道,最具破坏性的台风通常具有两个特征:深入内陆,或者长时间停滞。在这次深圳香港暴雨灾害中,主要是由于“海葵”的残余环流西行缓慢,从7日下午到8日凌晨出现长时间停滞,并出现了暴雨的“列车效应”,致使灾害天气超出了预期强度。 “列车效应”是指接连经过某地的多个对流云团的累积效应,其所产生的降雨累积起来,导致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辆列车在面前经过,每一节车厢经过都带来巨大的声音和冲力,影响效果不断叠加,导致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甚至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剧。 气候变化的推手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水循环,导致更猛烈的降雨和洪水。洪涝灾害以各种形式出现,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农田渍涝、海岸带洪水等。每种类型都取决于受灾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降水模式。短历时极端强降雨或持续性暴雨天气,都可能导致水灾。 孙劭表示,他的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全球总降水量增加的地区,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正在上升。在降水量减少但年际变率增大的地区,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也在上升。只有在降水量减少和年际变率减弱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澳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地区,极端降水事件才会有减少趋势。除了这些地区之外,全球陆地范围内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都在增多。 从气候变化到灾害风险加剧的逻辑链可以概括如下:气候变化——气象要素的概率分布变化——极端事件发生概率增加——灾害天气危险性增加——气象灾害风险增加。因此,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提高我们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认识并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除气候变化外,导致极端降水事件变化的原因包括气候系统模式的改变,如厄尔尼诺事件和拉尼娜事件,它们可以引发大气环流模式变化,进而显著改变降水的空间分布格局,导致区域气候异常、极端降水事件增多。 此外,城市化和大规模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导致地表加热不均匀,增加大气中的上升气流,同时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增加大气中的气溶胶含量,从而在水汽充足条件下可导致暴雨强度增大。而生态系统退化虽然不会直接增加暴雨频率,但植被覆盖减少和水土流失可导致遭遇暴雨时形成洪水的速度显著加快,加剧洪涝灾害风险。 增强气候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实际上,深圳和香港的防洪能力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然而,这次破纪录的强降雨突出了进一步提高准备和应对能力的必要性。 孙劭指出,灾害风险是灾害天气强度、社会经济暴露度和防灾减灾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对中国南方和北方地区采用同样暴雨标准进行衡量,则南方的暴雨频次、强度和持续时间仍然普遍高于北方。虽然北方地区在历史上经历过较少的特大暴雨事件,但最近几年的极端事件频发表明需要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和公众意识。我们理应尽快行动起来,在下次汛期到来之前积极做好准备。 在国家一级加强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及时发布灾害天气预警,对潜在灾害风险进行预评估;在社会层面提高认知和教育,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灾害天气风险的认识,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在个人层面减少碳排放和节约能源,保持对灾害天气预警的关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当务之急是强化气象灾害预警、提高公众认知、加强防御工程建设和制定相关政策。除此之外,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持续的国际合作来应对其影响。国际合作和集体努力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挑战的关键。”孙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