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是实现健康公平的关键工具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 (Ethnic Media Services, EMS) 于 11 月 22 日组织了新闻发布会,  关注 “ 投票是实现健康公平的关键工具“。事实证明，投票措施是选民做出有关改善健康状况决定的有力方式，包括堕胎权和带薪病假、最低工资和清洁水获取等。 2023 年，州立法机构提出了 75 项法案，旨在改变规则，使选民更难利用投票措施程序, 来推动他们关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2024 年已有 103 项法案攻击投票措施程序，预计明年还会有更多法案出台。

仅在 2024 年 11 月的选举中，就有七个州的选民通过了保证其州宪法中堕胎权的投票措施；内布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和密苏里州的选民, 通过了批准带薪工人病假的措施；密苏里州人投票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15 美元；限制投票措施程序在亚利桑那州和北达科他州失败了。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临时执行副总裁 Avenel Joseph 强调了通过投票措施, 支持更好健康结果的政策。她说, “ 投票措施是一种跨越党派界限的直接民主形式。它们让选民对他们关心的问题, 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即使这些问题, 没有在州立法机构得到解决, 尤其是健康问题。通常制定这些限制, 是因为立法者表示这将保护州免受外部政治或金钱的影响。但民选官员往往比他们所代表的社区,  更有可能促进企业或党派利益，而社区正在聚集​​起来收集这些签名,  而限制投票措施的努力, 通常来自党派特殊利益集团。例如今年 11 月在佛罗里达州，尽管超过 57% 的选民同意保护怀孕 24 周内的堕胎权，但该措施未能通过，因为 2004 年的宪法修正案,  得到了共和党和支持商业利益的支持，该修正案将通过宪法修正案的门槛从 50% 提高到 60%。每当我们不仅听到社区的声音，而且将其付诸实施时，就会出现创造性的反弹，比如提高门槛。这是因为直接有利于普通人的政策，比如密苏里州的带薪休假和最低工资措施，可能对企业没有那么有利。”

密苏里州正义就业组织 (Missouri Jobs with Justice) 政治主任 Richard Von Glahn 表示, “ 投票表决程序在密苏里州已经存在了 100 多年，它是对我们立法机构的重要制约，特别是在立法机构无法满足人民需求的年份。在 2024 年 11 月通过的 A 号提案之前，该提案保证到 2026 年实现带薪病假和 15 美元的最低工资。这也是获得医疗保健的一部分。如果你有保险，但你连一天不工作都负担不起，那么这份保险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因为你无法使用它,  只能靠工资过活。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生活工资计算器的数据，在密苏里州，一名全职最低工资工人, 目前每周税前收入不到 500 美元。为了将提案 A 列入选票，近 900 名密苏里州志愿者, 收集了超过 210,000 个签名；在选举的最后 10 天，超过 1500 名志愿者, 敲开超过 15 万户门，向人们宣传这项措施，该措施以 58% 的多数票通过。超过 500 家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业）支持提案 A，因为他们知道被安全、公平对待的工人,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他们会将收入用于当地经济。”

投票倡议战略中心 (Ballot Initiative Strategy Center Foundation, BISC) 基金会执行董事 Chris Melody Fields Figueredo 表示说, “ 仅仅因为我们在选举日赢得了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工作就结束了, 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 BISC 投票中心，全国范围内都会跟踪投票措施、趋势和攻击。将一项措施列入选票的过程, 这个过程因州而异。虽然我们确保这些措施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我们也可能面临重大挑战，例如: 提高通过措施所需的门槛百分比的法案；需要更复杂的语言才能将措施列入选票；或者引入限制性地理分布要求，使获得签名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对于资金不足的农村社区基层组织而言。例如今年 11 月，第 1 号提案一项俄亥俄州的措施，将成立一个公民委员会, 来划分国会和州立法区，从而使重新划分选区变得更加困难,  以 46% 的得票率未能通过,  而门槛为 50%，这主要是由于选票语言混乱。同样在本轮选举中，佛罗里达州使用纳税人的钱, 来反对一项已获批准的投票措施，派警察到签署了支持修正案 4 的有效请愿书的人家中，这项投票措施将推翻该州为期六周的堕胎禁令；尽管大多数选民支持该修正案，但该措施未达到 60% 的门槛。在其他任何州，57% 的得票率都是绝对多数。我们预计其他州也会遇到类似的阻力，许多投票措施的表现,  都超出了民选州官员的表现,  因为人们在看待这些问题时，没有看到党派’D’或’R’的标签，于是会想我正在努力维持生计, 我想提高最低工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反映了我们现在对政府机构的不满。人们首先信任自己和他们的社区，而投票措施可以成为恢复对民主机构信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