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家庭暴力的运动, 取得进展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 (Ethnic Media Services) 于 11月 3 日组织了新闻发布会,  关注 “ 结束家庭暴力的运动, 取得进展 “。50 年前, 家庭暴力幸存者, 想要告诉别人自己遭受的虐待, 可能会遭到沉默以对。作家、散文家和女权主义者 Angela Davis 说, “ 家庭暴力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遍的暴力形式，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所有文化复杂的家庭关系结构中, 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如今一场打破这种思维的全国性运动正在兴起，尽管数据显示，美国三分之一的女性和六分之一的男性, 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经历过这种心态。演讲者将讨论最近通过立法、法院改革, 以及利用社交媒体动员幸存者, 来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D-22) 苏珊·卢比奥 (Susan Rubio) 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她就此问题起草了约 25 项立法。在分享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进展时表示，她最近帮助通过的一项法案 SB-914,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 要求国家资助的护理设施帮助无家可归的家庭暴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面临的选择, 是离开这段关系而流落街头，还是继续遭受虐待。卢比奥就该问题撰写了 25 项法案，其中另一项法案是她之前的 SB-273 法案《凤凰城法案》的新版本，该法案延长了前三项法案的时效期限, 前三项法案 30 年来未曾修改过。卢比奥还通过了 SB-1141，该法案改变了家庭暴力的定义，将以前在法庭上未被认可的“强制控制”包括在内，例如，“如果有人持有食物、住所或财务等基本必需品,  或者拿走或监控你的手机，你现在可以在法庭上用它作为支持证据。受害者需要有一个支持系统, 才能安全离开。据统计被伤害或谋杀的危险发生在分居后。”

SF Public Press 记者、非营利性妇女家庭暴力倡导组织 Narika 联合创始人桑达拉姆 Viji Sundaram 表示，她通过报道家庭暴力发现，80% 的美国低收入诉讼当事人代表自己，尽管事实上 很少有非律师 “知道如何驾驭这个系统”。一位名叫玛丽亚姆的妇女的父亲, 要求桑达拉姆写一个关于她的故事。他安排女儿与一名男子包办婚姻，该男子在硅谷拥有一份高薪工作，但后来被发现从事低薪工作并在家制作色情电影。当丈夫邀请玛丽亚姆参演电影时，她拒绝了。当他们有了女儿后，他又问； 当她再次拒绝时，他说：“如果你不做，我就让我们的女儿做。” 玛丽亚姆带着女儿逃回巴基斯坦。但他提交了失踪人员报告，使她成为逃犯。桑达拉姆没有让玛丽亚姆为自己辩护，而是为她找到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以 400 美元（“闻所未闻的低金额”）从电话记录中证明玛丽亚姆一直与这个男人保持联系。 “无需我们寻求律师，地方检察官就可以轻松发现这一点。 几个月之内，玛丽亚姆就成为了一个自由人，现在又结婚了，而且非常幸福。这是一个明显的“强制控制”案例。 她没有被殴打，但她考虑过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只是几年前的事了。 如果我们取得了像卢比奥参议员的法案那样的进展，她就可以通过法院寻求救济，而不必逃离。

家庭暴力幸存者、草根家庭法庭资源组织 One Mom's Battle 的创始人蒂娜·斯威辛 (Tina Swithin) 解释了家庭法院系统的功能失调, 以及它如何让遭受虐待的儿童失望。家庭暴力的一个方面是分居后虐待, 这一问题严重得不到解决, 而且经常因家庭法庭系统而恶化。斯威辛分享她自己的故事, 她一边担任自己的律师（由于经济虐待而无法聘请律师）一边保护自己的孩子，从 2009 年 8 月开始到六年后结束，斯威辛说：“ 在我收到律师函的那一天，我的家庭法庭案件编号，我被分配了我自己的私人恐怖分子。 一年内我们出庭13次。许多 CPS 调查将我的前夫标记为中等风险，但允许我的孩子们每个周末回来。第一年的监护权评估, 将我前夫的父母权利置于我女儿的安全之上。2012 年，当她接受第二次监护权评估时，同一机构的另一位评估员验证了她的案件。 家事法庭没有监管、一致性、监督或问责。你可以将同一个案件放在五位不同的法官面前，你会得到五种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通过法院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来改变。当关系结束时，施虐者对控制的需求并没有结束。分居后虐待是家庭虐待的延伸，家庭法院系统成为施虐者的游乐场。”

California State Senator Susan Rub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