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移民女性成为仇外仇恨的目标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 10月8日举办记者会, 议题关注 ”为什么更多移民妇女是仇外仇恨的主要目标 ? “ ,  参与的讨论者如下:

Elsadig Elsheikh，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其他与归属研究所, 全球正义项目主任

Basima Sisemor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其他与归属研究所, 全球正义项目研究员

Helen Zia，AAPI 活动家、作家和记者

Irene de Barraicua，Líderes Campesinas 运营总监和公共关系经理

移民妇女是仇恨犯罪的大多数受害者。一份关于伊斯兰恐惧症/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新报告表明，仇恨犯罪主要目标是女性，而不是男性。 反亚洲/太平洋岛民的仇恨犯罪行为之中, 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也超过了针对男性。 由于妇女和有孩子的妇女在拉丁美洲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她们也成为仇外攻击的对象。也就是说在针对移民的仇恨犯罪增加期间，穆斯林、亚洲和拉丁裔妇女是美国仇外袭击的主要受害者。这种现象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边缘化群体最终成为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但为什么是女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他与归属研究所全球正义项目, 进行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询问穆斯林美国人（约 350 万人）他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看法和经历。它在 50 个州进行，有 1123 名受访者参与。6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亲戚、朋友或社区成员受到了不成比例地歧视穆斯林的联邦或州政策的影响。

根据 “穆斯林眼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的新调查，女性（76.7%）比男性（58.6%）更有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91%的女性报告说，伊斯兰恐惧症影响了她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相比之下男性为 84%。伊斯兰恐惧症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因为 20% 的非洲奴隶人口是穆斯林。它是由人们在个人暴力行为中犯下的，但也被美国的 “结构性种族主义” 制度化了，例如 “穆斯林旅行禁令、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计划, 甚至反伊斯兰教法立法”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球正义项目研究员西斯莫尔( Basima Sisemore ) 说：“女性被视为可见（如戴头巾）、外部和对立文化的象征。而这种文化就是伊斯兰教和东方，以及那些被认为与西方理想和民主价值观不一致的穆斯林。虽然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妇女需要与丈夫一起外出或对其权利有严格限制，但这些都是极端例子。自由主义和帝国女权主义,  助长了穆斯林妇女被压迫的虚假和危险的描述,  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作为一种获得公众支持的手段而上演。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白人救世主的叙述。”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球正义项目主任埃尔谢赫 ( Elsadig Elsheikh ) 的说法，在一些非洲国家，妇女领导了反对独裁和入侵的斗争，并且成为领导榜样，孟加拉国现任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是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第一位领导民主政府的女性。调查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发现是，几乎三分之一或更多的穆斯林隐藏或试图隐藏他们的宗教身份。

他说, “ 如果我看到一个头上戴着头巾的人，我也会对那些来轰炸我们国家的人充满愤怒。因为伊斯兰恐惧症, 使他们的礼拜场所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使得穆斯林很难参与立足。许多穆斯林通过避免谈论自己的信仰或原籍地来自我审查，就女性而言，几乎每 10 个女性中有 9 个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做，她们试图避免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穆斯林和其他边缘化群体, 似乎是美国所有错误的替罪羊。

至 2021 年 6 月，在美国已报告了 9,000 多起针对亚裔社区的仇恨事件，其中 66% 以上的攻击针对亚裔女性，包括学龄女孩。亚裔美国人社区受到与亚洲 COVID 起源相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事件浪潮的影响。AAPI 活动家、作家和记者齐亚 ( Helen Zia ) 提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屠杀，六名在水疗中心工作的亚裔女性被杀，并表示仇恨事件虽然没有按性别记录，但可以追溯到 1980 年。她说,  “ 亚洲女性以及一般有色人种女性的性别化, 在此类事件中成为了目标。对亚裔女性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举报，因为她们知道，如果在社会中，她们被削弱、受到羞辱和指责，甚至反而可能更进一步的在自己的社区内面临耻辱。”

根据 Stop AAPI Hate 中心的数据，从 2020 年 3 月在拉丁裔社区中，由于潜在的驱逐威胁，劳动和性剥削悄然发生。拉丁裔和土著农业工人，特别是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移民, 因在原籍国躲避各种形式的暴力，来美国寻求庇护，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又继续成为受害者。Lideres Campesinas 的运营总监巴拉库阿 ( Irene de Barraicua ) 说，” 只有当我们看到公平的移民改革时，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才能停止，为此我们将继续提高这些声音。拉丁美洲裔妇女面临很多性暴力，尤其是在田野偏逺地区里，他们害怕报复和被驱逐出境，并且因为害怕被视为公共负担而不会寻求帮助。”

Elsadig Elsheikh, Director, Global Justice Program, Othering & Belonging Institute

From left to right: Basima Sisemore, Researcher, Global Justice Program, Othering & Belonging Institute; Helen Zia, activist, author, and former journalist; Irene de Barraicua, Director of Oper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Líderes Campesinas; Elsadig Elsheikh, Director, Global Justice Program, Othering & Belonging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