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夺去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安全网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12月4日举办座谈会，专家表示，家庭暴力案件最近急遽增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施封锁令，使受害人被困在家与施暴者共处，大部分的传统安全网也因疫情关闭。

与会嘉宾表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一份最新报告指出，美国四分之一女性和十分之一男性，正在面对配偶或亲密伴侣的虐待。

包括失业、住房不稳定在内的财务压力，以及子女无法上学留在家中所增加的劳动负担，都是造成家暴增加的原因。

专家表示，非裔和原住民女性因家暴失去生命的风险较大，非裔和西语裔民众打电话报警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他们不信任执法人员。

由于受害者无法找到安全的地方报案，家暴热线最近接到的电话变少，收容所不是关闭，就是满额，无法接受新客户。此外，自疫情爆发以来，许多法院和执法单位大幅缩减业务范围。

旧金山精神科医师，同时也是《正视亚裔美国人的愤怒》（Asian American Anger: It's a Thing）一书作者詹卓（Ravi Chandra）表示，川普政府2019年将家暴定义大幅缩小为到只包括肢体攻击，排除了心理和言语虐待。

詹卓还指出， 1994年，时任参议员拜登（Joe Biden）提出《反施暴女性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获得通过，使1994年到2010年的家暴事件大减六成，但法案每五年需要由国会重新批准一次，美国政府却置其于不顾。

湾区法律援助（Bay Area Legal Aid）资深律师柯尔（Jade Korr）提到，执法和法律系统经常没有尽到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她表示，法官和执法警员的论述，会因为幸存者的族裔而有所不同。

柯尔说：「谁是幸存者？要求保护的是白人女性？还是少数族裔女性？她是否会因为其文化背景，无法公开在法庭上面对一众男性官员明确陈述受性虐的事实？还是她是一名可信度总是被严历质疑的非裔女性？」柯尔还表示，对那些没有代表律师的受害者而言，「这些都可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柯尔说，由于执法单位对隐含偏见缺乏足够的训练，让法院和执法系统难以保护幸存者。

柯尔说：「我认为，所有警员必须要因家暴幸存者的文化背景做出不同反应。」她指出，无证移民和新移民在提供受虐细节给警方时，会很不自在。

柯尔说，她大部分的当事人表示，在遇到施暴者违反临时禁制令，或希望将施暴者赶出家中，打电话向警方报案时，感受不到警方的支持。

她说，当幸存者步入法庭时，必须要消除偏见。她说，上述问题并非因为新冠疫情才出现，而是一再发生的事实，真要帮助家暴幸存者，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12月4日的座谈会请到圣他克拉拉县副地方检察长陈哈尼（HaNhi Tran，音译）和圣他克拉拉县家庭法律协助办公室与自助中心律师戴泰文（Johanna Thai Van Dat，音译） 。

陈哈尼与戴泰文表示，矽谷所在的圣他克拉拉县已大幅调整服务，因此，家暴受害者可以继续获得服务，不会有困难。圣他克拉拉县已经严格限制今后可以进入法庭的人数，但受害者还是可以选择透过视频或电话出庭。

家暴维权人士担心，在疫情期间，受害者无法逃过施暴者耳目，找到安全的地方透过视频或电话参与庭讯。陈哈尼表示，在圣他克拉拉县，受害者可以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维权人士寻求协助，他们会为受害者预订一间会议室，供受害者听取法庭为她举行的审判。

陈哈尼说，从警察接到受害者、邻居或家人报案后赶到事发现场，刑事诉讼就已启动。他说：「就算在居家避疫期间，受害者仍然可以向警方报案寻求协助，刑事法院也继续在审理刑事案件，因为警局、检察官办公室和刑事法庭都属于必要性服务，在疫情期间无需关闭。」

法院会发出禁止接触禁制令，要求施暴者离开住家，直到案件开审为止，之后会发出和平接触令给施暴者，他才可以返回家中，但不得再对受害者施以任何身体或言语暴力。

戴泰文解释，如果是民事禁制令，警方无需介入，但这类禁制令仍然可以用在受虐的长者或成年子女身上，有效期到法院开庭为止。她补充，当局不会询问受害的法律身份。

戴泰文说：「我要提醒民众关于家暴可能造成的影响：目睹家暴长大的孩子经常成为犯罪者、施暴者或受害者本身，我们必须打破这种世代暴力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