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附条”铨辨—— 兼论“庚寅本《石头记》”真伪之争

陈传坤 

内容提要： 1927 年胡适重金购得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1948 年周汝昌昆仲录成一部副本，至今秘不示人。 2012 年天津新见一种“庚寅本《石头记》”残抄本，其中一条二十八字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初查不见于现存甲戌本，却雷同于录副本“附条”批语，“附条”问题由此引发红学界激烈争论。 近日，甲戌本缩微胶卷“附条”照片公之于众，有关甲戌本“附条”存废之争、“庚寅本”真伪之争便有必要重新谛视与修正。 本文据最新缩微胶卷核查结果，推考甲戌本原本“附条”文字应作于 1930 年至 1949 年期间，意在向胡适“表忠心”； 1950 年摄制甲戌本缩微胶卷时，胶卷保留了第一回“附条”贴纸形态、第四回末叶残缺状态，甚至胡适批注、周汝昌题识均一一摄入，但书后刘铨福题跋和俞平伯后记并无拍摄； 1961 年台湾出版影印本时，胡适撕毁一纸“附条”，现藏甲戌本原件仅残留“予艹”字样，模糊了甲戌本入手时的原貌。 同时，本文证否了甲戌本“附条”制作者刘铨福说；但究竟何氏所为暂难遽判，仍待更多资料浮出水面方可定谳。

关键词：石头记 甲戌本 缩微本 附条 辨伪

1927 年 8 月，胡适在上海从胡星垣手中重金购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简称甲戌本《石头记》），并在次年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称“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①故此 1948 年 12 月胡适飞赴台湾亦携此本而去，之后，甲戌本原件寄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2005 年初，上海博物馆以85万美金从胡适后人胡祖望手中购回（一说从台湾方面购回）②，藏于该馆善本库房。

2013 年 12 月，陶喻之查验上博现藏甲戌本《石头记》原件，发现第一回第十五叶背面上部果然有“粘贴纸条痕迹”，且残存“予艹（若）”一个半字，证实胡适原藏甲戌本曾被粘贴一纸“附条”批语，但余下文字显已失落。

2015 年 12 月，项旋调阅美国甲戌本缩微胶卷本（简称缩微本），发现该缩微本第一回确有上述纸条失传前的完整形态，以及文字完整的“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的二十八字批语 ① ，佐证周氏录副本“附条”并非“齐东野语”。

本文所谈，即关于甲戌本“锁麟囊”中一纸“附条”引发的学术公案。可以说，缩微本“附条”完整存在，说明迟至 1950 年 4 月 12 日（承制方国会图书馆正式接收时间）“附条”纸条尚未脱落，而其上限时间则有待探讨。况且，项旋仅比对几个字就推测“附条”制作者乃清末藏家刘铨福，仍有商榷之必要。

职是之故，甲戌本“附条”究系何人、何时所作，胡适为何毁弃，其间究竟发生什么变故，诸如此类的问题尚未论定，亟待深入研究。鉴于笔者曾在“庚寅本”现身之初即参与交流，认为此本“实乃当代赝品”②，后因不愿变相炒热赝品而不作争论。但俗言， “愚者百愚必有一得”，近日随着甲戌本缩微本等新证据的浮现，笔者略陈一己之见，恳请海内外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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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红楼梦学刊》 2016 年第 3 辑，第 1 页。

② 参见陈传坤《蒙府本〈石头记〉补抄之底本重考》“关于‘刻印本前身说’”一节（《红楼梦学刊》 2013 年第 4 辑，第 82

页）及《由庚寅本之真伪说开去》（《红楼》 2014 年第 3 期，第 19～20 页）。

③ 于鹏：《“庚寅本”第三回的贴条问题》，明清小说研究网·论坛， http ： //www.mqxs.com/thread-11509-1-1.html ，发布时

间： 2016 年 6 月 7 日，登录时间： 2016 年 6 月 8 日。

④ 梁归智：《庚寅本：新发现的清代抄本〈石头记〉》，上海《文汇报》副刊， 2012 年 9 月 24 日。

⑤ 从“庚寅本”出现以来，先后有梁归智、沈治钧、乔福锦、周文业、赵建忠、任少东等学者以及广大“红迷”卷入争议漩

涡。 “证伪”方以沈治钧为代表，目前已公开发文五篇：《真假红学卮谈》，《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4 期；《真假红

学续谈》，《红楼梦研究辑刊》第八辑（ 2014 年 5 月）；《再谈甲戌本附条》，《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九辑（ 2014 年 11 月）；《真假

红学三谈》，《红楼梦学刊》 2015 第 4 辑；《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曹雪芹研究》 2016 年第 2 辑。 “证

真”方以梁归智和周文业等为代表，开始是网络发文，嗣后集结成书，参见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中州古籍

出版社， 2015 年；赵建忠：《新发现的〈石头记〉“庚寅”本》，《河北学刊》 2014 年第 2 期。

一、新出“庚寅本”引发真伪之争

2012 年 5 月，天津藏家王超在坊间购得一种残存十三余回之“庚寅本《石头记》”抄本，嗣后在孔夫子旧书网注册名“锦辉 hj”，将该本复印件以每部 680 元的价格拍卖。此本一出，立即引来红学家刘世德等出手，围观者甚多。

不过，个别网友注意到，王超自称 2012 年 5 月购得，但其展示的几帧原本照片，显示拍照时间在 2010 年 1 月 1 日。网友表示，过了 2 月 4 日（立春日）正是 2010 年的“庚寅年”，那么“庚寅本”所标“庚寅”是否暗示 2010 年 2 月后抄成？对此，王超解释称， “2010 字样是相机设置问题”。另有拍得复

印件者还发现， “（庚寅本）这个‘抄本’一直在不断修改完善中”，存在拍卖几次后再加贴条的“穿越”问题，尤其是第三回目录“（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之“荣国”二字，拍卖前后几次照片显示都不一致。

对此，赵建忠 2016 年 6 月 4 日转王超意见予以回应，称： “主要是回目贴条开始有，后来不慎丢了。（王超有丢前照片）影印时责编根据照片补上了字，且涂成统一颜色。……造成丢前原件与影印时不一致（的）情况。”③

那么贴条是何时丢失的呢？网友发现， “荣国”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月15日的四次

拍卖的照片中均显示是空缺；可是在6月 15日至 18日的第五次拍卖上，照片显示二字已被贴上了， “庚寅本”影印本亦如此。网友因此质疑，难道5月丢失的贴条6月又失而复得了？如果是这样，失而复得的东西应该倍加注意，怎么后来又再次丢失，以致2014年影印时不得不做技术处理呢？迄今王超不予回应。

这是后话，暂不去理。反正“庚寅本”甫一出现，即引来个别红学家重视。几个月后，梁归智在上海《文汇报》上撰文介绍，认定“这是一个清代抄本，其祖本为乾隆庚寅年（1770 年）抄本”④。从此，沈治钧、乔福锦、周文业等学者及广大“红迷”卷入争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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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归智事后查知，其最早查阅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乃 1966 年修订版，并无此批；但是 1954 年版确有此批。 下详论，不赘。

② 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 309 页。

2012 年 10 月，梁归智在新浪博客上发文称，该本第一回一条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在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简称俞氏《辑评》）上查不到 ① ，在甲戌本影印本上亦无着落，却雷同于周氏录副本“附条”批语。

拔出萝卜带出泥， “庚寅本”这一特殊眉批的发现，让甲戌本“附条”问题浮出水面。2013 年 12月，陶喻之入库初步验证甲戌本原件，称“甲戌本上并没有这条批”。消息一出，一片哗然。但是五天后，陶喻之再次复检， “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十五页另一面上部发现有粘贴纸条痕迹，残留‘予若’两字”

② 。此证“附条”确曾在甲戌本原件上存在过，而“附条”具体文字则失落了。

关于甲戌本“附条”问题，争论双方一时陷入胶着状态。但最早争论的“庚寅本”真伪问题，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沈治钧近作《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一文认为“‘乾隆庚寅’字样乃现代人氏蓄意造假的作案标签”，并从版本校雠上举证 24 例，论述王藏“庚寅本”必定抄成于

图 1 网上流传之“庚寅本《石头记》”拍卖图，装订孔边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样

图 2 “庚寅本”影印本第一回“予若……”眉批，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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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治钧：《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曹雪芹研究》 2016 年第 2 辑。

② 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 277 页。

③ 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 — 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海角红楼—— — 梅节红学文存》，第 395 页。

④ 梅节该文注释第 43 条中称：“从批语墨迹的深浅看，末句‘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似是后来添上者。 ”

⑤ 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先后修订 4 个版本，累计刷印 8 次。 据《辑评》书前“内容提要”和版权页可知，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4 年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初次修订作为“新 1 版”（“本书这次修订，多承住在昆明的葛真先生远道指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0 年再次修订作为“新 1 版”， 1963 年重新修订作为“新 2 版”（“原引甲戌本系根据过录，讹误甚多，兹查对影印本重新订补，承戈润之先生相助”）。 1961 年 5 月，甲戌本《石头记》在台湾首次影印 1500 部， 1962 年上海翻印，此后国内多次刷印。 由此可见，俞氏《辑评》在 1961 年之后所修订［甲戌眉批］文字，其依据俞氏 1962 年所见甲戌影印本而为。

⑥ 梁归智：《关于王超藏本 〈石头记〉 的最新看法》， http ： //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a3sd.html ， 发布时间：2012 年 11 月 4 日，登录时间： 2016 年 5 月 26 日。

⑦ 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 170 页。

1956 年之后， “有意篡改脂批”， “种种迹象显示，该本伪造于 2010 年前后”。 ①而目前，梁归智、周文业虽然承认此本根据俞平伯《辑评》初版整理而成，抄成于 1954 年之后，但是又称“不排除抄写者手中真有一部‘古本’，甚至就是‘庚寅本’或其录副本的可能性”②，即不承认“庚寅本”是当代赝品。

二、“附条”存废之争升级

追溯起来，甲戌本“附条”问题的最早论述者当为梅节。在《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 — 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文中，梅节率先提出周氏为交换庚辰本把甲戌本原件借给陶洙抄录的疑问，证据是陶洙涉嫌在甲戌本原件上留下“雪鸿之迹”：

胡适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陶洙自己的记载。……第三，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 ……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 …… ③

按：这条“予若……”眉批，虽为陶洙用蓝笔抄在己卯本上，但除此以外，不但在甲戌本各种影印本上找不到，而且在现存各种《红楼梦》抄本上均不经见，故让人怀疑陶洙涉嫌伪造脂批 ④ ，并呼吁周氏录副本（指周祜昌、周汝昌昆仲 1948 年夏抄写之甲戌本副本）早日公布，以便查清问题。但周家人一再谢绝公布有关录副本此处的照片。

问题转机在一年后的夏季。2012 年 5 月，网上开始流传天津王超新发现一种“乾隆庚寅《石头记》”十三回半抄本上，竟然亦见此条“予若……”二十八字眉批，但与陶洙补抄在己卯本上之眉批相比，仅存一字之差，即己卯本蓝笔抄作“也不至于”，而“庚寅本”朱笔抄作“亦不至于”。后来又发现，此批存在于 1954 年版俞氏《辑评》第 51 页之“［甲戌眉批］”条下，但1963 年修订版《辑评》已删去了。⑤

由此，梁归智认为，这自然可以视作“庚寅本”从 1954 年版《辑评》中采择批语的一个“铁证”。 ⑥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周文业认为， 《辑评》对于甲戌本批语的前后改订，除依据陶洙补抄之己卯本，还参考了俞平伯 1931 年“节抄脂砚斋评”之自藏戚序本。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譬如，周文业举证称，1954 年版《辑评》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未曾抄录的一条甲戌眉批：

在 1954 年俞平伯整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庚寅本”中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没有的批语，即第 3 回中一条批语：

【正文】极恶读书。

【甲戌眉】这是一段反衬章法。 黛玉猜度蠢物等句对着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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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 171 页。

② 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 336 页。

当时俞平伯手中没有甲戌本，为何俞平伯 1954 年整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会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没有的甲戌本批语？ 这只可能是由于俞平伯手中有自己过录的甲戌本前3 回的批语…… ①

但经笔者复核，发现其举证有误。其实，《辑评》1954 年版和 1957 版均同于己卯本，并没有此条眉批。只是在 1963 年修订版时， 《辑评》才于“黛玉亦常听见母亲说过”条目下加上此批（第 54 页）。根据俞氏在《辑评》 “引言”文末声明，应是俞氏据甲戌影印本添补。

此外，周文业从 1954 年版《辑评》前两回遗漏三条陶洙所抄甲戌批语而推理“肯定是很仔细地参考了 1931 年他自己的抄本”云云 ② ，亦难成立。未知其逻辑何在。

对于周文业所谓俞平伯《辑录》曾参考其 1931 年“脂批节抄本”一说，笔者又找到其他三方面反驳证据：

其一， 《辑评》 “引言”自称所据“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就是“我现在有的是近人（指陶洙）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并没一字提及依据其二十年前曾“节抄脂砚斋评”之戚序本。

其二，胡适确曾在 1931 年春夏将甲戌本原本借给俞平伯看阅，且俞平伯遵命做了一篇三百字

图 3 《辑评》：左图为 1963 年版，有此眉批；右图为 1954 年版，并无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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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第 221～242 页。

② 梁 归 智 ：《往 来 微 信 研 红 趣 —— — 甲 戌 本 〈红 楼 梦 〉“附 条 ” 问 题 研 究 的 最 新 动 态 》， http ： //blog.sina.com.cn/s/

blog_663ab1aa0101dm0r.html ， 2016 年 6 月 2 日。

③ 周文业：《〈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 309 页。

④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红楼梦学刊》 2016 年第 3 辑，第 12 页。

跋语，但对于甲戌本评价甚低。所以他只是“节抄”，而非全抄，而且抄就抄在戚序本上，并未“宝之”。其三，陶洙在抄录甲戌本时并未“依样画葫芦”，过录时喜爱他校、理校或臆改字形。譬如抄写时，随手将原本俗体字转化为繁体字。常见的繁化处理，如甲戌本“于”抄作“扵”或“於”、 “义”抄作“義”、 “冺 ”抄作“泯滅”等。陶洙也参照胡适论文改字，如甲戌本“血泪盈□”补成“血泪盈［腮］”、“极至”改作“及至”、 “适问”改作“适闻”、 “助你助”改成“助你［一］助”等。①诸如此类， 《辑评》悉数沿袭陶洙蓝笔抄写，可见《辑评》与陶洙补抄之己卯本的延续关系。

当然，俞氏《辑评》也有自校，如甲戌本、己卯本“笔伏”， 《辑评》改作“笔仗”；甲戌本、己卯本“词幻见

山”， 《辑评》改作“开门见山”等。此外，初版《辑评》也有自录讹误，如 1954 年版“三个假”，1963 年修订版改作“三千假”；1954 年版“其中因有”，1963 年修订版回改作“其中自有”等，均依甲戌影印本回改。

要之，俞氏整理《辑评》甲戌本批语时，基本源于陶洙之补抄，并无参考自藏“节抄脂砚斋评”戚序本之迹象。明乎此，则俞平伯《辑评》误收又误删此批，并不能证明其在 1931 年是否见过此批。那么此批到底源于何处？是否可能存在陶洙补抄时“借汁下面”？因为陶洙补抄所据本子来自周汝昌之手，所以周氏录副本是否有此批，逻辑上就变得关键起来。

2013 年 1 月 31 日，梁归智转发周伦玲的意见称， “周祜昌、周汝昌兄弟当年从胡适的甲戌本录副时，是抄写了这条批语的”，此批上行是“（附条）”，下行是“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显为周汝昌所注。近日，梁归智又修正说，据周伦玲所传录副本此批照片，其在录副本上“真实存在形态”为（无标点，繁体字从右往左竖写）：

（附条）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 ②

可以说，甲戌本“附条”问题浮出水面，为陶洙补抄来源澄清了是非；但是，上博现藏甲戌本原件，是否有此“附条”？又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2013 年 12 月 17 日，陶喻之在上博藏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页背面，发现一纸粘贴痕迹并残留“予艹（若）”字样，但是脱落或撕下的纸条却渺不可寻。 ③ 至此，甲戌本“附条”问题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有关“附条”存废之争逐步升级。

2015 年 12 月，赴美访学的项旋调阅哥大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本，惊喜地发现“附条”赫然在望 ④ ，并且完好无损。对此，项旋撰文公布照片并重点介绍，推测“附条”很可能是刘铨福所写，推论“庚寅本”乃赝品等，不赘。

三、甲戌本“附条”实乃后人制造

项旋撰文业已指出，甲戌本“附条”最早提及者正是周汝昌本人。在 1953 年版《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新索隐”之“贾雨村”条下云：

第九，婢为满洲某大家者；书中甄即贾，曹固满洲大家，颇疑即书中之雨村、娇杏也。雪芹极恶雨村，脂批屡言其为“操、莽”，为“奸雄”，又借平儿口骂为“饿不死的野杂种”。 盖雨村由贾府而跻身显贵，人品既本不端，故后来定是“负义”（甲戌脂本附条墨笔评语）。 谅后来贾家败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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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 1953 年，第 461 页。

② 退一步说，如果此“附条”并非甲戌本原本所有，即如有人推测的那样系周氏昆仲“附骥”原本，那么周氏却又在《新证》中隆重推出，甚至认为就是脂批，则其心理殊不可测。 当然，如“附条”系周氏故意夹带之私货，因而一再强调，亦不难想象—— — 盖因周氏曾有“曹雪芹佚诗案”、“爽秋楼歌句案”、“木兰花慢疑案”等累案重重。

③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红楼梦学刊》 2016 年第 3 辑，第 18 页。

括号里的案语中，周氏明确提到甲戌本脂批有“附条”，而且是“墨笔批语”，这与录副本“附条”现存状态一致；且括弧号前所加引号之“负义”一词，确见于此条批语之中，当属可信。此外，从初版《新证》对此煞有介事的“本事索隐”，可见周氏当时应认为就是“甲戌脂批”，并过录在录副本上。 ②

但是，正因此需要注意，1976 年人民文学增订版和 1998 年华艺修订版《新证》，均删去全部第七章“新索隐”内容；而 2012 年中华书局增订版《新证》，据说因尊重周氏意见而恢复初版中“新索隐”内容，推后为全书第十章，但并没删去“附条”批语。 ③ 可见周氏并没像俞平伯那样，一看到甲戌本影印本无此“附条”便直接删去。此情况或说明周氏对甲戌本“附条”记忆深刻，不再相信影印本保留的是原貌而删去此批。

但是，再看周氏在录副本“附条”之后的加注，却又与上述做法自相矛盾。据周伦玲证实，周氏录副本在“（附条）”二字及批语二十八字之后，还有周汝昌手笔“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

图 4 美国国会图书馆 1950 年摄制缩微胶卷之“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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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吴佩林：《甲戌本〈石头记〉首页：胡适撕去了谁的印章》，《济南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2 期，第 4 页。 在周氏录副本“凡例”页正上方，今存周汝昌注记：“括弧表原本误字，下仿此。 玉言识于成都，壬辰初秋。 亦表别体，以存原本之真。 又识。 ”对照录副本上的文字，确如周汝昌所注，如点睛（晴）、簿籍（薄藉）。

②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红楼梦学刊》 2015 年第 4 辑，第 46 页。

③ 己卯本书前有陶洙己丑（ 1949 ）所写“题记”，详细介绍其抄补批语情况，云：“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砂笔依样过录。……（补抄甲戌本）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与庚本同者，以 ○ 为别；遇有字数过多无隙可写者，则另纸照录，附装于前，以清眉目。 ”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第 1 页。

④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红楼梦学刊》 2016 年第 3 辑，第 15～16 页。

⑤ 项旋：《〈红楼梦〉程高本纸厂印记考辨》，《红楼梦学刊》 2015 年第 6 辑，第 30 页。

而据考订，周氏录副本上所加括弧之处，应为周汝昌于壬辰秋（1952）任教成都时所作。 ① 录副本此处“（附条）”字样，当可循此例。因此周氏十字批注时间应在 1952 年秋季—— — 但这已是录副完工之后的第四个秋天了。

那么记忆力和眼力都在衰退的周汝昌，凭何判定“此后人笔墨”且“不必存”呢？要知道，几年前撰写《新证》，周氏定性为“脂本附条评语”并因此生发一段本事索隐的，态度为何如此遽然转变？不免令人猜想，也许因为其知情。正如沈治钧持论的： “我们很难设想，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红学新秀（1948 年还是个燕京大学外语系本科生）周汝昌能够看出来‘此后人批（笔墨）不必存’，而资深红学家俞平伯（1931 年是已出版过《红楼梦辨》的清华大学国文系讲师）竟看不出来。”②因此，周氏批曰“此后人笔墨”，必有所依据或知根知底。

更为吊诡的是，周氏录副本上此处“（附条）”二字样和批语“予若……”二十八字皆系周祜昌抄写的，可是陶洙蓝笔补抄之己卯本上，却不见“（附条）”二字。由此可证，陶洙所见甲戌本，仅有批语二十八字而无“（附条）”二字，即应为胡适原藏甲戌本原件。故此，陶洙所借甲戌本恐非周氏录副本，而是胡适藏甲戌本原本。

或问，既然陶洙补抄甲戌本眉批来自甲戌本原本，而原本“附条”迟至 1950 年拍摄缩微胶卷时尚存，那么陶洙为何不加“附条”之类贴条？要之，陶洙从董康手接收己卯本之后，重新进行了装裱，也曾以双色笔补抄脂批并写了题记，明确指出是在无处可抄时才加以另纸。③而不论是甲戌本还是己卯本，此处天头尚空，足以抄下“予若……”二十八字眉批，无需另加一纸补抄。

退一步说，如“附条”二十八字果真为晚清藏家所为，何须另加一纸抄写？试看刘铨福在甲戌本上四则题跋，均在原本上直书，并不用另纸附益。所以，项旋认为甲戌本附条“为刘铨福所书的可能性较大”④，恐非事实。仅从项文所举五例字来看，唯有“能”、 “翁”两字类似，其余“此”、 “也”、 “不”三

字迥然有别，尤其是从运笔、笔锋和末笔笔势来看，不啻于南辕北辙。

不过，鉴定笔迹或印章问题确是很专业的学问，一般学者较难掌握，也易致误。项旋曾认为台湾东海大学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晖阁藏板《易研》卷三“上经”二十七叶天头有“万茂魁记”圆形印记及“本厂扇料”朱印，同于中国书店藏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九回五叶天头之“万茂魁记”、 “本厂扇料”印记，由此认定两者刷印用纸来源一致，即程甲本刷印用纸亦如《易研》一样， “（产地）极有可能在江西、安徽一带”⑤。其实，该本《易研》印文作“芳茂魁记”，而非“万茂魁记”。一字相差，谬之远矣。

其实，与其说甲戌本原件“附条”笔迹与刘铨福的“非常相近”，倒不如说更类于俞平伯手迹。仅以甲戌本书后俞氏 1931 年 6 月 19 日“阅后记”题跋手稿来看， “若”、 “辶”、 “的”、 “又（友）”、 “亦”、“于”、 “此”、 “矣”、 “至”、 “似（以）”、 “之”、 “也”等十余字，两者在运笔笔势和字形结构上较近似，特别是“若”、 “于”、 “亦”、 “矣”等字较像。即便如此，笔者亦不认为原本“附条”即俞平伯手书，盖因俞氏不可能先在 1931 年制作贴条，然后在《辑评》1954 版收录而 1963 年版又删去也。职是之故，推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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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祜昌手稿相关字体来源于《我与胡适先生》书前彩图（第 30 页）和书内插图（第 91 页）（漓江出版社， 2005 年）。

图 5 左图：中国书店藏程甲本第九十九回钤印“万”茂魁记；右图：《易研》卷三“上经”钤印“芳”茂魁记条”制作者或刻意模仿俞氏手笔。

而与周祜昌手抄字迹相比， “附条”上的字体如“予（预）”、 “若”、 “至（到）”、 “遇（过）”、 “又（友）”、 “矣”、 “如”、 “之”、 “也”等 ① ，亦尤其类似，特别是“予（预）”、 “若”、 “也”字，几乎同一手笔。

此外，甲戌本书后刘铨福题跋均用语古雅，而“附条”二十八字措辞半白半文，亦可见“附条”文字非出于刘铨福手笔，也不可能是更早藏家所为。正如梁归智早期的判断：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

图 6 左图：俞平伯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右图：周氏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中间为“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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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归智：《庚寅本〈石头记〉的发现与研究》， http ： //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9bs1.html ，发表时间： 2012 年10 月 13 日，登录时间： 2016 年 5 月 26 日。

② “五四”之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育界名声较大。 有些人提及他时，便常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一书收录《文摊秘诀十条》一文，其中第二条云：“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初刊于 1933 年 3 月 20 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鲁迅与胡适交恶，顺便在此调侃，虽无特别用心，但也反映出当时学界某种浮夸和“傍大款”之风。

③ 关于罗尔纲 1934 年左右曾经手甲戌本《石头记》的记载，见于魏绍昌《亚东本〈红楼梦〉摭谈》一文脚注，云：“据汪原放说，胡适曾要罗尔纲（罗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北平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罗尔纲先生请教。”参见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34 页。

④ 参见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 — 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海角红楼—— — 梅节红学文存》，第 392 页。 陈梦家、张伯驹曾从周氏之手借阅胡适甲戌本原本之说，为梅节首倡，然该文却未披露具体信源。 笔者近日驰函请教，梅老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在电话中告知：“这一信息是当年燕京大学同窗告知的，即将写文追述此事。 ”

⑤ 参见苗怀明：《风起红楼》，中华书局， 2006 年，第 162 页。

⑥ 提请读者注意另一旁证，即周氏致函胡适也用“这样的……这样的……”程式化语言，比如 1948 年 10 月 23 日周氏致函胡适，即有“我有了先生这样的师友，又有这样（的）知己弟兄”云云。 此封信中，周汝昌向胡适介绍周祜昌困顿经历，并向胡适极力举荐周祜昌《抄后记》，其用意可与甲戌本“附条”命意对看。

⑦ 设若周氏录副本“附条”与缩微本“附条”字迹相一致，则可判定必系周家人所为。 因为同时可接手甲戌本及周氏录副本者，必属周家人。 而细观周氏副本上，已有三人手迹：周氏昆仲抄写并作题跋，而封面则为其父周景颐（号幼章）题签。据称，周景颐笔致敷畅遒利，“书法的名气不小……功底是欧楷，笔墨扎实之极，然后习行书，则认上了东坡。 ……他最晚期的字是学赵子昂的《织图诗》草书墨迹，只是喜其草法简古……”（参见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第 7 页）老人似乎更契合缩微本“附条”字体圆熟的风格。另据周伦玲透露，周氏录副本上“附条”笔迹不像周氏昆仲平时写字的风格；而梁归智看到录副本“附条”照片后，亦表示其上字“尽量模仿原抄本”，但认为非“写”附条而是“抄”附条。

朋友’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有清末民初的白话风格。”①况且， “附条”既有大白话“这样的朋友”，便令人遐想鲁迅 1933 年对于“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调侃 ② ， “附条”用语大有刻意迎合胡适白话文主张，意在向胡适“表忠心”。因此，甲戌本“附条”文字不经意间流露出白话文运动的流风余韵，必然是俗语“我的朋友”流行之际，即 1933 年左右篡作的。而胡适 1927 年购藏甲戌本之后，先后有俞平伯、浦江清、罗尔纲 ③ 、周氏昆仲、王际真等过手，且暂时仍不能排除陶洙（心如）、陈梦家也可能借阅 ④ ，似乎每一人都有嫌疑。

在此不妨进一步推测一二。还在 1948 年 7 月 22 日，周汝昌写下《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于三日后寄送胡适， “请求指正，并设法介绍他报刊登”。对此，胡适并未应承，还浇了一盆冷水。他在周氏来信手稿中关于“白话文”主张的一整页“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并在次月 7 日的回信中批道：“你的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净洁……”⑤

查周氏手稿，在胡适打叉一页上，原来有“雪芹作书于乾隆初年，只是自抒怀抱，应无预计务入后世《白话文学史》之心，其行文本多文白相杂……”等语，对胡适大著《白话文学史》极尽讽刺之能事。师徒交谊从此不谐，遂成为一段红学史上的学术公案。又，1948 年 9 月 19 日周氏回函，称“我的文章写不到好处，是实在的，但自幼写文言确比白话来得习惯些”云云。亦可见，周氏自幼擅长的是文言，后来偏爱的是“行文多文白相杂”。此与“附条”措辞文白相间，既有文言“予若”又有白话“这样的朋友”等表述，可谓暗通款曲。 ⑥

职是之故， “附条”制作者似乎已呼之欲出，但现有资料仍不足以遽断，亟待周家公布录副本此处照片，以资证伪或证实。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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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红楼梦学刊》 2015 年第 4 辑，第 48 页。

② 上海博物馆现存甲戌本曾留下多人题跋，对此“雪鸿之迹”现象，不妨名之曰“后人附骥”。 对于不同人在甲戌本上的题跋，胡适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引人深思。 关于胡适、周氏交往关系抉微之作，前有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 — 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篇，为扛鼎之作；近有吴佩林承其余绪，又有拓展，可参见吴氏《甲戌本〈石头记〉首页：胡适撕去了谁的印章》一文。 吴文依据录副本首叶并无胡适两方印章而推测：周氏过录前，甲戌本仅被撕去一角较早藏家的印章；及至周氏过录时，周汝昌擅自在原本首叶右下钤上两方“顨父”章，并在第一本后题写跋语。 胡适发现后，便亲自撕去甲戌本首叶此处带有周氏印章之“一块纸”，而在文中隐约交代撕去的是“最后收藏人的印章”。 据查，美国缩微本此叶状况同于影印本面貌，即有补字和“胡适之”章。 因此，此处字纸如确为胡适二次撕去，则可能是 1948年 12 月周氏还书至 1950 年 4 月拍摄缩微本这一段时间内所为。

③ 本文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之细节核实工作，由正在美国访学的项旋博士代劳并私信告知，特此致谢。

四、胡适因故撕掉甲戌本“附条”

迟至 1950 年 3 月，甲戌本原件上还存在“附条”，那么“附条”又因何而不复存在呢？对此问题，正反双方各执一端。沈治钧认为，录副本“附条”文字应为当代人伪造。他分析，俞平伯终其一生也没有亲眼看到过甲戌本附条，所以 1954 版《辑评》误录了陶洙补抄的这条批语，而在 1963 年修订时，又依据甲戌影印本删去， “这证明该附条产生于 1931 年 6 月之后，即 1948 年夏季及此后的秋冬之际”。 ① 细思起来，这或许暗指“附条”为周氏昆仲伪造。

而梁归智、周文业等认为， “附条”很早就出现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较早藏书者粘贴。近日，周文业又发网文论述， “甲戌本上贴附条者就是撕去一角上盖图章者”—— — 即认为“附条”是甲戌本最早的藏家贴上去的，就是凡例首叶首行被撕掉的印章所有者云云。

其实，欲追究甲戌本“附条”因何不复存在，还与“附条”制作者何许人密不可分，这可从胡适的态度上看出来。既然周氏可以在录副本工作几年之后批注“此后人笔墨不必存”，那么胡适想必也能看出“附条”问题而有所反应。

实际上，胡适在推出台湾影印本的时候，已出于某种顾虑而对影印本做了一定限度的芟荑、修补工作。将台湾影印本与美国缩微本相互对比，似乎可大致推知胡适在处理“附骥现象”②时的纠结心理。因笔者暂未核验甲戌本缩微胶卷的全部细节 ③ ，暂以已核实的几个关键问题举例分析。

首先，台湾影印本已据他本对大幅残缺叶予以增补，而美国缩微本一如原样残缺。据胡适介绍，甲戌本到手时仅存十六回，每四回装订一册。因此，第四回末叶就是第一本的封底，胡适入藏时就已磨损半叶，第四回正文末缺损一面。查美国缩微本，此叶却依然保留残缺状，可证至少在 1950 年拍摄缩微本时，胡适未作补阙工作。但在 1961 年台湾影印本上，此处已有九十五字补抄： “事，自有他掌管……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消了。”补抄之后低两格，有三行墨笔文字说明：

此叶下半叶“事”字起原残缺，胡适依庚辰本脂砚斋重评本补钞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补一“闹”字。

查己卯本，此处并不残缺，但是胡适一直没机会亲眼见到；而己卯本首次出版影印本，也是在胡适 1962 年 2 月去世以后。而庚辰影印本首次出版的时间是1955 年，正是胡适在世之时，不过直到1957 年胡适才得以见到，1959 年才获赠一部。 ① 因此，台湾于 1961 年影印甲戌本时，胡适据以补抄，无甚不合历史之处。但诡异的是，此处明确说“胡适”补抄云云，但落款却无胡适之印章。这与胡适在甲戌本上补添文字必加印章的一贯风格大为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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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 368 页。 1959 年 11 月 11 日，胡适函《与王梦欧书》云：“承先生送我一部《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分感谢。 ……前年（ 1957 ）我在林语堂先生家中看见这部影印本，就想托人买一部，但至今还没有买。 ”

② 胡适援引涉红资料，曾不止一次涉嫌移花接木。 譬如，关于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手稿初稿中所引程伟元序，出现“石头记”等诸多异文疑案，俞平伯在 1952 年初版《红楼梦研究》中曾疑惑不解地称， 1927 年亚东重排本程伟元序内也作《石头记》，“就是胡适的《考证》引程序，亦是这样的文字，不知是什么原故”。 直到三十年后，这宗胡适引文迷案才揭开真面目，原来胡适引文并非迻自萃文书屋原本《红楼梦》，而是来自光绪间《增评补图大观琐录》。 参见陈传坤：《〈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 — 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文学与文化》 2014 年第 3 期，第 6 页。再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描述的“戚本”，与现存四种版本“戚本”相比，在夹评回目、总评回目、抄手情况等三方面都有出入，因此有论者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胡适所指‘戚本’绝对不是现存戚本”。 参见王雨容：《胡适所指“戚本”究竟为何版本》，《红楼梦学刊》 2015 年第 6 辑，第 44 页。其实，不仅在涉红资料上，胡适在史料性自传中也有故意鱼目混珠之嫌。 《胡适自述》一书，乃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亦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作，但几年前陈丹晨先生撰文称，“我的母亲的订婚”这一章节的某些情节，应该袭自《聊斋·邵九娘》。 参见陈丹晨：《〈胡适自述〉中的小说》，《新民晚报》 2014年 5 月 19 日。 该文指出：“首先是胡适自己也承认写这章时，采用了小说写法，而且颇为得意。 ”

经查，原来台湾影印本此处补抄，确非胡适亲为，应为某人代笔。胡适档案馆藏周叔厚致函胡适云： “……又第六十二页背面，补抄九十五字，惜非先生亲笔，殊觉减色不少，亦未注明何人奉命代抄。他年考据家或将为此九十五字墨迹，大费考察了。”对此，目前尚不知出自谁人手笔，亦不知胡适如何作答。

可以说，在处理甲戌影印本补抄文字之时，胡适让人代笔而不做说明，似有鱼目混珠之嫌疑；而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方式，亦与处理“附条”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或佐证，甲戌影印本未尽依原貌，虽有“胡适”白纸黑字为证，也未可轻信。 ②其次，美国缩微本与台湾影印本上呈现出来的题跋差异很大。比如，刘铨福、胡适、俞平伯、周汝

图 7 周叔厚致函胡适，论及代笔补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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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氏此章“顨父”，还出现在周氏甲戌录副本前题诗《君度录雪芹真书成，题卷首二律句》首行下“雁黼”署名旁。“父”，同“甫”。 “顨”，乃“巽”字篆书变体，据《周易·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周氏似谓坎坷人生中遇见大人（胡适）。 又，巽，从二巳、从共，本义（一起）辅助、（合共）翼辅之意，周氏似暗指昆仲联袂共襄录副本盛举；又与“雁黼”之“雁”字含义相契合。

② 参见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第 120 页。

③ 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 328 页。 宋广波认为，因为甲戌本胡适最前一条“题记”写在刘铨福同叶，所以没有删去。 笔者认为，当时影印本确有局部删去技术，如胡适果真想删除殆尽，自然可以删去自己的全部痕迹，所以甲戌本撕去“附条”后仍残留“予若”二字，但已在影印本上彻底清理。 此条胡适题记仍影印出来，或是胡适故意留存，以示自己经手之痕也。

④ 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 416 页。

⑤ 宋广波编：《胡适批红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480 页。

⑥ 据核实，美国缩微本上，青士、椿余、刘铨福三人题跋及叶眉上胡适之一条批注均无存，即缩微本上胡适之四条题跋，删去了一条，仅留存三条。 此留存问题，项旋认为“扫描时漏掉的可能性大”，而周氏“谨识”完全可以不扫描，结果却扫描了，“说明（遗漏俞氏题跋）不是故意的”。

昌等都在甲戌本原件上写下长短不一的题跋或批注，在摄制缩微胶卷和制作影印本时，诸人题跋的去留问题似乎曾困扰着胡适。众所周知，1948 年夏，周汝昌在“先斩后奏”过录副本之时，曾在甲戌本上述残缺叶之后题写两行三十余字“谨识”，并钤“顨父”阳文方章 ① ，云： “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顨父），卅七、十、廿四。”周氏在原本上写下这条“谨识”，无疑是想为自己的录副本留下一个“户籍证明”。回想当初师徒交往亲密之时，周汝昌曾将偷录甲戌本之事向胡适坦白，胡适并无不悦表示，爽口答应给录副本写一个题记。但世事难料，战乱之际，周氏录完副本后将甲戌本原本“完璧归赵”之时，却未得见胡适一面。②尔后，胡适携带甲戌本和父亲遗稿飞赴海外，给周氏录副本写题跋之承诺就此落空。

1961 年制作台湾影印本时，胡适将第一册末周氏“谨识”一页、全书后俞平伯“阅后记”一页、书末另纸三条胡适题跋等一起删去；但是，保留了全书后刘铨福跋语四则及胡适题记一条。 ③ 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并无不当。因为胡适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目”揭开给世人看，要把他入藏以后的题跋等一概删去，正如他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中所称： “……我才决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间爱好《红楼梦》与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可以欣赏这个最古写本的真面目。”④其未刊稿《附：校勘小记》一文亦曰： “此本是一个很工整的钞本……我的意思是要保存这个甲戌本的原样子。”⑤可是很难想象，在 1950 年缩微本上，不但存有胡适之题跋，而且存有周汝昌“谨识”一叶，可是刘铨福四则跋语和俞平伯“阅后记”却无踪影了。 ⑥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如果周氏和俞氏题跋一起删去，可以说明是胡适为了保存甲戌本入藏之时的原貌而为；如果两者全部保留，也可说明胡适对两位经手人一视同仁；甚至说，仅仅保留俞氏跋语，也符合情理，因为俞氏题跋毕竟还是“胡适先生命为跋语”，而周氏跋语却是“先斩后奏”。但胡适却反其道而行之，保留了不该保留的，而删去了应该保留的。

那么，胡适如此做法，究竟是何微妙心理？其实不难推求。俞氏虽然是“命题作文”，但在行文中对甲戌本评价甚低，竟然称“然此书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并举证三端论述之，甚至以怀疑的口吻反问道： “岂亦脂斋手笔乎？”俞氏这一答卷，自然大出胡适意料，与胡适当初命其题跋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 ① 故此，在拍摄胶卷时，胡适特意删去不存。

而反观周氏“谨识”，客观叙述，并无甚褒贬色彩，留下来传扬四海则可以赢得“提携后生”、 “未尝自秘”之类美誉。 ② 总而言之，此亦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这一点也许是那些推重胡适人品、学品之“胡迷”所不愿看到的。

总之，以上有悖事理人情之做法，如果联系上述甲戌本“附条”问题，似乎也可以解释了。胡适在看出“附条”贴条之后，应该明白制作者的身份和意图。制作者并没有在甲戌本原本上涂鸦，而是用一纸随时可去可留而又不毁坏原本之贴条—— — 如此示好之“附骥”，博君一粲， “我的朋友胡适之”谅必不会太计较罢？果然，胡适悄无声息地从甲戌本上撕去。此微妙心理正如请人代笔补抄半叶而借用胡适之名一样，大概出于某种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这正如沈治钧的推论， “胡适把它给撕扯掉了，理固宜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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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汝昌曾对俞平伯在甲戌本后的题跋表示极其不满。 1948 年 9 月 19 日周氏致函胡适有云：“先生平心而论，俞跋

见地，比我如何？ 俞跋文字，比我如何？ 他的表面篇幅虽小，但也并非简练精采，若再论文字，不但先生的严刻批评下，交代

不下去，就是拿到作文班上，教员也不能‘文不加点’。 请先生恕我放肆，唐突先进。 ”

② 回顾起来，胡适身上的光环和与学人交好的口碑，确实在学界人人称道。 胡适自说缩微本一共三套，分别曾送王际

真、林语堂和哥大图书馆各一套；但根据制作清单，应该总计拍摄五套，至于各在何处，待考。

③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第 48 页。

原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与文化》季刊，201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