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理当拒绝假货。所谓《赠周汝昌》“谁知历史有曹宣”一诗的作者是聂绀弩，所谓顾随《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一词的标题是“再题玉言新证”，这都是未见可靠凭据的，因而是难以采信的。天津王超现藏《石头记》抄本，它的祖本是否“乾隆庚寅年抄本”，它的原件是否“清代抄本”，目前均应存疑。
关键词：聂绀弩；顾随；石头记；抄本；红学
“假作真时真亦假”——曹雪芹开宗明义，在《红楼梦》里早就揭示了“真”与“假”的辨证关系。学术的终极目的在于求真，红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所以理当拒绝假货。这没什么可争论的，我相信读者都会同意。
然而，偏偏在红学领域就充斥了假冒伪劣的东西，如清人徐述夔所颓然感慨的：“文士既多赝鼎，佳人亦有虚名。”（《五色石》卷六）令人好不沮丧。说实在的，情形比较复杂，譬如你认为这是假货，没准儿旁人竟觉得那是真品。近得三例，简单聊聊。
（一）关于“聂绀弩赠诗”案
《聂绀弩全集》第五卷及《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收了一首七言绝句，题为《赠周汝昌》，诗云：“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出《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据我所知，该诗的原始出处是周汝昌的回忆文章，如《忆聂绀老》等，但措辞有异，“出”一作“著”，“曹宣”一作“曹寅”，且原无诗题。种种迹象显示，该诗未必出诸聂绀弩之手。因此，我曾作《“聂绀弩赠诗”发疑》，刊载于《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辑，后收入拙著《红楼七宗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读者可参看，此处不赘述。
拙说获得了学界一些师友的首肯，自然也有不赞成的。如近日读到一个熟人“纪念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宏论，该文对周氏多所讴歌赞颂。其中提及《红楼梦新证》猜测寅弟子猷名曹宣一事，说：“对此成果，聂绀弩作为周汝昌的领导写诗赞曰：‘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总的来说，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还是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的。”1显而易见，该文即认为，“谁知历史有曹宣”云云确乎是聂绀弩的诗作。该文作者我是熟识的，时常碰面，谈话也还投机。没有料到，拙文和拙著就连这样一个身边的学友也没能说服。对此，本人着实羞愧不已。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不幸出现了严重偏差。莫非所谓聂绀弩《赠周汝昌》竟是货真价实的红学史料？这我就不明白了。果真如此的话，当年聂绀弩为何要矢口否认自己是该诗的作者？周汝昌又为何要说“这首诗，不知何自而来”？又是一笔红学糊涂账。
至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对于聂绀弩而言或许如此（这须假设《赠周汝昌》不伪），但对于文中提到的“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王利器、周绍良、方管（舒芜），就未必然了。我只见过王、周、方三公“坏处说坏”（如王说《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等），没见过他们“好处说好”。另外，“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这是李太白的诗句，题《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名家名篇也。该文拈出“一生傲岸苦不谐”（改“岸”为“然”）来颂扬兼叹惋《新证》作者，我觉得不一定妥帖。当然，这不涉及史料真假问题，不妨见仁见智，各持己见。
（二）关于《木兰花慢》疑案
中华书局已重印《新证》增订本，众多学人所指摘的各类谬误，基本上一仍其旧。那首《题松堂琵琶行传奇》（唾壶崩剥慨当慷），那阕《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出自“佚名”或“周氏”《爽秋楼歌句》），也一仍其旧。这不足为奇。近读周伦玲一文，庆祝《新证》又一次重印。其中有云：“《新证》问世后，父亲的师友朋侪，远方读者，邮札惠投，策励鼓舞，奖饰叠加，期许特重。他的恩师顾随先生在《再题玉言新证·木兰花慢》的下半阕中写道：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2我读时唬了一大跳——原来此阕《木兰花慢》的标题竟是“再题玉言新证”！这么明明白白，这么清清楚楚，早知如此，周汝昌何至于长期误会该词是《恭王府考》的“题词”？顾之京何至于误解该词乃兼赞《红楼》与《新证》的？我又何至于连篇累牍考辨顾随填制该词的本意？梅节、杨启樵、胥惠民等诸公又何至于赞同拙见？
很遗憾，此前周汝昌没能及时公布“再题玉言新证”这个标题，留下了一个疑团；如今周伦玲也没有及时透露这个“再题玉言新证”标题的原始出处，以致来历不明，疑团依然是个疑团。一般而言，词的标题当缀于词牌之下，如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张可久《木兰花慢·得会稽友人书》、纳兰性德《南乡子·为亡妇题照》、顾随《鹧鸪天·赠屏兄》、郭沫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自古及今，未见例外。眼下周文所录“《再题玉言新证·木兰花慢》”竟然是次序颠倒的，叫人莫名其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拙文《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原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等系列论文有所剖析，现在也已收入《红楼七宗案》，劳驾感兴趣的读者费神参考，这里也不重复了。
作为学术史料，来历是个关键性的要素，乃至第一位的要素。若来历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何以取信于读者？我希望，相关当事人能够把“谁知历史有曹宣”一诗，把“《再题玉言新证·木兰花慢》”这个标题的来历交代清楚。这是对聂绀弩和顾随负责，是对读者负责，是对学术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倘若发现来历切实可靠，真实可信，我会愉快地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否则的话，读者诸君是否愿意采信，那就值得慎重考虑了。
我读过《西游记》，特别喜欢真假美猴王的章节。古今中外，类似的故事不少，有真假李逵，也有真假太子，还有真假公主……但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红学界总是搬演这类荒诞的闹剧。学术的终极目的是求真，假的东西只会扰乱我们的视线，误导我们的判断，实有百害而无一利。近见蔡义江有云：“俞老是一位淳厚的学者，在对红学具体问题上的某些看法，虽与拙见有不同，但对其言行诚信，我丝毫也不怀疑。‘二吴一周’，或容易受惑，或惯于惑人，故所述只作参考。”3梅节则将新索隐派定名为“龙门派”，多所揭露抨击。4我以为，这都是知人论世的灼见，故完全赞同。如果谁觉得蔡说是成见，梅说是偏见，意欲推而翻之，那就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例如把“谁知历史有曹宣”一诗和“《再题玉言新证·木兰花慢》”一题的来历说说清楚。我热切期待了解到，这两例都是“真红学”，而非“假红学”。
（三）关于天津王超现藏《石头记》抄本
近读梁归智一文，称天津现身了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作者断言：“这是一个清代抄本，其祖本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又说：“此抄本的学术价值非常高，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由于这个抄本的出现，红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将迎刃而解。”还说：“脂批石头记庚寅抄本的发现，是红学史上又一个重要的事件，对《红楼梦》研究与红学的深入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5在撰写此文之前，作者是否目验了该抄本的原件，未予说明。关于纸张与墨色，也缺乏必要的交代，仅称“纸张泛黄”，另“据王超先生介绍”，转述“为清代中后期竹纸（尚须深入研究）”。倘然仅凭一个“复印本”便遽下断语，这便让人难以放心了。
“卖书人为江泽之子”。按江泽（1925—2011）本名赵丕绩，天津市人，生前居河西区，1948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曾任《响导报》及《天津画报》编辑，离休前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他是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和版画家协会会员，有《耕耘拾穗——江泽版画作品集》行世。江泽是个读书人，曾为屈原《离骚》、《九歌》和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等古诗配画数十幅，可窥学养。6奇怪的是，他对自己所藏的这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文献价值竟好像全不知情。生前绝口未提，起码是没让学界知晓，以致身后由他的儿子给贱卖掉了——似乎连儿子也没告诉。《红楼梦》抄本的新发现，这会引发怎样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远的不讲，只看2000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身“北师大本”、2006年夏上海拍卖会现身“卞藏本”，当时新闻媒体如何纷纷追踪报道，以至举世哗然，舆论鼎沸，情况便可明朗。天津不是个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江泽也不是个靖应鹍那样的大老粗，怎么会始终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当然，目前也不晓得，江泽的这个藏本获自何时何地之何人，亦无题跋印信（仅钤王超藏书章），来历欠明。
“江泽之子”具体身份不详，据常情推断，眼下他的年龄应在六十岁上下。如果说江泽年事已高，神志不清，把自己所藏的这部“清代抄本”给忽略掉了（此种可能性不大），那么他的公子作为遗产继承人当不至于如此颟顸。7无须唱高调，《红楼梦》的“清代抄本”可以卖大钱，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根本不需要懂得红学，只须生活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即可。假设“江泽之子”自己不清楚（因父亲秘而不宣），他的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事等也会提醒他的。然而，他却在父亲去世仅一个月的时候，匆匆忙忙以低得离奇的价格把这个本子（含剩馀抄书纸一百五十多张，总值不超过一万六千元）贱卖给了古玩市场。这是为什么？幸而他还知道那是部古籍，没当废纸给焚烧掉。作为第二卖主（假设存在的话），天津的古玩市场老板也不识货，居然一万六千元就给出让了。或许并无第二卖主，那就是“江泽之子”亲自在地摊上直接给处理掉的。在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还发生此等事体，着实蹊跷。
买主叫王超——“1979年12月出生，为自由职业者”；“王超购买了抄本和剩馀抄书纸，共付费16000元”，时间和地点是“2011年5月份在天津市沈阳道古玩市场”。看样子，年轻（32岁）的买主王超好像挺识货的，遂捡了个大漏。然而，“王树栋”（昵称“锦辉hj”，姑且假设此即王超）却于今年（即2012年）6月12日在孔夫子拍卖网上以一百元为起拍价拍卖该抄本原件，最小加价幅度为十元。该拍卖项目已于三天后的6月15日终止，结果是未成交（无人出价）。对照卞藏本（拍卖成交价为十八万元）的境遇，这实在不能不说相当古怪。在买主兼卖主王超的心目中，难道这部《石头记》“清代抄本”（篇幅比卞藏本还多出了三回）只值区区一百元吗？那么他究竟是以多少钱购得的？“江泽之子”又是以多少钱卖掉的？梁文转述的王超证言可信吗？
目前在网上可以见到该抄本书影近二十帧，其中第一至十回的目录页有两帧，第三回的回目是“贾雨村补授应天府，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两帧书影中，一帧无拍摄时间，其上有“荣国”二字；另一帧的拍摄时间是“2010/1/1，12：00”（此与梁文所述交易时间矛盾），其上无“荣国”二字。同样一页纸，怎么会拍摄出文字内容明显不同的两样书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在挂到孔夫子拍卖网上拍卖的当天，这个“锦辉hj”（王树栋）留言道：
各位书友好：清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已由本人通过高成本将其原色原貌影印完成，现每部售价680元，如有意者可与本人消息联系。另本场拍品图片系本书原书书影，请大家不要误会，在此声明。8
该抄本原件只拍卖一百元，它的影印件却“售价680元”，简直像在开玩笑。若拍卖的是复印件，理应据实申明。黑白复印件与彩色影印件有何本质差异？为何不索性拍卖较为昂贵的“原色原貌”影印件？凭借个人力量“通过高成本将其原色原貌影印完成”，现藏主的相关能力非同一般。关于天津的这个本子，今年学界早有传闻，因未见原本，复制件及网上书影疑窦甚多，故谁也没有当回事。时下《文汇报》上有文坚称“此抄本的学术价值非常高”，是“又一次重大发现”，这自然会引起注意。
早期《石头记》抄本上有两大批家的批语，一个是脂砚斋，另一个是畸笏叟。一般认为，这是身份不同的两个人。除了署名以外，两家各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脂批署“己卯冬夜”或“己卯冬”，畸批则署“壬午季春”、“壬午春”、“壬午孟夏”、“壬午夏”、“壬午九月”、“丁亥春”及“丁亥夏”等。兹举“丁亥春”的例子如下：
（1）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甲戌本第一回朱笔行侧批）
（2）自政老生日用降旨截住。……余曰万不能有此机括，有此笔力，恨不得面问果否。叹叹。丁亥春，畸笏叟。（庚辰本十六回朱笔眉批）
（3）纸团送迭，系应童生秘诀，黛卿自何处学得？一笑。丁亥春。（庚辰本十七至十八回朱笔眉批）
（4）“花解语”一段，乃袭卿满心满意将玉兄为终身得靠，千妥万当，故有是。余阅至此，余为袭卿一叹。丁亥春，畸笏叟。（庚辰本十九回朱笔眉批）
（5）“玉生言”是要与“小恙梨香院”对看，愈觉生动活泼。且前以黛玉，后以宝钗，特犯不犯，好看煞。丁亥春，畸笏叟。（同上）
其中（1）和（3）两条批语仅署时间“丁亥春”，无署名，但通过（2）、（4）和（5）三条批语的署名，可推知这五条都是畸笏叟的批语。多少年来，这已属红学常识。
然而，天津王超现藏本所透露的信息有所不同。也是在甲戌本第一回大致相应的位置，王藏本上有一条朱笔行侧批云：
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脂砚。
对照前引（1）甲戌本上的那条批语，可知王藏本在“丁亥春”下面多出了“脂砚”二字署名，从而表明这是一条脂砚斋的批语。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脂砚斋是什么时候去世的？脂砚斋是男的还是女的？脂砚斋与畸笏叟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两个人？这都是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王藏本给出的答案是，脂砚斋即畸笏叟，脂砚斋“丁亥春”尚健在。推而言之，由于“丁亥夏”还有署名畸笏叟的二十多条批语，那么脂砚斋便活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丁亥夏。
已佚的靖藏本二十二回残存的批语有云：“前批知者聊聊（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9一般认为，这是畸笏叟（自称“朽物”、“老朽”及“老人”乃其特征）的批语，它表明“脂砚”其人至“丁亥夏”已然故去，现仅存“朽物一枚”。如果说靖藏本不可靠，那么庚辰本同回亦云：“前批书者聊聊（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朱笔眉批）可见“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并无疑义，而此“朽物”不是脂砚斋，而是畸笏叟。显然，王藏本于此直接否定了靖藏本。不仅如此，就“丁亥春，脂砚”（显非笔误）字样而言，它也否定（而非补充）了甲戌本与庚辰本。倘然王藏本是真的和对的，那么甲戌、庚辰、靖藏诸本就都是假的——起码都是错的。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同小可。关键在于，王藏本上的批语可靠吗？王藏本本身可靠吗？它果真是个“清代抄本”吗？王藏本将甲戌、庚辰、蒙府、戚序、甲辰等诸本的文献特征混合杂糅在一起，还要标明“乾隆庚寅秋日”（第六回装订线外）、“庚寅春日抄鹤轩先生所本”（第八回装订线外）等字样，这是相当费解的。
王藏本第一回上还有一条格外怪异的批语，也值得单独提出来说说。就在去年夏天，梅节发表了一篇在红学界引起轰动的考据文章，涉及该批语。梅文明确指出：
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周汝昌在围城期间与陶共笔砚同校书，后来在一篇小文曾谈到陶洙治学“态度不够谨严”，在周氏录副的甲戌本上“加字，甚至描改”…… 周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可惜他没触及甲戌本所受到的糟蹋。10
梅文所引己卯本上的那条批语，不见于己卯本之外的任何一个《红楼梦》抄本，包括胡适所购藏的甲戌本原件（今所见影印本均如此）。然而，它是否见于周氏兄弟甲戌录副本，则不得而知。梅节呼吁影印公布该甲戌录副本，以便查清陶洙（1878—1959）在甲戌本原件上所动的手脚，可惜至今未见回应。11因此，目前我们只能保守估计，“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云云，最初仅见于董康原藏己卯本（现藏国家图书馆部分），而它有可能只是近人陶洙涂抹在上面的一条批语——这一点，须待查证周氏甲戌录副本后方可确定。
有趣的是，今王藏本上竟有该批，异文仅一字之差，即“亦不至于”作“也不至于”。陶洙曾在“己丑人日”（即1949年2月4日）于己卯本卷首题记云：“甲戌残本只十六回……胡适之君藏，周汝昌君钞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12既然“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云云在己卯本上是“蓝笔眉批”，那么它就应当不是己卯本上原有的文字，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影印本已修去。至2003年10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刊行仿真影印本，陶洙的这些蓝笔字迹始得广为人知。因此，王藏本该批到底录于何时何处，以及究系何人所为，这还有待于深入调查。周氏兄弟甲戌录副本上是否已存该批，王藏本是否与周氏兄弟有关，是否与陶洙有关，均应关注。在此，我也呼吁，尽快影印公布周氏兄弟甲戌录副本，以便查明相关事实真相。若依王藏本所示，己卯本上的这条“蓝笔眉批”就成了“乾隆庚寅”时的产物，这无论如何都是超出了已往的红学常识的。
对于已往的红学常识，王藏本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力。当下忽得《文汇报》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它的真伪才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事实上，所有的《红楼梦》抄本都在接受真伪这个层面的学术检验。即如靖藏本与卞藏本，相关争论至今仍在持续。这两年我集中考察苕溪渔隐范锴的《痴人说梦》，主要的着眼点也在于脂系抄本究竟是不是真的。毋庸讳言，对于新近现身的《红楼梦》抄本，学界审视的目光自会更加谨慎严苛。这是由于，眼下拜金主义空前盛行，伪觚赝鼎泛滥成灾，文物鉴定信誉欠佳，专家学者心浮气躁。在此种极易产生假货的社会大环境中，率然判定一个“新出现”的《红楼梦》抄本是个“清代抄本”，是个“重大发现”……这恐怕没有多少益处。脂本造假说固然是错误的，但盲目迷信一切带有脂本色彩的抄本，不是具体情形具体分析，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前些年在讨论北师大本的时候，就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明明是近人陶洙（心如）整理出来的一个本子，参与者周绍良也已出面指认作证，有的研究者犹然坚称“北师本和北大本是分别来自祖本的两部传承本”、“北师本所据底本绝非现存的北大本”、“北师本是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旧抄本”，并下结论说：“北师大现藏的这部精钞本，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出现于北平的本子；它与陶心如并无关系，更不是借了我们的甲戌录副本而校钞的新本。”13这不是对学术负责的正确态度。
言犹在耳，再观王藏本。“清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及“中国红学研究巨大发现”云云，这是买主、现藏主兼卖主王超（王树栋）自家的定性。梁文全盘接受之，并冠以“庚寅本”的名号，还呼吁道：“希望能得到出版界的关注，有机会能将此本影印出版。”不难预见，倘若该抄本果真能够正式影印出版的话，必定会火火地大卖一场，从而彻底摆脱在网上惨淡的营销处境。与此同时，某些红学家也会一本正经引以为据，得出若干重要的“探佚”结论来——比如薛宝钗因“热毒”而丧亡，给史湘云腾出了宝二奶奶的位子。至于这个本子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恐怕又是一笔糊涂账。这就是红学，永远都有“悟”的空间。14
一个真抄本，若误断为假货，那自然是古籍文献的重大损失。一个假古董，若错断为真品，那就更是学术研究上的严重失误，并有可能因此而埋伏无穷无尽的后患，终而至于将红学引向歧途。真耶假耶，可不慎哉？王藏本是否蓄意作伪的产物，是否红学造假史上的又一个活标本，它上面的“乾隆庚寅”字样是显而易见的判断依据。
附言：对于天津王超现藏《石头记》抄本，我期盼它是真的（即祖本确为“乾隆庚寅年抄本”的“清代抄本”），但在它的原本（含剩馀抄书纸）获得认真可靠的技术鉴定之前，在它的诸多疑点获得充分辨析之前，理应存疑。因未见原本，故点到即止，暂不展开。希望当事人“江泽之子”及其亲属能够及时说明相关情况，希望现藏主王超能够主动采取积极行动，以使该抄本的个中真相得以早日大白于天下。2012年岁次壬辰中秋长假于京郊
补记：
此稿因偿还文债而作，匆匆成篇寄往乌鲁木齐后，学界对王藏本议论渐多，传闻络绎不绝。据说王树栋（昵称“锦辉hj”）系王超之父。拙作假设王树栋与王超为同一人，似欠准确，应予更正。陈庆浩等学人以为，王藏本当系据甲戌、庚辰本等现代影印本抄录整理而成，证据显明者二。一是甲戌本开篇“红楼梦旨义”第一行有“是书题名极□□□□□”云云，因破损而致五字残缺，胡适径补为“是书题名极多□□红楼”。王藏本袭之，作“是书题名极多红楼”。二是甲戌本十三回有朱笔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令余想恸，血泪盈□”云云，其中“血泪盈□”似有阙文。靖藏本作“血泪盈面”，胡适以为当作“血泪盈腮”。王藏本袭胡适之说，亦作“血泪盈腮”。两例并观，或属巧合，但概率显然甚低。此说大可重视。关于第一例，研究者或不以胡适拟补文字为然，曾提供多种意见。如吴恩裕建议补作“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或“是书题名极多或曰红楼”，周策纵建议补作“是书题名极富涵义红楼”、“是书题名极多歧义红楼”、“是书题名极多异义红楼”或“是书题名极多用意红楼”，鄙人建议补作“是书题名极得妙趣红楼”、“是书题名极富妙想红楼”或“是书题名极妙一曰红楼”，参看拙著《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125页。由此可知，胡适拟补文字未必尽妥，至少研究者于此颇有疑虑。今王藏本与胡说全同，殊可讶也。2012年11月16日补记于东京旅次
注释：
1 见《一生傲然苦不谐——纪念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8期。
2 周伦玲《壬辰新证花甲子》，载2012年9月12日《天津日报》第24版“满庭芳”专栏。
3 蔡义江《靖本靖批能伪造吗？》，载《红楼梦研究辑刊》第4辑，作家书局，2012年。
4 梅节《谈谈靖本》，载《红楼梦研究辑刊》第4辑。
5 梁归智《庚寅本：新发现的清代抄本石头记》，载2012年9月24日上海《文汇报》副刊。以下凡引梁文，出处均同，不另行注释。
6 参看王慰曾《江泽的砖刻版画》，载2005年5月22日《今晚报》副刊。
7 据媒体相关报道，迟至2009年秋84岁时（去世前一年半），赵丕绩（江泽）犹能够接受记者采访。参看《天津八旬翁一生痴迷砖刻艺术，以砖为纸以刀作笔》，载2009年10月20日《渤海早报》副刊。
8 见孔夫子拍卖网“线装古旧书·拍品详情”，原题“中国红学研究巨大发现：清代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非影印本”。原文标点有误，已校正。此云“非影印本”，可见拍卖的当是该抄本原件——至少给人的感觉如此。若非原件，而是黑白复印件，则“非影印本”云云便有商业误导之嫌。
9 见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第41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
10 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载香港《城市文艺》2011年7月号。
11 关于陶洙的生卒年，学界向无明确结论，尤其卒年，暂且莫衷一是。此据高文晶《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2 此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影印本卷尾附录冯其庸《后记》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按陶洙该题记标为“己丑人日灯下记于安平里忆园”，可知至迟此时己卯本上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云云业已写成。1949年春季，这似是王藏本抄录整理的时间上限。然而，严格来讲，该批是否即陶洙所伪托，查对过甲戌录副本之后才能定谳。
13 周汝昌《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载2003年5月22日《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14 对于红学考据中“‘悟’字当头”的激赏，可参看梁归智《周汝昌的红学遗产》，载2012年7月2日上海《文汇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