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前引用：“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警告国民“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他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为自豪。”

顺便不客气地一下：某人信了洋教，转过头来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如此痛恨。那他这些年来对自己老婆有多厌恶？必当时时刻刻将她洗脑，噢不，指引她到神的方向。看，他不就成功了么。话说回来，这月经贴他老人家以前贴过了。他不烦么？果真是以拯救国人为神交代的使命。善哉善哉。

原文如下：　

一个右派网友写帖子，说他把“《宗教信仰与民族命运》认真地学习了一遍，感觉真是好极了，可以说是字字珠玉、句句精彩”。于是他“进一步坚定了一个看法：刘亚洲不仅是敢于讲真话的将军，而且是一个有良心的将军。我甚至感到，如果中国的将军都像刘亚洲这样，有良知、懂人性、爱思考、重战略、大视野，那该有多好啊！”　　

刘亚洲这篇信口胡言的文字竟然能让差异化生存网友如此顶礼膜拜，要按照的家的标准，这个网友就是个跪着思考的人。刘亚洲这篇文字，说透了一点新意都没有，无非是烫了一锅这几百年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残羹剩饭。如果连这都看不出来，右派网友们还是多回家看点书再来说话。　　

刘亚洲这篇文字说：“中国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民族性就是道德。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绕来绕去，意思就是一个，中国现在一切问题就是我们祖宗们的宗教出了问题。　　

这个前提定了，刘亚洲就开始分析：“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
由于“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于是“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　　

刘亚洲这篇文字，无非是重复西方哲学家以西方为坐标来评价中国文化的那点东西。韦伯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研究中认为：由于儒教伦理中缺乏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的缺点之间、罪恶意识与救赎需要之间、尘世的行为与彼世的报答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性，从而也就谈不上以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汪晖）。韦伯这种看法影响了大部分西方学者。汪晖评论说：“这一逻辑与其说是对儒家伦理的精确论述，毋宁是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而刘亚洲无非把韦伯的话通俗化了点而已，什么创造都没有。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多元到没有一家思想能完全统治中国人的头脑。儒家虽然看起来统治中国的思想，但其连在政治上都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历代政府都是“内法外儒”。法家的思想主张甚至一直主导着政府的行为和官员的行事规则。而法家的主张就是“性本恶”，与儒家完全对立。　　

儒家主张：性本善，施政以“仁德”为本，要“吏治从谨”；法家主张：性本恶，强调“吏治刻深”。　　

儒家认为：“圣道”高于天命，以为“以民为本”，“水可覆舟”；法家认为：“家天下”为本，以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权利）”，“臣忠”不能以“君仁”为条件。　　

儒家用人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法家则要“用一人焉则疑其私，而又用一人以治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儒家要“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法家则针锋相对的是“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法度律之”。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里并不缺少“人性本恶”的思想体系，而且发育得很完善。只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用罢了。刘亚洲念一段三字经就以为代表了中国文化，只能显示他的浅薄。而差异化生存对浅薄的膜拜，显示出他比浅薄还浅薄。　　

就是儒家的性本善，也并不就意味着主张把内心布道德的思想“包起来，养着它”。相反，儒家一直主张“内省”，也就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反省，检查一下子自己哪里错了，“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套东西甚至传给了共产党，要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修养”。而且不仅自己要修养，还要在小组会上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观念。刘将军无非是这几十年没参加过政治学习和党小组会了，就一下子天昏地暗找不到北了而已，哪里是什么总结中国文化。　　

更不要说佛教了。中国佛教变成以“祈福避灾”为行为中心，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几千年来佛堂主要也是劝人行善，一心向佛的。居士们到庙里敬佛，在家念经，都是一种思想反省过程。受戒本身也是内心约束的一种方式，更不要说就算心里有不道德和罪恶思想，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不能因为释永信把少林寺办成公司，刘亚洲就以为几千年佛堂都是公司。　　

至于为什么基督教要建在居民区，而佛堂道观要建在深山，道理很简单：基督教从古罗马时期就是政治宗教，完全是为统治者统治服务的。到中世纪就更厉害了，基本上政教合一。因此必须建在居民区。中国的佛道两家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自然不会建在居民区。基督教作为统治工具，几千年来就是把世界上所有“异教徒”都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屠刀，中世纪每年烧死数以万计持有异端思想的人。把一种为了控制老百姓思想而干的事情大加赞扬，一点不能抬高刘亚洲的“亲民”主张。　　

刘亚洲的论证方式，无非就是把眼前中国这些肮脏的思想归罪给祖宗，意思是中国人除了改信基督教，除了长出个黄头发高鼻子白皮肤，简直没救了。说什么“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中国人遇见别人受困不出手帮助，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30年前这种事儿就很少发生。贫道真搞不懂刘亚洲究竟是怎么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按理说这个人年纪不会很小，就算不大，也该读读历史。抓住眼前一点屁事儿就能信口胡诌，还能上升到“普世价值”上，论证过程也太简单了吧，基本上就和疯僧的办法一样。竟然还有人顶礼膜拜，真让贫道恶心！要是差异化生存跪的是韦伯，还有点意思，连这么浅薄的人也跪，也太那个了吧。　　

尤其可笑的是，刘亚洲把这两百年西方经济、军事强势看做历史终结，说什么“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不就二百年么，当年成吉思汗的子孙打遍西方无敌手，统治东欧、中亚和印度的时间远比西方今天持续的时间长，可当时谁说过“蒙古人和东、西方的竞争中，蒙古人胜利了；萨满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的竞争中，萨满教胜利了”这样的屁话！　　

蒙古人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并没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人家该信什么教还信什么教。就像中国至今信基督教的人还是极少数，基督教哪里胜利了？就因为军事、经济、政治上成为强势？　　

最可笑的是，差异化生存用了“一个有良心的将军”这个定语。任何读完刘亚洲这段文字的人，都不会联想到“良心”。就算刘亚洲说的道理都对，观点独创论证逻辑严密举证扎实，也不就是个看法吗？碍良心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有这种看法就叫有良心，反对意见的人都TMD没良心？就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信口胡呲的东西，无非有着话语霸权而已，竟然成为右派的理论支柱，崇拜对象，真让贫道觉得可怜。贫道甚至觉得，右派们与其崇拜刘亚洲，还不如崇拜疯僧更牢靠点。　　

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出现了点波折而已，还是历史方向。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或者中国人的“大同”梦想，总会到来。一个朋友说：“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失败了”。贫道说：哈哈，你无非看到的是公有制的一个低潮而已。当年从原始公有制占主体变成私有制占主体，也化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间也是砍砍杀杀强弱互换。要是当时搞私有制的人没点信仰、追求和勇气，照样不行。今天不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