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赎买政策的意义在于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利益：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但过程中赎与买双方必须约法三章，就是制定类似的《和解与大赦法案》，以法律为保障前提，不然，民主赎买政策过程中的细节必然会纠缠不清矛盾更加激化。显而易见，中国民主化阻力主要来自于思想观念和利益阶层这二个方面，因此《和解与大赦法案》重点是令利益阶层在民主化后，得到法治的赦免或法治下的清算，从而让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不抵抗甚至是支持的重要性。另一作用是促进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从这一法案互动过程中，双方都无形中增加理智和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从而有利于民族团结。

显然，类似这种法案从以往世界历史上的事情来看，通常是已经成立了的新政府，或临时过渡时期的政府起草，比如南非，安哥拉，但这大多是已经付出了沉重或流血代价后催生的法案。因此，先行颁布《和解与大赦法案》，可避免历史事件重演，起到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同时让民众切实看到当局诚意的作用。《和解与大赦法案》首先起到了对利益阶层的历史在法律上的保护，换言之，任何人只要历史上没有参与杀戮，法律就应严格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人权、政治权利和财产安全，任何人在政治民主化后被要求为自己的历史负责，可以援引这一法案为自己辩护，或可借鉴南非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法案提前颁布的意义，包括的内容不言而喻：法案必须要设定一个时间点，让趁此机会“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想法在这个法定时间点之后成为一句空话。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用战争与尸体堆砌出来的，回望历史没有错，但回望历史是为了让我们在历史中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动不动就是暴力，封杀，丝毫不给别人一丝活路，曾经的礼仪之邦，已经被红灯记里那句“仇恨入心要发芽”玷污得满目疮痍了。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著作《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的回忆录，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教材，记载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在揭露昔日压迫者暴行的同时又与其达成和解。一位叫夏楠的读者的读后感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以经验主义的眼光鉴往知来，可能是我们走出赦免困境的惟一出路：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资源，一个个体生命或许可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一个民族对于暴力给自己造成的劫难不能一笑置之，更不能以清算、流血和屠戮来进行自我炫耀——没有真相，没有真诚的忏悔就没有宽恕，而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政法论坛—2006年第04期》。

翻开历史，那些主动开启民主改革的集权国家或地区，往往很少人被清算，如果统治者被暴力推翻，往往会不可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清算。如果当局者能够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应当是时候争取让人民原谅以前的罪行。等到人民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文革遗风下的政治意识形态监控（换言之，国宝才是政治民主的风向标），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看不到未来的状态时，再启动民主改革就为时已晚。毕竟自我阉割要比被别人推翻好受，还能掌握主动权。这种情况下，民众只是起到推动民主加快实现的作用，毕竟，治理国家不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因此，中国民主化后第一次中央执政权的竞争，是在二岸三地现有的政党中产生，更可能会是第三次国共合作。其他民主化后有政治抱负的新生政党，暂时还是抱着观摩/学习/监督的心态为好。

如此，民众应可以清楚的预见民主化下的中国社会环境，以及民主化后对各阶层的影响：

一，五毛党：源于生存的无奈从事了这一行业。民主之后，以他们忽悠群众的本领，或许可以从事政党竞选的拉票员。

二，网警：是一群有技术的人，任何时代都需要网警、任何公司都需要网络安全，所以不会失业。

三，警察：民主之后依然是警察，区别是政府不会再命令他们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也不会再被愤怒的民众指骂，成为真正的受人尊敬的人民警察。

四，军人：民主之后，不必再效忠某个政党，而是效忠整个国家，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五，公务员：民主后，如果没有过错，原则上不会被免职。因此不用担心无故被辞退、随时被双规的危险。但“灰色收入”将被“政府运行透明化”大大限制。

六，军官、官员：民主社会是一个凭借个人能力和贡献进行升职的社会，无需拉帮结派、不需向上级行贿，“官二代”将无法阻挡上升的通道，一切升职规则都会透明、公开和具体。

七，高级官员：民主之后，每个职位的权力是明确的、竞争是透明的，因此不用花很多时间琢磨权力斗争，只需要全力以赴思考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国际舞台上将有足够的底气。一切行为都会受到宪法的保障，不会再有悲剧式的下场。一切程序都要遵守法律，不用担心随时可能被“双规”。如果能够加快开启民主改革，将会像蒋经国先生一样，名留青史。因此不要害怕会被清算。

八，权贵集团：是想安心地、公开地年收入10亿呢，还是想偷偷摸摸地收入20亿？即使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样可以通过国家手段追回。如果无法追回，也将生活在国家暴力的恐惧之中。权贵集团的后代将有家不能回，只能忐忑不安地在国外寄生。因此，权贵集团积极支持政治民主化，实际就是争取自已的财产合法化。

九，中产阶级：民主化后，透明的政府减少了“官二代”，遗产税会削弱了“富二代”，造成“富二代”一定的危机感，法制让大家拥有了安全感，上升的空间也将增大。

十，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农民有土地的实际拥有权，而不仅仅是使用权。市民不用担心房子70年之后被政府再次搜刮。自由的媒体将第一时间报道、扼杀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食品。法制能让在遭遇到不公正待遇后，有个说理的地方。法治社会让大家有了生存保障。

十一，青年：无论哪个国家，年轻人永远是社会进步的主力军。有时间、有精力，容易接受新思想。中国当下大多数青年人“除了年轻啥都没有”。民主化同时是一个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过程，里面充满了很多商机，年轻人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理论是一方面，可事实又是另一方面，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大家都明白。可当有那么一天所有的资源都快被浪费/耗尽，可能大家才会明白相互之间善良与慈悲应是人性所在，这也正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原因。惩罚与宽恕，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是道德良心上的，没有惩罚就没有宽恕，如果错误不能得到处罚那还有谁来维护正义？善恶缺少心灵上的评判，无疑是功利的，心灵上的不平，没有一个参照去化解，于是有了愤懑有了嫉妒，有了恨，恨付诸行动就成了仇，仇与恨让我们产生了被误认为勇气的残忍和坚定，我们心中为宽容还留下了多少空间？

黎汝胜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