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安·兰德，也就能预测特朗普将何去何从，会打什么样的牌，有什么样的未来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一个保守主义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全世界都在观察这位口无遮拦、变化无常的新总统，试图理解、把握他的思想逻辑。

    要了解特朗普，不得不提到一位女人，特朗普团队中有许多政府要员都是她的铁杆粉丝，那就是安·兰德。

    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特朗普面向狂热的听众，公开声明：“我是安·兰德的粉丝！”据说几乎不读书的他，难得地提到安·兰德的代表作《源泉》：“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美、人生、（内心）情感的书，里面几乎谈到了一切”。他还自诩为真实版的霍华德·洛克----小说中的英雄主人公，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创造者。

    特朗普中意的新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CEO，也是安·兰德的粉丝，他提到安·兰德的另一部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我最爱的一本书”，还直言不讳地说：“我的哲学就是Make Money。” Make Money的直接意思是“赚钱”，按照安·兰德的哲学观，应该是“创造财富”。“赚钱”多少带有贬义，“创造财富”立即变得高大上许多。特朗普政府中的中情局长麦克•蓬皮奥声称：“伴随我成长最严肃的一本书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对我的人生影响特别大 ! ”被公认是安·兰德超级大粉丝的BB&T前CEO约翰·艾里森被特朗普提名为美联储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副主席，他说：“和很多财富500强企业的CEO聊天发现，《阿特拉斯耸耸肩》对他们的商业决策有很重大的影响，即使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兰德的所有观点。”进入特朗普核心团队的硅谷创投之父彼得·蒂尔也是安·兰德的铁粉……本届特朗普政府团队，如果说有什么特征的话，除了亿万富翁，大概就是安·兰德的信徒了。

    安·兰德入了白宫，入了特朗普的灵魂。这位富有神魅的女人，究竟是何方神仙？

    1926年2月10日，一条来自欧洲的德·格拉斯号游轮驶入纽约港。在甲板上欢呼跳跃的乘客中，有一位刚刚过了21岁生日的犹太女孩，她面对越来越接近的自由女神像，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留在美国！安·兰德后来回忆刚到美国那个傍晚的兴奋之情：“我第一次看到灯火辉煌的摩天大楼的时候，正在下雪，零零星星地飘着几个雪珠子，我哭了起来，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雪花和泪水总是掺杂在一起”。她的本名叫艾丽斯·罗森鲍姆，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位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对浪漫的童话没有兴趣，爱看改变世界的英雄故事。她狂热地喜欢电影，九岁的时候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读了大学之后，又迷上了哲学。她为好莱坞电影中的世界所倾倒，“那是一个我有朝一日一定得在其中成长的世界，一个我一定得接触的世界”。

    来到美国之后，一贫如洗的她靠写剧本和小说谋生，改名为安·兰德，凭着自己的天分与努力一步步得到社会的承认，1943年出版的小说《源泉》大获成功，随后又花了11年时间，创作了另一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虽然不为学院派和主流文学界认可，却赢得了惊人的市场效应，成为常销不衰的作品，发行量在美国号称为仅次于《圣经》，成为20世纪美国最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她打出了客观主义的哲学旗号，创造了一个与基督教义相反的利己主义新宗教。这个世俗化的新宗教吸引了一大批门徒，布兰登和佩可夫先后成为安·兰德小团体中最忠诚的追随者和继承人，办学院、出版刊物、发展会员、周游全国演讲。她的信徒大多数是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中产阶级精英，还有华尔街的银行家、笃信个人奋斗的创业人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每月好书俱乐部1991年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她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是“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有广泛信徒的新宗教，一定是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的流行思想。安·兰德虽然自称客观主义哲学，但她的思想体系并不复杂，快人快语、简单明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由出版畅销书出名的兰登书屋发行，在一次推介会上，一个图书销售员举手问作者：“您能不能用单腿站立的时间把您的哲学本质讲清楚？”安·兰德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哲学是客观主义，认识论是理性主义，伦理学是个人主义，政治学是资本主义。”全场掌声雷动，庸众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旗帜鲜明、朗朗上口的口号。安·兰德后来干脆将自己小说的主题提炼为“两个反对”：以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以理性主义反对神秘主义。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可能会铸就她的一生，安·兰德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商业经营头脑的犹太药剂师，他在圣彼得堡拥有一家大药房，十月革命以后被布尔什维克充公了，后来全家迁徙到克里米亚，又开了一家药房，仍然难逃国有化的命运。从小在高亢的集体主义理想和缺乏安全感的个人恐惧之间挣扎的安·兰德，对以神圣的崇高名义而要求牺牲个人的各种集体主义乌托邦终身都心怀警惕，视为宿敌。她从仇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而始，讨厌一切集体主义、利他主义，谈到它们，每每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她说：“所谓某一集体的‘公共福祉’——种族、阶级、国家——是有史以来每一次暴政的堂皇借口和旗号。历史上每一次大恐怖都是以某种利他主义动机的名义犯下的。任何自私的行为可曾造成过由利他主义信条犯下的这些流血和屠戮？”稍微懂一点政治哲学的都知道，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但安·兰德恨屋及乌，担心从慈善的利他主义会发展为福利国家，从福利社会主义又会蜕变为令她童年恐惧的极权主义，于是将它们一锅煮，将基督教、福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统统装进一个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大箩筐之中，大加鞭挞。

    与罪恶的利他主义相反的，是安·兰德最为欣赏的利己主义。她直言不讳地说：“人类（包括每一个人）本身是自己---而非别人---的目的，他为自己而存在，既不要为别人而牺牲自己，也不要别人为自己牺牲。追求合理的私利和个人幸福便是其生命最高的道德意义。”这类惊世骇俗的利己主义话语，在许多人看来是想得说不得，或做得说不得的，但安·兰德以一种人生哲学的方式，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旗帜，令他们感到酣畅淋漓，大快人心。

    安兰德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私利追求者，一种是在生产中追求私利，为人类创造财富（Make Money），另一种是在抢劫中追求私利，指那些躺在福利政策下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这二种人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占有者完全是两类人，前者是发明家、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支撑了整个世界。后者不从事生产，只是热衷于重新分配。将别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口袋。那些在抢劫中获得私利的寄生虫们，打着利他主义的旗号，毁灭的正是真正的利己主义所创造的世界与财富。安·兰德大声疾呼要颠覆传统的道德观，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诚为自我的利益创造财富的人，“人们被教导自我是罪恶的同义词，无私是美德的理想。但创造者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主义者，而所谓的无私者正是那种不会思考、感觉、判断和行动的人。”

    可以想象，当特朗普与他的亿万富翁所组成的政府团队们，读到安·兰德的文章，会如何的会心一笑，而安·兰德若地下有知，晓得她的粉丝们入了白宫，又将如何的兴奋莫名，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正是她心目中的道德化身。她坚定地认为，自利和自私是经济理性人的首要美德，自私的意涵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这才是道德的本质。没有人能为了他人而活。他不能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精神，正如同不能分享他的身体一样。人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的头脑，因此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生具有追求幸福——私利的权利，理性的“自私”是一种美德；要实现这一权利和美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资本主义。

    特朗普说过，他当选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奥巴马推行的全民医保。安·兰德的忠实门生伦纳德·佩柯夫早就论证过：穷人的医保只能作为一项慈善事业，不能由政府通过法律强制推行。社会化的医疗保险不仅不切实际，无法运作，而且从理论上说根本是不道德的！佩柯夫也强烈敌视外来移民：“如今，我们是福利国家，越来越多的试图成为寄生虫者会越过边境，以寻求政府的施舍物。对美国人来说，让外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就意味着邪恶的不公平---强制美国纳税人做出牺牲，以支持来自全球的卑鄙之人。”安·兰德与她的信徒们为特朗普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早早准备了道德的理由，因为养活那些揩油的外国移民意味着“邪恶的不公平”!

    反对利他主义，只是消极面，安·兰德真正要塑造的，是一个利己主义的个人英雄观。她说：“我的哲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人是一种英雄的存在，将他自己的幸福当作他人生的道德目的。创造性的成就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是他惟一的绝对标准。”这里要注意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成就”。安·兰德从小就是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优等生，聪明、知性、能干，在智商上高人一等。她只相信自己的理性，自己就是理性的化身。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别过两种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终极价值关联，区分是非、善恶、美丑，而工具理性则与价值剥离，只是通过最有效的途径，以实现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以最小的成本，博取最大的收益。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的奥秘所在，而安·兰德所说的理性主义，正是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精神。在她看来，理性的道德观不是划分善与恶，而是区别积极与消极。理性的人是积极的，是创造者、生产者、个人主义者，不理性的人是消极的，是寄生者、模仿者、集体主义者。显然，商人最符合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他就是工具理性的人格化身。

    矗立在曼哈顿40大街的特朗普大厦，就是“理性”与“成就”的物态象征，其器宇轩昂的外部身姿与奢侈豪华的内部装饰，没有丝毫精神与价值的成分，充满了资本主义的物欲气息。特朗普大厦虽然有形似哥特式教堂的高耸尖顶，但它并不通向上帝，只是人所创造的“客观”成就。这正是安·兰德哲学最欣赏的。她讨厌一切主观的、宗教的、乌托邦的元素，理性也罢，成就也罢，都是客观的物态所在，可以为独立于人的意志与价值偏好的客观效益所度衡。安·兰德自认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崇拜者，但她的哲学与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和清教徒的宗教精神相去甚远。她来自于俄国，继承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是欧陆启蒙运动释放出来的理性狂人，对人的理性极端自信，相信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规划能力，为天地立法，重绘世界蓝图。

    资本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世俗意识形态，以工具理性的自大，排斥一切乌托邦，无论是来自激进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是保守的基督教传统。安·兰德不相信各种神魅，她以极端的无神论姿态，对各种她称之为神秘主义的乌托邦左右开弓，今天激烈批评社会主义、福利主义，明天痛斥上帝与基督教。她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她有自己的世俗宗教：美元教，诚如《星期六晚邮报》当年讽刺的那样：“兰德小姐堪称自由企业的圣女贞德，只是用美元代替了十字架。”毋庸置疑，特朗普与他的政府团队们，信仰的也是这个美元教，没有任何神秘，拒斥一切超越的乌托邦，不要与我谈甚么普世价值与人类精神，唯一的度量衡，就是可以用美元来衡量的“客观”的物质“成就”。

    安·兰德虽然标榜自己的哲学叫“客观主义”，却充满了尼采式的创造的个人精神。她说：“创造者不是无私的。自足、自我推动、自我创造就是他们超人力量的全部秘密。”小说《源泉》中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就是这样具有天才创造力的超人英雄。他野心勃勃，在大学时代就反体制，与一切墨守成规的庸人作对。洛克来到纽约闯荡，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一样，挑战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在凡夫俗子的包围之中显现出天才的本色，设计出举世无双的曼哈顿摩天大楼，在庸人们的妒忌目光之中，他将建造中的自己创造的杰作炸成一片废墟。在法庭上，这位尼采式的天才超人向世界痛陈个人创造的伟大意义，最后感动了陪审团，被宣判无罪，英雄终于赢得美人归，与崇拜他的心爱女人一起升向新的世界巅峰。特朗普曾经以《源泉》中的洛克自诩，自信满满的他，的确在世界“创造者”洛克那里看到了自己水中的影子，那样地笑傲江湖、睥睨庸众，将整个世界连同美人一起揽入怀中。

    来自于俄国的安·兰德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体，她的观念是理性的、冷峻的，气质却是浪漫的、激情的，在她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她引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主人公高尔特的名言作为结束：“你要捍卫自己的人格，捍卫自尊的美德，捍卫人的本质；至高无上的理性头脑，你应该无比坚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为地球曾经存在的一切成就、价值、伟大、善良和幸福而斗争”。理性的头脑与浪漫的意志，在安·兰德身上奇妙地混杂在一起而不自知，她有着工具理性准确计算的冷静，又富于某种煽动性、启示性的先知魅力，让她的信徒们为了理性的信仰而如痴如狂。这种世俗性先知的神魅性，同样表现在特朗普身上，只要看看他在竞选演讲中，底下白人蓝领听众们如饥似渴的眼神，就可以明白，即使在一个世俗社会，宣传最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也同样会激起原教旨主义般的狂热。世俗主义的狂热不比宗教的狂热更令人宽心。一篇《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书评尖刻地指出：“她笔下那些戏剧性的商人实际上就是尼采式的超人”，与左翼一样可怕，“老大姐在看着你”。

    《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比《源泉》更能代表安·兰德思想的反乌托邦小说，它虚构了在经济大危机时代，美国政府模仿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搞得局面不堪收拾。这个当口上，愤而起来罢工的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安兰德心目中的“创造者”：发明家和企业家。这些社会精英逃离到一个神秘的山谷，在工程师约翰·高尔特带领下建立了一个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冷看被集体主义主宰的现实社会自取灭亡。安·兰德花了整整二年时间，推敲“创造者”领袖高尔特的压轴演讲。长达6页的演讲稿体现了她的核心思想：财富是由少数精英人物创造，英雄的选择将拯救堕落的世界。

    虽然安·兰德是一个激烈的无神论者，但她像俄国的革命者一样，其极端的反宗教姿态本身充满了东正教气息，相信自己就是弥赛亚，甚至上帝本身，当众生误入迷途之时，将降临人间拯救堕落的人类。优等生出身的安·兰德在气质上与英美的清教徒传统格格不入，她蔑视草根，讨厌平庸。清教徒的领袖是社会自治的产物，与家庭、宗教和社区有着血肉的联系，美国的建国领袖大多是从底层脱颖而出的乡绅，带有乡下人的质朴，他们信奉的也是庸常的经验，《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就是一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传承下来的经验常识。

    然而，安·兰德不同，她身上更多的是欧洲大陆的风格，不仅有法式启蒙运动的传统，相信理性与知识是人类的精华，而且更具有德国尼采的超人精神，坚信与芸芸庸众为敌的少数精英可以拯救世界。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大脑与心灵正是由法德两种文化勾兑而成，安·兰德无论如何膜拜美国的资本主义，她的全部身心早在少女时代就被她所痛恨的俄国文化所形塑。她笔下的那些拥有财富与智慧的“创造者”阿特拉斯，就是希腊神话中以双肩支撑苍天的擎天神，一旦得罪了他们，阿特拉斯们不高兴了，只要耸耸肩膀，罢工不干了，便山崩地裂，人类的末日来临。在安·兰德看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就是由少数精英领导的，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不是由多数庸众统治，他们只会压制少数创新者和知识巨人，将人们拉平到某种共同的水准。只有少数才华出众的人士出面领导国家，不断提升自己的同时，才能将自由社会提升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1941年，安·兰德模仿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发表了一篇长达33页《个人主义宣言》。她对个人主义（确切地说是精英主义）所具有的狂热，与清教徒的审慎与谦卑格格不入，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和骄傲也缺乏起码的警惕。她相信理性拥有无远弗届的魔力，超人的意志将拯救堕落的庸众。安·兰德这种知性的骄傲，在华尔街和硅谷当中有广泛的知音，特朗普与他的富豪团队更是个个自命不凡，自信是拯救天下的不世英雄。特朗普在商场上是一代枭雄，也是美国社会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本来已经无所可图，但实在对讨好“庸众”的奥巴马和同样平庸的政客们看不下去，认为他们将国家搞得一团糟。天将大任于斯人也，于是他出山竞选，许诺要以自己高人一等的聪明与才干，让美国变得“再次强大”。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太狂妄、太可笑，但按照安·兰德的精英政治逻辑，特朗普是给美国带来得救与新生的弥赛亚，不啻为现实版的霍华德·洛克与约翰·高尔特，而特朗普的确也是以霍华德·洛克自许。

    既然安·兰德与美国的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为什么在美国她会大红大紫？这就要说到美国人性格中复杂的两面性。最早的美国人是坐着五月花号船来到新大陆的新教徒，他们对上帝有着虔诚的信仰，坚信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而证明自己的最佳途径，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世俗成功。然而，积累财富、拼命赚钱，不是为了满足世俗的欲望，只是为了向上帝证明自己对信仰的虔诚。第一代企业家都具有清教徒的“入世禁欲”精神，努力、勤俭、诚实，物质上无欲无求，甚至节俭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富兰克林是最早的资本主义人格化典范，他在日常生活中，谨守自己制定的13条美德：克制、谨言、有序、决心、俭朴、勤勉、诚恳、公正、中庸、清洁、镇静、节欲、谦虚。富兰克林像朱熹教育出来的儒教徒那样，每天晚上记功过格，检查自己一天的言行，是否符合美德的要求。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品质像诚实、廉洁那样，可以让穷小子发财致富。

    不过，原始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宗教的性格，同样有世俗的一面。世俗的物质欲望，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像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就再也无法收回。于是，到了第二、三代之后，资本主义逐渐从“入世禁欲”蜕变为“入世纵欲”，上帝的神魅渐渐褪去，不再有宗教性，剩下的只是人性中的贪婪本性、对财富的无穷渴望。曾经对资本主义有过研究的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强调的是其“入世禁欲”的宗教性格，而桑巴特更重视的是“入世纵欲”的世俗一面，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与清教精神冲突的，其产生于奢侈，17到19世纪的富人们渴望通过奢侈性消费进入贵族阶层，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桑巴特还认为，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古已有之的理性主义和商业精神有关，没有犹太教，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犹太民族盛产大科学家、大银行家和大企业家，绝非偶然。安·兰德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她对理性知识与金钱财富的膜拜，视科学家和企业家为世界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不能说与她的犹太背景毫无关系。

    相比较欧洲，美国是最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片国土，无论是它的清教传统，还是世俗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安·兰德的继承人伦纳德·佩柯夫说：“从本质上说，美国是由利己主义所创建。开国之父预想的这片大陆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也就是一个自力更生者、个人、自我和‘我’的国家”。这无疑是对富兰克林那第一代资本主义者的严重误读。海涅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当代那些只关注个人利益的跳蚤们岂能理解当年开国龙种们的宗教情怀！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上的美国，一无贵族传统，二无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人普遍相信个人奋斗，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理所当然的天然法则。这就是安·兰德能够在美国走红的社会土壤，也是特朗普这位从无从政经历、私德上毛病多多的商人能够当上总统的渊源所在。一大批美国人不相信眼泪，只认成功。特朗普既然商场上那么出色，为何不能用商业的原则来治国？“让这个人试试!”,成为许多美国底层白人的普遍呼声。

    美国一直拥有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然而，小布什奉行的是宗教保守主义，其社会基础是美国南方和中部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而特朗普相信的则是世俗保守主义。虽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但无论是他的自传，还是演讲，很少有上帝的影子和宗教的气息，更多的是自我的迷恋和对商业精神的膜拜。可以想象，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将是一个商业共和国。

    特朗普的思维、语言，都是商人的逻辑。商人以交易为最高美德，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更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正义或邪恶。一切皆可交易！特朗普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就是如此。不要与我谈什么政治与外交的底线，原则只是利益交换的砝码。政治是一门生意，外交要遵循交易的法则，即便道德与正义，对不起，也是可以交易的！因为商人的伦理，就是等价的利益交换，所谓正义，就是交易的平等。在全球化贸易当中。中国占便宜了，美国吃亏了，那就要推倒重来，哪怕玩一把火，以“一个中国”作为交易的砝码，也在所不惜。在特朗普这里，原则不过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是商业谈判的手段，可用可不用，无可无不可，一切原则都要服从最高的目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由交易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核心，世俗保守主义者特朗普唯一信奉的，就是这一法则。特朗普的性格不难理解，在反复无常的表面背后，是对自我利益的冷酷坚守。他是透明的，从不假惺惺，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我利益辩护。宁愿爽爽快快当一个真小人，也不吃吃力力做一个伪君子，这就是赤裸裸的商人性格。在特朗普自传出版的时候，美国各家报纸早将他看透了。《纽约时报书评》一言而蔽之：“特朗普是为交易而生的”，《圣地亚哥联合报》评论说：“正如狮子的属性是‘肉食动物’，水的属性是‘液体’，特朗普的属性，是‘生意人’。”

    特朗普与他的商业伙伴们，精通于商业上的交易，却不懂如何建立一个商人哲学。特朗普不会的事情，由安·兰德替他完成了。安·兰德哲学的全部核心，乃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她坦率地说：“我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交易的标志，所以，也是自由思想的标志。”《斯特拉斯耸耸肩》中有一位大企业家，如此说：“金钱就是一个社会的美德的气压计……金钱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媒介，它不会跟残忍讲条件。它不会允许一个只有一半所有权、另一半靠强抢的国家生存下去”。

    金钱拜物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最犀利的揭露和鞭笞，安·兰德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却是高度的一致：一个以金钱为唯一度量衡的物欲化制度，与美国清教徒山巅之城的宗教理想差距甚远。金钱之国，是安·兰德对美国的最崇高赞誉，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类光荣。她热情地讴歌商人的伟大历史功绩：商人是“是伟大的解救者，他们在短暂的150年的时间内，已经将人们从自然需求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将他们从极度痛苦的、手工劳动日工作时间高达18小时的苦役中解教出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的精神和金钱都获得了自由，统治社会的，正是人的最高级类型：拥有自我创造能力的美国企业家。

    假如特朗普听到安·兰德的赞誉，一定会心花怒放，因为他正是她所倾心膜拜的“美国企业家”：一等的智商、一等的创造力、一等的经商才华，接下来，将证明给美国和世界看的，将是一等的治国能力。特朗普在自传中说：“钱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只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赚钱的过程。”再过四年甚至八年，他或许会如此写到：“权力只是衡量我成功的方式之一，我真正享受的是掌权的过程。”是的，商人对金钱的膜拜，政客对权力的追逐，其实都不在金钱与权力本身，而是对自我的迷恋，通过一等的成功，证明自己是人世的君王、世俗的上帝，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所在。

    安·兰德死后，被誉为“美国商业文化的代言人”，她的粉丝遍布华尔街与硅谷，多的是企业界、金融界和科技界的顶尖精英。他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从她的言论中获得精神的鼓舞和伦理的证明。在安·兰德宗教小圈子核心成员当中，有一位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年轻人，那就是格林斯潘。每个周末的小圈子聚会，格林斯潘必定到场。原来他最迷信的是经济学的数据，对他来说数据就是一切，他相信“数据不会欺骗自己，能让自己如愿”。他雄心勃勃地试图通过客观的数据，设计一个把握经济运作规律的“格氏模型”，就像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规律一样。但格林斯潘碰到了一个与牛顿同样的辣手问题：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上帝之手”在哪里？那是各种数据模型推导不出来的。格林斯潘认识了安·兰德之后，有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之感，原来经济学世界的“上帝之手”就是像霍华德·洛克、约翰·高尔特这样天资卓绝、特立独行的精英创造者！他认定，安·兰德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系奠定了道德基础。格林斯潘在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各种金融创新，最后酿成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引发的的全球金融大危机。到了这一刻，自信的格林斯潘才对安·兰德哲学有了一丝丝怀疑：想到了人性的贪婪，没想到人性是如此的贪婪！

    当年安·兰德的灵魂进入了美联储，今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她的幽魂又入了白宫。最后结局如何？不免让人捏一把冷汗。安·兰德一直召唤所谓的“新商人”与“新知识分子”。在她看来，传统知识分子总是以反对商人为己职，“新知识分子们必须为资本主义而战，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实际’事务、一种经济事务，而是怀着最为正义的自豪作为一种道德事务而战。这是资本主义理应得到的荣耀。”新知识分子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斗士，新商人则是新知识分子的观念实践者。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肉身。读懂了安·兰德，也就能预测特朗普将何去何从，会打什么样的牌，有什么样的未来。

    本文写于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