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到1976年，他更加憔悴、苍老，说话很吃力，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也在困扰着他，他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只能在鼻子下面插着氧气管和鼻饲管，以此维持着生命的最后一丝绿色。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读书的精神也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愿望也不见低落，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读书。1976年的毛泽东读书、办公基本上都卧床进行。他让工作人员找出他平时喜欢读的书，放在大木床上。一堆堆散发着阵阵墨香的书籍，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就这样，他卧床重读了部分《二十四史》、《鲁迅全集》以及其他书刊，如《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杂志。
　　 1976年8月底，也就是毛泽东辞世前半个月，他突然向工作人员提出要看《容斋随笔》。但书架刚刚调整过，工作人员一时找不到，只好向北京图书馆特借室求助。
　　 北京图书馆特借室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查找图书成立的办事小组。35分钟后，北京图书馆特借室传来了好消息：已从柏林寺书库找到大字本《容斋随笔》。柏林寺书库在北京东城区北桥附近孔庙东侧，距中南海约8公里。10点50分，大字本的《容斋随笔》就送到了毛泽东病床前。
　　 然而当时毛泽东已无法独自阅读这本书，他的手颤抖得厉害，没有了力气，但还是想自己捧着书来看。此情此景，令工作人员不禁热泪长流。最后，还是由工作人员坐在床头，捧着这本书，为毛泽东一页一页地读着书中那无数精彩的篇章。同年8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容斋随笔》大字本也赶印了出来。8月31日，这本书就送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情危重，再也不能读这部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书了。
　　 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记载，毛泽东生前要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7分钟。
　　 毛泽东最初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容斋随笔》还不太清楚，但从他1944年7月28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手里已经有一本《容斋随笔》了。当时信中这样写道：“《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1}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与毛泽东是老乡，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物中，他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修养最高的干部之一。范文澜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主要是从事著述工作。两个人都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朋友。
　　 信中提到的《容斋随笔》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撰写的一本涉及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及当时掌故、人物、世风等的笔记，实际上是“随笔”汇集。该书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集。作者把看到的、听到的有价值的掌故、读书时受到的启发或产生的灵感随手记下，时而还品头论足、议论风生，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读起来令人轻松愉快，毛泽东一生对此书爱不释手。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丢失了不少书籍，但这本书同他读过的马列著作、哲学书籍、鲁迅全集等书刊一直带在身边，后来辗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时也不忘带上心爱的《容斋随笔》。如前面提到的1959年10月23日外出带书目录中就有《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自宋以来的多种笔记小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过《容斋随笔》。一次是1966年11月，这次是让把他以前看过的那部《容斋随笔》两函14册全部送上。一次是1967年9月23日，这一次要的不是全书，只要了《五笔》两册。{2}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还几次看过《容斋随笔》。
　　 看到他老人家留下的单腿眼镜、放大镜、大本书，我们会想起他在延安的一段演说：“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他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五十多年前的诺言，直到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永远地告别了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涯……（资料来源：《参考文摘》作者 忧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