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上午，我刚进家门，小保姆对我说：“今天上午，胡耀邦在医院里去世了。”我愕然，反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她的一个安徽同乡在某部长家里当小保姆，因此消息来源是可靠的。
　    第二天，团中央大楼一层楼前厅里，设立了哀悼胡耀邦同志的小灵堂。正中是披着黑纱的胡耀邦遗像，两旁一副对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它再确切不过地反映了胡耀邦同志的崇高品德。人们进楼后，自发地在胡耀邦遗像前低头伫立，静穆默哀。团中央大楼里一片阴郁沉重气氛，同事们见面，彼此对望一眼，算是打了招呼。大家都是默默无言的，心事重重的。
　　 4月17日上午，我又随许多同事到胡耀邦家里吊唁。那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院子，胡耀邦文革时期从五七干校回京后一直住在那儿。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也只是自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床，并没有把全家搬到中南海住。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家属在家中设立了灵堂，供人悼念。我们团中央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组织，结队自发地去参加悼念。我们赶到那里，才九点钟，门口已经排满长长一大队人，直至胡同口的拐弯处。大门前虽然有两位武警守卫着，却并不盘查进出的人们。
　    进了胡耀邦家中的灵堂，只记得有一排家人守灵，似乎其中并无胡耀邦夫人李昭，据说她恰好进去休息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军人，泪水纵横，身体笔直站在胡耀邦遗像前。同来的团中央老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们，这个老军人原是胡耀邦的警卫员，五十年代就跟随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曾经起来揭发胡耀邦。以后，他觉得没脸见胡耀邦了。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却不念其旧过，仍旧把他调来当卫士长。我们匆匆走过重叠的花圈丛中，又走出敞开的大门，只见前来吊唁的人们川流不绝，每人都是悲哀肃穆的神情。我心中感慨，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的深宅大院可以如此让平民百姓随意进出呢！这恰恰表现出耀邦同志生前襟怀坦白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亲民风范。
　    开追悼大会那天早晨，两辆大客车拉去了团中央参加会的人们，除了书记处的领导们以外，大多数是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人们。一路上，人们脸色阴郁，闷不做声，氛围异常沉重。到了大会堂，我们这一拨人去得最早，只好在前厅等候。一个小伙子拽一把我的衣角，领我到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台阶上，眺望着下面静坐的一大片黑压压的大学生们，据说有二十所大学约三万余人。他们昨晚就从校园出发，深夜十二点到达人民大会堂静坐，要求参加胡耀邦追悼大会。北京市公安局原打算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戒严，也来不及了。大学生们整整坐了一夜，神情疲惫，但秩序良好。他们为了维持秩序，专门组织了纠察线，不准外人进入。纠察线圈外，周围站了很多市民，安静地观望着。
　　 在台阶上，也站着几十个人。不远处，就是当时任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他笑嘻嘻双手抱肩，我实在搞不清楚，他高兴的到底是什么！我身边的两位团中央书记，却是神色忧虑，眉头紧蹙。各自不同神情，反映出不同人等对那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波的复杂态度。远处学生们高高擎举着胡耀邦遗像，还有几幅大标语。盘腿静坐的大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唱着歌，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阴沉的天空滚过。
　　  我身边一个老太太，50年代担任团中央副部长，她忽然拽住我胳膊，止不住泪流满面说：“里边在开追悼会，外面更是真正的追悼。对一个人的评价最后还要靠人民！人民！”　　 正在这时，里面出来一个服务员又驱赶大伙回到人民大会堂，我也稀哩糊涂跟着进去了。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收拾会场，许多人聚在胡耀邦遗体旁，不住抽泣。突然，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动闪开一条通道，身旁有人说：“胡启立和乔石来了。他们护送灵车去八宝山火葬场……”胡启立泪痕满面，举步蹒跚，走在前面，一位秘书搀扶着他，他的眼泡红肿，不停用手绢擦泪水。他踉踉跄跄快走到玻璃棺的胡耀邦遗体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情绪，蓦然抽出手捂住脸，呜呜痛哭失声。他的身体几乎跌倒，秘书赶紧架住了他。乔石在旁边满脸焦虑又束手无措的模样，一会儿拽一下他的衣襟，一会儿又拉一下他的袖子，还附在他耳旁轻轻说一句什么。胡启立却全然不顾，两手捂住脸，浑身颤抖地哇哇痛哭。
　　 又推来一辆小型吊车，把沉重的玻璃棺罩吊起，胡耀邦遗体被抬出来了。胡耀邦夫人李昭扑过去，哭喊一声：“耀邦我随你去呀……”这凄惨的声音真是令人撕肝裂肺，我的眼泪哗一下流出来了。周围嚎啕哭声也更是达到顶点。又一位面容粗糙黝黑的老农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嗓音嘶哑哭叫道：“耀邦呀……耀邦呀。”他带着衣服陈旧农民模样的一家十余口，男女老少们，“咚、咚、咚”磕着响头。听说，那位农民是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是李昭特意把他们一家人从湖南农村接过来参加追悼会的。工作人员们抬着胡耀邦遗体从我们身边经过，近百名军人肃然立正朝遗体敬军礼，其他人鞠躬，又鞠一躬……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