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 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

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经济最为落后的，然而自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担任过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主政以来，却以一种新颖的治理理念初步形成了全国瞩目的“重庆模式”。

　　所谓重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大规模）打黑反腐”、“唱红”、“建立公租房”、“官员下基层同吃住”（三进三同）、“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绿化重庆”。可谓个个针对时弊：腐败、信仰缺失、官民脱节、食品卫生、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用重庆官方的话语就是 “宜居、森林、畅通、健康、平安”五个重庆建设。

　　虽然薄熙来创造的重庆模式仅仅不过数年，但却已经成果累累。为了全面的理解重庆模式，很有必要一一列出。

　　打黑：出动3万名警员，成立204个专案组，7000人参与打黑。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67名黑恶首犯和骨干被抓捕、12名厅官涉黑落马。最大“黑恶保护伞”文强被执行死刑。

　　唱红，即“唱读讲传”，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临近，唱红歌也将进京表演。需要指出的一个误解是，唱红也不是光唱革命歌曲，也有各个年代的经典歌曲（如《家的牵挂》、《两岸一家亲》、蒙古《套马杆》）；读经典也包括国内外名篇大作（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建立公租房及民生：重庆不仅率先在全国建设公租房（已建1300万平方米），并计划3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多万人的住房问题。而且公租房面向三类群体：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家庭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价原则是不超过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于银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银行贷款。

此外，重庆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基层和区县；为一百三十万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在这个背景下还发生了特警为民工讨薪和工头“黑保安”被依法惩处事件。

关于民生，薄熙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一是发展不能仅仅追求GDP、财政收入。重庆不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钱再去改善民生，现在就把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动力。

二是经过实践发现，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经济也越活跃、政府越有钱，经济越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重庆和沿海地区不能走同一条路。沿海靠近大海，可以直接招商引资。重庆在内地，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内地巨大市场及其未来消费前景。民生改善、百姓受益后，重庆的消费很快就成长起来。消费提振的同时，还改善了投资环境，引起了外商的兴趣。

　　户籍改革：率先启动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是中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第一阶段目标是，在2011年内，实现当地338万农村人口转户进城，目前已有180万农民进入城市，并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到了真正的城市待遇。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给进城农民带来的实惠，市长黄奇帆曾形象的比喻：要让转户进城的农村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五件衣服”。重庆户籍改革的成功，引发全国25个省市的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赴重庆调研户籍改革。

　　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进三同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担任的领导和新招录的公务员在试用期一个月，到最艰苦、最边远、最基层的贫困村，入住贫困农民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三进三同的背景是干部脱离群众，“严重影响党群关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实际情况是，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很难看到各级干部。其效果如何呢？一位和农村贫困大学生结对子的厅长曾坦言：当他得知这位学生连两元钱的公交车费都舍不得而一直待在校园从未出行时，极为震惊。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干部，他所去的村，连喝水都困难。给了他们这一批官员强烈的震撼。至少亲身体验百姓的困难而不是仅仅从汇报中抽象得知，是完全不同的。

　　食品医药安全：重庆启动打击食药品安全犯罪百日专项行动。警方集约包括刑侦、经侦、治安、网监等多警种在内的上万警力，主动出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并表示，“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好食品药品犯罪专项攻坚战!” 首次集中清查行动就检查生产经营场所627个，刑拘7人，处罚16人，掌握违法犯罪线索917条。6月1日，重庆市将在全国率先出台并实施《重庆市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如此雷厉风行和主动出击，在全国是唯一的一个。

　　绿化：一年种了十年的树，而且还要以这种速度再种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治山治水，把容易流失的泥沙抓住，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也难怪两岸会谈在重庆举行时，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有如下发言：赞扬重庆“大改革，大绿化”卓有成效，指出重庆去年投入人民币137亿元种树，种树量超过过去10年纪录，“很多人说薄书记很绿”。（近3年，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中，约有40%-50%在重庆。这也是为什么两岸会谈选在重庆举行的原因）

　　经济发展：自打黑以来，重庆的知名度和形象大为提升。全市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去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赶上了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去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所以重庆模式引发轰动并得到下自百姓上至国家决策者以及海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认可。中共高层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贺国强等政治局常委都全面肯定重庆模式，李源潮则在考察重庆之后，认为重庆的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难题提供新思路。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当然重庆模式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推出不带广告的红色频道。这既有违市场经济常识，也难以维持。果不其然，后来就由于经济原因而减少人员紧缩开支。不过，这些都是玉中之瑕，瑕不掩瑜，更不可能因此就否定了重庆模式。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却无视重庆模式的成就，屡屡质疑、否定重庆模式，甚至将之比作文革再现。

　　　既然自由派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回顾一下，究竟什么是文革。

　　文革，政治上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权独揽以及权力斗争为背景的政治运动。经济上则是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最大的问题一是贫穷二是缺乏自由：包括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进城打工的自由、经商的自由、出国的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令人回味和留恋之处。比如政府廉洁（或者由于理想主义，或者由于组织的严格控制或者由于民众的直接监督）；没有贫富差距（虽有城乡差别，但差距并不悬殊）；没有黑、色、毒、赌（黑社会、毒品、色情业和赌博都被有效取缔）；没有环境污染（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没有高房价（国家分配）、医疗重负（城市免费医疗，农村也有基本医疗体系，并曾被联合国所肯定）、高学费（上学免费）；虽然吃不好甚至看只是基本维持温饱，但却没有食品安全之忧。当然这个时代更没有信仰缺失。可以说今天严重存在的问题，文革时代都不存在。（尽管如此，没有多少人要想回到这个时代，因为贫穷与缺乏自由）。

　　所以，以文革来比喻今日之重庆，显然是指代错了对象。今日中国，由于制度性的人事更替，已经不可能产生个人崇拜和大权独揽，更不会发生以权力斗争为背景的群众运动。在市场经济深入人心的今天，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如果自由派拿文革来比今日全面针对时弊的重庆模式，真不知道是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一个不了解文革的人在了解重庆模式之后，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之地了）。话说回来，动不动扣一个帽子恰是文革时的做法，自由派本身恐怕正用他们反对的方式来反对重庆模式。

　　然而，自由派何以要否定重庆模式呢？不妨估妄猜之。一是他们真的认为重庆模式是错的。最终并不会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有一篇文章进行论述过。除了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二是虽然认为重庆模式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值的肯定的尝试。但重庆模式却进一步提高了中共的凝聚力、支持度和合法性。这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西方的普世价值。凡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就必须要反对。至于百姓支持，哪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对重庆模式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重庆模式对现今问题的针对性、有效性还是有目共睹。或许重庆模式能够在中共的红色传统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中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成功化解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如此巨大规模的国家转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