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对华政策已日趋强硬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日以分裂中国为共同战略目标的同盟关系的确立，日本在各个方面日益右倾化，并加快了军国主义的步伐。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尤其是最近几年，自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不仅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全面修改历史教科书及和平宪法，而且在其亚洲战略乃至世界战略中越来越露骨地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敌国。除勾结美国以及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阴谋裂我疆土外，日本还积极联合越南、印度等意图全面遏制我国，甚至在我传统后方的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远东石油问题上也积极楔入，对我进行牵制。在与我双边关系的所有方面，如台湾、钓鱼群岛、东海油气资源、战争受害者索赔、二战遗留化武、朝鲜人闯日使馆等等问题上，其政策也日趋强硬。尤其是最近，对华政策之强硬已肆无忌惮到难以理喻的程度。如：在其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感和愤怒时，其外相居然压中国修改自己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的苦难历史。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日本竟要中国提供即使按日本的“中间线原则”也还差五公里的无可争议的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油气地质资料，在遭到拒绝后，竟然抛弃原先自己主张的“中间线原则”，把东海划界划到中国的家门口。甚至狂妄叫嚣不惜和中国一战。日本何以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此嚣张？让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二．日本对华政策日益强硬的原因

日本虽有传统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的毛病，但骨子里也有强盗性格的另一面：欺软怕硬。日本与日俱增的狂妄和对华政策的强硬固然是由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已很强大，也固然是由于其深知中国还有非常尖锐的内部矛盾和严重的腐败等诸多致命弱点，就是在被日美右翼联合炒作成“中国威胁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他们也深知“中国经济神话”的诸多真相和重大隐患。但是所有这些日本的优势和中国的弱点仍还不足以使日本对华强硬到目前这种有恃无恐的地步。中国弱点再多，其综合国力和潜力也总比北朝鲜高出不知多少倍。

日本之所以敢对中国步步进逼，肆意威胁，是因为窥透了中国尽一切可能避免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的心理。日本认定“内外交困”的中国虽大却无力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只能靠“上兵伐交”拉拢日本来“分化”美日同盟。因此其抓住我们这个心理上的弱点和策略上的缺陷不放，充分利用其与美国共同分裂中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打美国牌，以最大限度地逼迫我们不断对其让步，蚕食我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削弱我以自肥，并创造有朝一日或战而胜我，或不战而屈我之兵的条件，实现其分裂我国的战略目标。

因此，强硬本身就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筹码，日本人断定我们出于对美战略和台湾问题的考虑不会真正与其硬碰硬，只要他们一摆出强硬的姿态，便“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与我谈判的资本，即便其无理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至少也能捞到不少便宜。因此，日本便利用一切机会不时做出种种强硬姿态以不断增加其讨价还价的筹码。照理说，我们不断受到日本强硬政策的伤害，日本应对我们做些利益上的让步才符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友好准则，但由于过去数年来我们对日本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种种倒行逆施忽略了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致使日本越发有恃无恐，其强硬政策也逐渐升级。于是小泉每年照例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宣称“中国迟早会予以理解”（认定中国最终将吞下这个苦果）。在修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和平宪法、制定有事法案等问题上，日本更是不把中国的态度和感受当回事。日本的大批政要和议员也早与台湾扁、李当局公开勾结，双方往来频繁，除现任最高执政者的互访外，日本实际上早已不受只能发展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限制。在钓鱼群岛问题上，日本不仅以军事力量侵占该群岛海域，而且其议员还不时做出要前往视察的强硬姿态。在战争受害者索赔问题和遗留在中国的化武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再蛮横地拒绝理应承担的责任。2001年12月和2002年9月，日本公然在我东海专属经济区击沉、打捞“不明船只”，赤裸裸挑衅我主权。在朝鲜人闯日使馆问题上，日本政府竟将中国警方事先已征得日使馆人员同意的保卫其使馆安全的举措诬为侵犯日本的领土主权，一些政要甚至以宣战相威胁。在其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并引发全国性的反日浪潮后，川口外相竟要中国修改自己被侵略被欺辱的历史，取消“反日教育”。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日本不仅毫无道理地要中国提供自己专属经济区的油气地质资料，并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探测，而且在中国同意将东海划界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时，竟抛弃自己提出的“中间线原则”，提出以“200海里领海权”同中国划界。在最近的潜艇问题上，日本不仅要中国谢罪，小泉公然叫嚣要击沉“入侵潜艇”。这种强硬已不是一般的以增加谈判筹码攫取局部利益的得寸进尺，而是以十足的敌意向我伸出钢牙利爪，充分暴露出了其图我谋我的狼子野心。

我们手里不是没有筹码，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决不仅仅是只对中国才有利的单行线。若先于或甚于美国与中国交恶只能使日本更加依附美国，对美付出更多经济利益方面的代价，从而被美国所利用而不能利用美国。因此只有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在对日交往中，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以斗争求团结，不吃其强硬政策那一套，日本其实也是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况且我们的国内市场早已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日本经济已对中国市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依赖。

但我们却从未积极有效地利用过这些牌。我们仍然不断给日本企业重大的设备和建设项目合同，而这些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象三菱等有右翼势力背景的军工企业。前不久，我们在铁路提速机车招标中，给了日本一份丰厚的经济合约（与日本川崎重工合资的企业中了三个标，据说合同金额竟高达120亿美元[注1]）。实际上，在国产高速机车（中华之星、奥星等）已成功试运行一年以上的时候，付出巨额外汇使日本得到这样巨大的商业机会，即使从单纯经济角度讲对我们也并不是件有利的事情。这里肯定含有其它因素，或许中日关系的政治考虑也是这其它诸因素之一？这种巨大的经济代价效果又如何呢？日本不仅没有丝毫的感谢我们，反而得寸进尺，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对我无理纠缠，手段之恶劣，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容忍。

为了“怀柔”对我不怀好意的日本，我们付出这样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定的代价值得吗？

反观日本是如何“回报”我们的善意呢？日本政府纵容其右翼势力不断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华潮流，日本媒体也没完没了地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前不久，日本右翼势力在东京刚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华集会和游行，要求和中国断交。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日本更是步步进逼，为所欲为。外相町村信孝甚至还要求限制学生去邻国参观有关二战的纪念馆。日本政府的防卫政策也公然把中国作为威胁最大的敌国而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准备。最近日本又有47名国会议员跳出来公开支持台独。毫无疑问，日本正利用一切机会故意恶化两国关系，制造对华敌意，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宣传上为其全面军国主义化进而发动战争进行准备。

从中日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看，中国各级政府是真心在为维护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不断做出重大努力，甚至不惜压制国民的爱国热情并与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对立。最近又派出副部长级的王屹出任驻日大使，力图缓和两国日见紧张的双边关系。而日本政府及其日益坐大的右翼势力基础却在故意恶化两国关系，并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对中国的敌视和军国主义狂热。

中国的诚意已明显成为一厢情愿，自己也快被对手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对日本的任何宽容、忍让实际上就是对其狼子野心的姑息和纵容！其实所谓日本的强硬，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对其“鼓励”的结果。这里虽有我们自己对此问题认识不清的原因，同时也是日本人多年来收买汉奸，特别是以各种方式收买腐败的官员和学者并逐渐向高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渗透，并与之内外呼应的结果（腐败是产生汉奸最好的温床）。日本数十年如一日的渗透功夫没有白费，至今已能明显影响我国的各项内外政策
三．对日本强硬政策妥协退让的危害

在凶相毕露的强盗面前暴露出怯懦的心态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会极大地刺激强盗的贪欲，使其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而且会使其抓住你恐惧的心理不断将恐吓升级，施加越来越大的“恐怖”压力，直到彻底摧毁你脆弱的意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剥夺你全部的利益、尊严、甚至生命。

日本人利用我们不愿同时对付两大强国的心理，自以为掐住了我们的七寸，瞄准了我们的脑袋，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进行讹诈，挤压我们的战略利益。

一些人被美、日同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所吓倒，生怕发生任何偶然事件激怒日本使其与我为敌。因此总幻想通过以经济利益对其拉拢、怀柔来化解两国的紧张关系，以使日本在中美对抗中保持中立。这种对日本的担心和幻想都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需要其实并不亚于中国。只有在两国表面“友好”的正常交往中，日本才能得到三个方面的重大战略利益。这三大利益是：

1.经济利益，中国市场已成日本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2.只有在“友好”交往中才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各方面的渗透，以为分裂中国创造条件，并为日本在分裂后的中国的利益做长远打算。

3.只有与中国存在良好的双边关系，才能向中国打美国牌，向美国打中国牌。既可利用美国也可利用中国，而不被美国和中国所利用。两张牌两面使，带来双重的利益。而一旦与中国交恶，尤其是先于或甚于美国与中国处于敌对状况，则两张牌的两重利益都可能会失去。

因此，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中日关系会破裂，不到中日摊牌的最后关头，日本不会轻易撕掉这层“友好”的面纱。我们也用不着总看日本的脸色，照顾日本的情绪（日本什么时候看过我们的脸色，照顾过我们的情绪）。日本民族一向欺软怕硬，??强硬政策以极低的成本代价获得极大的成果，进而刺激起其更大的贪欲和野心。“九.一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反之，只有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才能使其付出得不偿失的重大代价而被迫权衡利弊中止其强硬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结盟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也不会改变，虽然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有悖于日本真正的民族利益，但因对其军国主义历史未曾彻底反省，日本决不会放弃重温田中奏折的大国梦。而这与日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需要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即使是分裂中国，日本也要尽量利用美国而避免被美国所利用。不到与中国全面摊牌的最后时刻，正常化的中日邦交始终对日本有重大的利用价值。也正是“邦交”外在的表象造成我国有些人对其真实的战略意图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于日本与美国结盟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根本不可能以妥协退让使其改变。这只能靠我们自己自强奋斗，增强实力，并与对手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其受到遏制。日本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不遭到重大挫折甚至彻底失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日本不是不知道我们希望两国友好的诚意，正因为其太清楚我们的诚意了，才利用这一点来欺负算计我们。以妥协退让继续向不怀好意的强盗示之以诚，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无异于与虎谋皮。

我们尤其不能以自己重大的经济利益试图软化日本的强硬政策。日本的强硬姿态可以有无限的变化不断表现出来，而我们的经济利益却只是有限的财富难填其无穷欲壑。以血饲狼会有什么好结果！指望嗜血成性的豺狼报恩吗？怕是豺狼啃光我们的骨头后，还要轻蔑地骂一声“蠢货”[注]。

国家间的外交无不以实力为基础。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也包括民心、民族精神及其他政治因素等无形力量。日本拼命煽动其狭隘民族情绪和军国主义精神，正是增强其国力以对付我国的手段。而我们如一味屈从日本“控制反日情绪”的压力，压制民间的爱国热情，则只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和政府对外交涉的筹码。我们某些地方部门压制民间“反日情绪”的一些不当举措已极大地抵消了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成果。人民爱国是对政府最大的支持！人民的爱国热情是国家和民族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魂魄，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源泉。每逢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我们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人民总是挺身而出，为国家前仆后继，赴汤蹈火。若我们的地方政府为安抚日本人的情绪而压制人民的爱国热情，则不仅在此国家安危的关键历史时刻削弱了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而且将群众对日本人的愤怒引向了党和政府。这显然又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所乐于看到的。我们人民的爱国牺牲精神早已被所有曾欺负过中国的帝国主义所领教，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向就有“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说法。难道历史在今天还要再重新轮回一次吗？

我们对日忍让怀柔的初衷原本是想避免与之冲突，避免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但这样做的后果却恰恰相反，对强盗本性不改的日本退让容忍，只会使其狼子野心得到鼓励，越发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也必然会使我迅速失去回旋的余地和腾挪的空间，最后不得不提前与日本发生更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只有对日本的种种倒行逆施积极进行既坚决，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甚至不惜在必要时付出代价对其给予坚决的打击，才能有效地抑制其贪欲和野心，也使我方能继续保有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及平等互利的基础。正如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越是怕损害中日双边关系而不敢与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中日关系就越可能加速破裂而导致战争。

我们可以不计较历史恩怨，但那只能是在我取得胜利之后，才能谈到对放下屠刀的敌人宽大为怀。而在敌人步步进逼的压力面前，我们则只能更加牢记历史教训。

日本及其倚仗的美日同盟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被其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而幻想以绥靖手段对其怀柔、拉拢来软化其与我为敌的内在目的。这不仅无效，而且贻害无穷，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四．对付日本强硬政策的策略方针

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不过是其分裂中国继而占有中国的核心战略的外在表现。因此，对付其强硬政策的策略也就是对付其核心战略的策略。这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由于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决心及其核心战略不可能自动得以改变，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必将与我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碰撞、冲突，甚至战争。由于对手已为即将到来的中日冲突及战争精心准备了几十年，而我方长期以来却一直沉迷于以“友好”的善意感化对方。因此我方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均缺乏与日方进行对抗和冲突的必要准备，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至今对日本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对其丢掉幻想，积极做好与之对抗乃至剧烈的军事冲突的一切准备，就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我们对日本给以必要的打击不是为了与之决裂或与其进行全面战争，而是为了对其军国主义的内在目的及其表现出来的强硬政策进行遏制，使其军国主义道路及其强硬政策付出得不偿失的重大损失和代价而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进而放弃与我敌的战略和政策。至少也要遏制其发展势头和程度。不错，在现阶段，美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日本次之。因此我们在总体战略上分化美日同盟的策略目标没有错，但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对美斗争和对日争取。有时候，根据具体情况，暂时地变换一下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的次序，对更咄咄逼人的次要对手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打击和遏制，把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左右逢源并挤压我战略利益的有利地位，改变为矛盾冲突的主要角色从而有求于中美双方，以增加其敌视中国的战略成本，会更有利于争取日本的中立和分化美、日同盟。谋略表现在外都是相反的，欲擒故纵，欲和则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若我们明天就要与日本开战，我们可以故意示弱（但不能以丧失实际利益来示弱，否则对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我们想分化美日同盟，争取日本保持中立，我们就必须与日本蓄意恶化中日关系的强硬政策进行积极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日本认识到以中国为敌的惨重代价和灾难性后果。

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冲突升级至大规模战争的全面准备，我们必须表现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怕牺牲不计代价的坚强决心，必须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必须使日本人明白与中国为敌的惨痛代价和毁灭性后果。要使日本人真正反省到想通过重走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而一跃成为世界大国的老路只能招致日本的灭亡，就必须给日本足够深刻的教训和严厉的打击。

只有我们做好与对手（包括美日两国）进行大规模剧烈冲突的全面准备（包括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部署及军队的相关训练），才能使对手不敢将冲突升级而将其限制在局部和短期的范围内。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时刻，由于我国积极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并在珍宝岛等一系列局部冲突中给了苏联以深刻教训，才使其始终未敢轻举妄动，从而避免了中苏全面战争。可见，积极的全面战争准备结合在小规模高烈度的冲突中对敌以坚决打击，使其付出相当的代价（从而对其与我全面冲突的代价重新评估），是能够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有效战略方针。

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战略及政策进行打击，并不是说我们要主动破坏和平挑起冲突。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战略和政策必然要挑起与我们的冲突，我们若不尽快做好从思想上到物质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准备，一旦冲突来临，我们促不及防，缺乏准备，就会吃大亏。若我在冲突中失利，使敌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大战果，则会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日方将与我进行的冲突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具体的冲突事件都是从偶然中爆发出来的。因此，应在进行以海上激烈冲突及海上入侵为假想敌情的全面战争准备的同时，尽快准备好在海上工作的我方所有单位和人员（包括军队和。地方人员）在遭遇日方无理挑衅和蓄意冲突时的紧急应对措施。军队应做好武器装备，人员思想教育和训练等各方面的战备工作。应恢复对渔民和其它海上船只、油气井平台等海上国土工作人员的民兵训练，并对可靠的正规民兵配给必要的武器弹药，做好海上国土的安全保卫工作和发生冲突的防备措施。为了政治上的主动和有理、有利的斗争需要，坚持“不打第一枪”的策略原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2.外交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日本一向注重外交，并善于从谈判桌上得到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东西。日本人总是能巧妙地利用其某种优势以形成对对手的心理压力，然后抓住对手的弱点步步进逼，以使其心理压力不断升级，直至在精神上被压垮而感到不得不屈从。中日马关条约及以后半个多世纪日本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是如此。

但这种谈判战术只对性格软弱及缺乏经验者特别有效，而对性格坚强且经验丰富的谈判者，这种讹诈往往失灵。

由于日本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和社会，因此其对如何欺负弱者有着独到的研究和体验（见了悚人就压不住火）。总之，利用优势地位进行讹诈、逼迫，是日本人惯用的伎俩，也因此是其喜欢得势后便猖狂的一个民族习惯。

因此我国的对日交往，应由爱国、个性坚强，且与日本人打交道经验丰富的人负责各方面的外交和谈判工作。对日外交工作人员也应挑选爱国、性格坚强，且具备专业素质者，并进行针对日本人特点的专门训练。

从《参考消息》看，在最近中日关于东海油气资源问题的谈判中，在日本逼迫我方提供我专属经济区的油气地质资料的压力下，我方虽未向日方提供油气地质资料，但却向日方讲解“中间线”我方一侧的地质构造，以说明油气不会从“中间线”东面流到西面。这样的解释本身难道不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吗？既然“中间线”东面的大陆架也是我国的专属经济区，油气是否从东面流到西面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拿自家的东西和权益与不怀好意的对手讨论、谈判。这难道不是在助长日本妄图侵吞我??要在“中间线”东侧进行油气开采。

晚清丧权辱国，固然主要是由于实力和战争的原因，但也有很多情况是由于外交本身坚持不住必要的原则，在对方的逼迫下一点点退缩（每次谈判都有些不大的，好像是非实质性的让步），最后积少成多就是大片领土和重大权益的丧失。因此，我们在与日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坚持住原则是最重要的。不该与其讨论和解释的（如与其无关的我方权益）问题，坚决不能与之讨论。不该妥协的，坚决不妥协。总之，凡对我方不利的，不以损小而为之。一切以国家利益有益无损为原则。

想以外交努力来改变作为日本核心战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外交努力（尤其是积极地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来扩大中日民间的正常交往和理解，以增加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力量来推迟、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则完全可能。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虽在向右转，但日本毕竟还有不小的反战和平力量，毕竟还有许多日本友人在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讨还公道，这些日本朋友代表了日本的良心和其真正的民族利益，也是我们与日本民族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况且毕竟日本经济界还不愿放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此他们也希望维持与我国的“友好”关系而不赞成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这些对日外交工作的广阔用武之地正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相信其必将对建立两国和平友好的民意基础进而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对日本的官方往来（包括各级政府、国企对日本的经济往来）中，原则性最重要。应不卑不亢，以原则性为主并结合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在对日民间外交工作中，除应坚持必要的原则外，灵活性的发挥则应具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对付日本的外交当然不能只局限于对日外交，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俄罗斯、韩国、北朝鲜、印度的关系都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当然，对日关系也会对我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各方面的外交还须根据具体情况全盘考虑，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3.激励爱国主义，积极引导、管理民间的爱国热情和活动。

任何一个国家，若无人民的爱国精神凝聚为民族魂魄，则这个国家早晚必瓦解。因此，人民爱国是对国家和政府最大的支持！今天，面对着台湾很多人不认同祖国，香港也有些人自外于国家民族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痛感到人民爱国精神的可贵吗？为何当人民真的为国家前途担忧时，又要限制其爱国热情呢？难道要等大陆的人民也像台湾、香港一些人那样爱国之心已死或已淡漠的时候才需要人民去爱国吗？

在今天国家面临强敌战争威胁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内外分裂势力猖獗的危急关头，压制人民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心涣散将导致敌人从内部瓦解、分裂、颠覆我们的阴谋得逞。涣散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泯灭、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妄图分裂、颠覆我国的日、美等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当前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具有非常巨大的战略意义，只要人民还有爱国热情，国家就有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圣人寓教于民，寓兵于民，爱国主义就是战斗力，就是综合国力。爱国主义还可使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并缓和已非常尖锐的国内矛盾。

民间的爱国热情由于是自发的，因此不可避免带有不理智和偏激情绪。对民间自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活动应积极引导、管理，但不应压制，更不应动用大批警力制造本来不应有的对立情绪。压制群众的爱国热情解决不了偏激和不理智的思想问题，相反却只能强化偏激情绪并将其引向政府的对立面。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

在目前国家面临非常严重的安全形势下，人民群众在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朴素真诚的。他们深知有国才有家，深知中华民族的强盛，最终还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增强国家和军队的实力才能实现。因此他们是真心拥护党和政府的基本群众，是我们最好的国民，而决不是政府的对立面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拥护、支持政府增强国家实力的任何举措，并不惜为此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这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中更难能可贵。他们自发的爱国热情需要引导、教育和提高，他们也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管理和指导。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爱国热情被坏人利用，因此在自发的爱国活动中也愿意与警方积极配合，并协助其维持秩序。

对爱国群众的管理和引导应坚持正面教育，向群众讲清维持中日正常的外交关系和扩大与日本的民间交往的重要性；讲清楚日本也有好人，日本国内反战力量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朋友；讲清楚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区别。相信群众会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在毛泽东时代，在受苏、美两大强国威胁，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候，尼克松以及其后又有田中相继访华。政府及时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教育，中央文件一直传达到普通群众。当时中央从未把群众的爱国热情视为与政府对立的“不安定因素”，也从未发生过破坏国家外交政策的极端事件，并且人民群众还积极配合了国家的政策。事实证明，群众的爱国热情完全可以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4．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中日之间严峻冷漠的政治气氛相比，两国的经济关系却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中日之间的贸易有较大的互补性，两国的经济联系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动力。但日本敌视中国的战略大大恶化了两国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政治环境和相互信任的程度。

日本担心中国发展强大起来将使其军国主义的大国梦彻底破灭，因此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不仅有极度的利己欲望，而且其一贯的损人心理也不断恶性发展。停止对华援助及意图控制我重要部门和关键技术领域就是这种损人心态的一些具体表露。在此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在双边经济往来中有所防范，既然日本已将我们视之为敌人，我们也只好以防范敌人的措施对待之。

应建立严格的秘密审批制度，凡是与日本等敌对国家签订较大较重要的经济合同，都应以秘密方式经过严格的安全利益审查和经济利益审查。为此国家安全部门应暗中严格监控并积极介入与战略敌国的经贸活动，这方面的安全人员中应有经济学家、外贸、金融、财务方面的专门人材以及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可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经济合同的审查任务。

日本人惯于收买我方人员进行渗透，在经济往来中尤其如此。我们若不对其严加防范，将不可避免在互相勾结的内外敌人的合谋中丧失重大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在安全利益方面，不论是战略、军事、经济、信息、技术，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得有对我安全利益现实和潜在的损害。只有在安全利益无损的条件下，才能考虑经济利益。由于生意对手实际上已是战略敌人，在不涉及安全利益的单纯经济利益方面，互通有无可以，平等互利也可以；但我之利小对方利大则不可，损我而利他则更不可。（避免以血伺狼）

目前中日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国际分工实际上对我也是不利的，对手掌握核心技术赚大钱，而我方只是在扮演穷苦力的角色。日本惯于利用专利战略对我实行技术垄断和控制，因此发展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摆脱日本（及美国）的技术垄断就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5．采取强有力的反渗透措施，清查内奸。

外部敌人对我们内部的渗透已到了严重威胁国家生存的地步，并且这种渗透已大大不同于历史上曾有过的旧模式，而是在新的形势下更加阴险的隐蔽战争。并且这种渗透已充分利用了我们的一切特点和弱点。

在当今核武器时代，与中国这样的有核国家打仗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作为冷战重要手段的各种渗透就大大增加了其战略意义。从前苏联垮台和分裂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冷战中将各种渗透手段结合运用，其威力比原子弹还大。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冷战，和平演变，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渗透。但从俄罗斯自苏联分裂出来及已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后又遭美国经济战算计，国家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的历史教训中可以看出：冷战，和平演变，并非仅针对某种社会制度，而是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已具有极大风险的条件下，针对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不流血的特殊战争。

从目前美、日对我渗透的程度以及其领导人对“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信来看，在冷战中成功地运用各种渗透手段再结合经济战等方式，将是其削弱、颠覆、分裂、瓦解我国的主要手段。因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在内部遭渗透、瓦解、破坏、颠覆的危险程度，比外部的军事威胁更加严重。若有朝一日敌果真对我动武，也必是在以冷战对我进行了充分彻底的削弱和瓦解之后。

腐败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我之腐败越甚，敌之渗透越易。我们的腐败成就了外部敌人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深度，并使其能不断向高层扩展。

我国是集权体制，集权体制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权力来自上层。即使是上级错了，下级对上级也无可奈何。集权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舆论容易控制。因此，除一般的渗透手段和方式外，敌人必更加注重利用我们集权制度的特点尽一切可能向我高层渗透，（并尽量渗透、控制我宣传部门，）得手后就会反过来在我组织肌体内寄生繁衍，并利用其掌控的权力（即我之行政资源）从内部对我进行更系统更方便的破坏、控制和渗透。甚至利用我们对舆论的控制能力，反过来愚弄、封闭我们。这种计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看看《孙子兵法》最后一段话：“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姜子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再看看日本利用李登辉在台湾的成功渗透，（先是认定台湾会被解放军占领而投机打入中共，待确信大陆已不可能在短期内解放台湾时又混入国民党……。）联想到中国大陆自93年邓小平因病重不能理事十年来所发生的种种怪事，我们难道还能高枕无忧吗？

日本和美国利用我们改革开放的机会，利用我们的腐败和制度特点扎扎实实地全面渗透了几十年，收买了大量汉奸，这其中包括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内部人员。

不仅网络到处都有汉奸言论，我们自己严格控制的传媒和教委的正式文件也不时出现完全与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却与汉奸言论一致的东西。许多境内学术机构公开接受来自境外（敌对国家）的赞助。学术??现象。

在经济领域，内部人员被收买而出卖国家利益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在敌人对我进行的经济战中，我方更是损失惨重。在已有俄罗斯因私有化导致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引发经济灾难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我们却不惜重蹈其覆辙，先是不分青红皂白撤销了国有企业的所有上级机构，给了国企老总们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继而又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推开远不如俄罗斯公平和规范的“私有化改革”，待到因此而流失的国有资产汇成大江大河，只受阻于人民币与外币之间不可自由兑换这道（已百孔千疮的）大坝的时候，管理层内部又不断有人不顾巨大的宏观风险而与美、日（不怀好意地）对我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相呼应，积极推动放开外汇管制政策。我们自93年后实行了近十年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一半国企及大半集体企业倒闭，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银行坏帐高达26％以上，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却异口同声地将此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这个“神话”的美、日版本就是“中国威胁论”。[注]（三国传媒配合之默契，使许多人至今还被蒙在鼓里。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可能永远的蒙蔽所有的人”，但在三大国官方传媒的密切配合下，在较长的时期内蒙蔽大部分人则是完全可能的。）

显然，敌之渗透已不仅在我思想文化领域起了极大的瓦解作用，而且对国家的物质实力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削弱。

为了挫败敌人的冷战阴谋，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渗透措施，并清查汉奸。国家安全部门应重新认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观念。国家安全人员应包括各行各业的专家，除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专门人材外，还应有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等，以便能对敌人各方面的渗透和破坏进行全面监控。应依靠并发动群众，检举汉奸。同时也应讲政策，重证据，避免误伤好人。对嫌疑较大且问题一时难以查清者应先调离关键岗位。

汉奸绝大部分是被敌人收买的，腐败无疑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因此在条件具备时，应尽快展开彻底清理整治腐败的斗争，国家安全人员应积极介入反腐斗争中，这既是在铲除培植内奸的温床，也可从中发现外部势力进行渗透的大量线索。为此需要首先保证国家安全人员队伍的纯洁，国家安全人员必须具有廉洁的品质和爱国心。

目前来自国家内部的危机除尖锐的社会矛盾外，主要就是外部敌人无孔不入的渗透所造成的现实及潜在的破坏和瓦解。我们的安全人员和大批警力应提高素质水平，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发现其隐藏的组织结构，并在必要时予以清除。而不应把大量警力和侦察力量用于对付有爱国激情的“愤青”，对“愤青”的某些偏激情绪是应提高引导并加强管理的问题，而不应是动用国家警力对付的问题。大敌当前，应把有限的警力和侦察资源用于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而不应大水冲了龙王庙，令亲者痛仇者快。既制造了内部本不应有的对立情绪，又忽视了应注意的真正敌人。

总之，如果我们把内部被严重渗透的问题解决了，清除了汉奸及产生汉奸的温床?腐败，我们最致命的弱点就没有了。我们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强，敌人对我们就无从下手，我们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可胜在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综合国力必将一天天赶上敌之国力，敌之弱点也会随着我们一天天强大而不断显露出来。

注：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而中国国内关于经济政策高度统一的舆论则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邓小平时代一直被允许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公开争论，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大权在握的经济管理权威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严格的一致。于是就出现了中、美、日三国官方传媒和国际“权威机构”及“专家”默契配合的成果--“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应得诺贝尔奖”“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一．日本对华政策已日趋强硬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日以分裂中国为共同战略目标的同盟关系的确立，日本在各个方面日益右倾化，并加快了军国主义的步伐。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尤其是最近几年，自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不仅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全面修改历史教科书及和平宪法，而且在其亚洲战略乃至世界战略中越来越露骨地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敌国。除勾结美国以及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阴谋裂我疆土外，日本还积极联合越南、印度等意图全面遏制我国，甚至在我传统后方的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远东石油问题上也积极楔入，对我进行牵制。在与我双边关系的所有方面，如台湾、钓鱼群岛、东海油气资源、战争受害者索赔、二战遗留化武、朝鲜人闯日使馆等等问题上，其政策也日趋强硬。尤其是最近，对华政策之强硬已肆无忌惮到难以理喻的程度。如：在其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感和愤怒时，其外相居然压中国修改自己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的苦难历史。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日本竟要中国提供即使按日本的“中间线原则”也还差五公里的无可争议的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油气地质资料，在遭到拒绝后，竟然抛弃原先自己主张的“中间线原则”，把东海划界划到中国的家门口。甚至狂妄叫嚣不惜和中国一战。日本何以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此嚣张？让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二．日本对华政策日益强硬的原因

日本虽有传统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的毛病，但骨子里也有强盗性格的另一面：欺软怕硬。日本与日俱增的狂妄和对华政策的强硬固然是由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已很强大，也固然是由于其深知中国还有非常尖锐的内部矛盾和严重的腐败等诸多致命弱点，就是在被日美右翼联合炒作成“中国威胁论”的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他们也深知“中国经济神话”的诸多真相和重大隐患。但是所有这些日本的优势和中国的弱点仍还不足以使日本对华强硬到目前这种有恃无恐的地步。中国弱点再多，其综合国力和潜力也总比北朝鲜高出不知多少倍。

日本之所以敢对中国步步进逼，肆意威胁，是因为窥透了中国尽一切可能避免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的心理。日本认定“内外交困”的中国虽大却无力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只能靠“上兵伐交”拉拢日本来“分化”美日同盟。因此其抓住我们这个心理上的弱点和策略上的缺陷不放，充分利用其与美国共同分裂中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打美国牌，以最大限度地逼迫我们不断对其让步，蚕食我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削弱我以自肥，并创造有朝一日或战而胜我，或不战而屈我之兵的条件，实现其分裂我国的战略目标。

因此，强硬本身就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筹码，日本人断定我们出于对美战略和台湾问题的考虑不会真正与其硬碰硬，只要他们一摆出强硬的姿态，便“理所当然”地增加了与我谈判的资本，即便其无理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至少也能捞到不少便宜。因此，日本便利用一切机会不时做出种种强硬姿态以不断增加其讨价还价的筹码。照理说，我们不断受到日本强硬政策的伤害，日本应对我们做些利益上的让步才符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友好准则，但由于过去数年来我们对日本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种种倒行逆施忽略了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致使日本越发有恃无恐，其强硬政策也逐渐升级。于是小泉每年照例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宣称“中国迟早会予以理解”（认定中国最终将吞下这个苦果）。在修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和平宪法、制定有事法案等问题上，日本更是不把中国的态度和感受当回事。日本的大批政要和议员也早与台湾扁、李当局公开勾结，双方往来频繁，除现任最高执政者的互访外，日本实际上早已不受只能发展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限制。在钓鱼群岛问题上，日本不仅以军事力量侵占该群岛海域，而且其议员还不时做出要前往视察的强硬姿态。在战争受害者索赔问题和遗留在中国的化武问题上，日本政府一再蛮横地拒绝理应承担的责任。2001年12月和2002年9月，日本公然在我东海专属经济区击沉、打捞“不明船只”，赤裸裸挑衅我主权。在朝鲜人闯日使馆问题上，日本政府竟将中国警方事先已征得日使馆人员同意的保卫其使馆安全的举措诬为侵犯日本的领土主权，一些政要甚至以宣战相威胁。在其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并引发全国性的反日浪潮后，川口外相竟要中国修改自己被侵略被欺辱的历史，取消“反日教育”。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日本不仅毫无道理地要中国提供自己专属经济区的油气地质资料，并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探测，而且在中国同意将东海划界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时，竟抛弃自己提出的“中间线原则”，提出以“200海里领海权”同中国划界。在最近的潜艇问题上，日本不仅要中国谢罪，小泉公然叫嚣要击沉“入侵潜艇”。这种强硬已不是一般的以增加谈判筹码攫取局部利益的得寸进尺，而是以十足的敌意向我伸出钢牙利爪，充分暴露出了其图我谋我的狼子野心。

我们手里不是没有筹码，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决不仅仅是只对中国才有利的单行线。若先于或甚于美国与中国交恶只能使日本更加依附美国，对美付出更多经济利益方面的代价，从而被美国所利用而不能利用美国。因此只有保持良好的中日关系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在对日交往中，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以斗争求团结，不吃其强硬政策那一套，日本其实也是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况且我们的国内市场早已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日本经济已对中国市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依赖。

但我们却从未积极有效地利用过这些牌。我们仍然不断给日本企业重大的设备和建设项目合同，而这些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象三菱等有右翼势力背景的军工企业。前不久，我们在铁路提速机车招标中，给了日本一份丰厚的经济合约（与日本川崎重工合资的企业中了三个标，据说合同金额竟高达120亿美元[注1]）。实际上，在国产高速机车（中华之星、奥星等）已成功试运行一年以上的时候，付出巨额外汇使日本得到这样巨大的商业机会，即使从单纯经济角度讲对我们也并不是件有利的事情。这里肯定含有其它因素，或许中日关系的政治考虑也是这其它诸因素之一？这种巨大的经济代价效果又如何呢？日本不仅没有丝毫的感谢我们，反而得寸进尺，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对我无理纠缠，手段之恶劣，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容忍。

为了“怀柔”对我不怀好意的日本，我们付出这样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定的代价值得吗？

反观日本是如何“回报”我们的善意呢？日本政府纵容其右翼势力不断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华潮流，日本媒体也没完没了地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前不久，日本右翼势力在东京刚刚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华集会和游行，要求和中国断交。在东海油气资源问题上，日本更是步步进逼，为所欲为。外相町村信孝甚至还要求限制学生去邻国参观有关二战的纪念馆。日本政府的防卫政策也公然把中国作为威胁最大的敌国而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准备。最近日本又有47名国会议员跳出来公开支持台独。毫无疑问，日本正利用一切机会故意恶化两国关系，制造对华敌意，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宣传上为其全面军国主义化进而发动战争进行准备。

从中日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看，中国各级政府是真心在为维护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不断做出重大努力，甚至不惜压制国民的爱国热情并与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对立。最近又派出副部长级的王屹出任驻日大使，力图缓和两国日见紧张的双边关系。而日本政府及其日益坐大的右翼势力基础却在故意恶化两国关系，并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对中国的敌视和军国主义狂热。

中国的诚意已明显成为一厢情愿，自己也快被对手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对日本的任何宽容、忍让实际上就是对其狼子野心的姑息和纵容！其实所谓日本的强硬，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对其“鼓励”的结果。这里虽有我们自己对此问题认识不清的原因，同时也是日本人多年来收买汉奸，特别是以各种方式收买腐败的官员和学者并逐渐向高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渗透，并与之内外呼应的结果（腐败是产生汉奸最好的温床）。日本数十年如一日的渗透功夫没有白费，至今已能明显影响我国的各项内外政策
三．对日本强硬政策妥协退让的危害

在凶相毕露的强盗面前暴露出怯懦的心态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会极大地刺激强盗的贪欲，使其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而且会使其抓住你恐惧的心理不断将恐吓升级，施加越来越大的“恐怖”压力，直到彻底摧毁你脆弱的意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剥夺你全部的利益、尊严、甚至生命。

日本人利用我们不愿同时对付两大强国的心理，自以为掐住了我们的七寸，瞄准了我们的脑袋，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进行讹诈，挤压我们的战略利益。

一些人被美、日同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所吓倒，生怕发生任何偶然事件激怒日本使其与我为敌。因此总幻想通过以经济利益对其拉拢、怀柔来化解两国的紧张关系，以使日本在中美对抗中保持中立。这种对日本的担心和幻想都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需要其实并不亚于中国。只有在两国表面“友好”的正常交往中，日本才能得到三个方面的重大战略利益。这三大利益是：

1.经济利益，中国市场已成日本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2.只有在“友好”交往中才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各方面的渗透，以为分裂中国创造条件，并为日本在分裂后的中国的利益做长远打算。

3.只有与中国存在良好的双边关系，才能向中国打美国牌，向美国打中国牌。既可利用美国也可利用中国，而不被美国和中国所利用。两张牌两面使，带来双重的利益。而一旦与中国交恶，尤其是先于或甚于美国与中国处于敌对状况，则两张牌的两重利益都可能会失去。

因此，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中日关系会破裂，不到中日摊牌的最后关头，日本不会轻易撕掉这层“友好”的面纱。我们也用不着总看日本的脸色，照顾日本的情绪（日本什么时候看过我们的脸色，照顾过我们的情绪）。日本民族一向欺软怕硬，??强硬政策以极低的成本代价获得极大的成果，进而刺激起其更大的贪欲和野心。“九.一八”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反之，只有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才能使其付出得不偿失的重大代价而被迫权衡利弊中止其强硬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结盟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也不会改变，虽然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有悖于日本真正的民族利益，但因对其军国主义历史未曾彻底反省，日本决不会放弃重温田中奏折的大国梦。而这与日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需要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即使是分裂中国，日本也要尽量利用美国而避免被美国所利用。不到与中国全面摊牌的最后时刻，正常化的中日邦交始终对日本有重大的利用价值。也正是“邦交”外在的表象造成我国有些人对其真实的战略意图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于日本与美国结盟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根本不可能以妥协退让使其改变。这只能靠我们自己自强奋斗，增强实力，并与对手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其受到遏制。日本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不遭到重大挫折甚至彻底失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日本不是不知道我们希望两国友好的诚意，正因为其太清楚我们的诚意了，才利用这一点来欺负算计我们。以妥协退让继续向不怀好意的强盗示之以诚，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无异于与虎谋皮。

我们尤其不能以自己重大的经济利益试图软化日本的强硬政策。日本的强硬姿态可以有无限的变化不断表现出来，而我们的经济利益却只是有限的财富难填其无穷欲壑。以血饲狼会有什么好结果！指望嗜血成性的豺狼报恩吗？怕是豺狼啃光我们的骨头后，还要轻蔑地骂一声“蠢货”[注]。

国家间的外交无不以实力为基础。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也包括民心、民族精神及其他政治因素等无形力量。日本拼命煽动其狭隘民族情绪和军国主义精神，正是增强其国力以对付我国的手段。而我们如一味屈从日本“控制反日情绪”的压力，压制民间的爱国热情，则只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和政府对外交涉的筹码。我们某些地方部门压制民间“反日情绪”的一些不当举措已极大地抵消了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培育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成果。人民爱国是对政府最大的支持！人民的爱国热情是国家和民族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魂魄，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源泉。每逢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我们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人民总是挺身而出，为国家前仆后继，赴汤蹈火。若我们的地方政府为安抚日本人的情绪而压制人民的爱国热情，则不仅在此国家安危的关键历史时刻削弱了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而且将群众对日本人的愤怒引向了党和政府。这显然又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所乐于看到的。我们人民的爱国牺牲精神早已被所有曾欺负过中国的帝国主义所领教，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向就有“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说法。难道历史在今天还要再重新轮回一次吗？

我们对日忍让怀柔的初衷原本是想避免与之冲突，避免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但这样做的后果却恰恰相反，对强盗本性不改的日本退让容忍，只会使其狼子野心得到鼓励，越发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也必然会使我迅速失去回旋的余地和腾挪的空间，最后不得不提前与日本发生更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只有对日本的种种倒行逆施积极进行既坚决，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甚至不惜在必要时付出代价对其给予坚决的打击，才能有效地抑制其贪欲和野心，也使我方能继续保有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及平等互利的基础。正如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越是怕损害中日双边关系而不敢与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中日关系就越可能加速破裂而导致战争。

我们可以不计较历史恩怨，但那只能是在我取得胜利之后，才能谈到对放下屠刀的敌人宽大为怀。而在敌人步步进逼的压力面前，我们则只能更加牢记历史教训。

日本及其倚仗的美日同盟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被其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而幻想以绥靖手段对其怀柔、拉拢来软化其与我为敌的内在目的。这不仅无效，而且贻害无穷，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四．对付日本强硬政策的策略方针

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不过是其分裂中国继而占有中国的核心战略的外在表现。因此，对付其强硬政策的策略也就是对付其核心战略的策略。这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由于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决心及其核心战略不可能自动得以改变，因此，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必将与我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碰撞、冲突，甚至战争。由于对手已为即将到来的中日冲突及战争精心准备了几十年，而我方长期以来却一直沉迷于以“友好”的善意感化对方。因此我方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均缺乏与日方进行对抗和冲突的必要准备，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至今对日本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对其丢掉幻想，积极做好与之对抗乃至剧烈的军事冲突的一切准备，就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我们对日本给以必要的打击不是为了与之决裂或与其进行全面战争，而是为了对其军国主义的内在目的及其表现出来的强硬政策进行遏制，使其军国主义道路及其强硬政策付出得不偿失的重大损失和代价而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进而放弃与我敌的战略和政策。至少也要遏制其发展势头和程度。不错，在现阶段，美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日本次之。因此我们在总体战略上分化美日同盟的策略目标没有错，但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对美斗争和对日争取。有时候，根据具体情况，暂时地变换一下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的次序，对更咄咄逼人的次要对手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打击和遏制，把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左右逢源并挤压我战略利益的有利地位，改变为矛盾冲突的主要角色从而有求于中美双方，以增加其敌视中国的战略成本，会更有利于争取日本的中立和分化美、日同盟。谋略表现在外都是相反的，欲擒故纵，欲和则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若我们明天就要与日本开战，我们可以故意示弱（但不能以丧失实际利益来示弱，否则对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我们想分化美日同盟，争取日本保持中立，我们就必须与日本蓄意恶化中日关系的强硬政策进行积极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日本认识到以中国为敌的惨重代价和灾难性后果。

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冲突升级至大规模战争的全面准备，我们必须表现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怕牺牲不计代价的坚强决心，必须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必须使日本人明白与中国为敌的惨痛代价和毁灭性后果。要使日本人真正反省到想通过重走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而一跃成为世界大国的老路只能招致日本的灭亡，就必须给日本足够深刻的教训和严厉的打击。

只有我们做好与对手（包括美日两国）进行大规模剧烈冲突的全面准备（包括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部署及军队的相关训练），才能使对手不敢将冲突升级而将其限制在局部和短期的范围内。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时刻，由于我国积极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并在珍宝岛等一系列局部冲突中给了苏联以深刻教训，才使其始终未敢轻举妄动，从而避免了中苏全面战争。可见，积极的全面战争准备结合在小规模高烈度的冲突中对敌以坚决打击，使其付出相当的代价（从而对其与我全面冲突的代价重新评估），是能够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有效战略方针。

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战略及政策进行打击，并不是说我们要主动破坏和平挑起冲突。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战略和政策必然要挑起与我们的冲突，我们若不尽快做好从思想上到物质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准备，一旦冲突来临，我们促不及防，缺乏准备，就会吃大亏。若我在冲突中失利，使敌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大战果，则会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日方将与我进行的冲突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具体的冲突事件都是从偶然中爆发出来的。因此，应在进行以海上激烈冲突及海上入侵为假想敌情的全面战争准备的同时，尽快准备好在海上工作的我方所有单位和人员（包括军队和。地方人员）在遭遇日方无理挑衅和蓄意冲突时的紧急应对措施。军队应做好武器装备，人员思想教育和训练等各方面的战备工作。应恢复对渔民和其它海上船只、油气井平台等海上国土工作人员的民兵训练，并对可靠的正规民兵配给必要的武器弹药，做好海上国土的安全保卫工作和发生冲突的防备措施。为了政治上的主动和有理、有利的斗争需要，坚持“不打第一枪”的策略原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2.外交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日本一向注重外交，并善于从谈判桌上得到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东西。日本人总是能巧妙地利用其某种优势以形成对对手的心理压力，然后抓住对手的弱点步步进逼，以使其心理压力不断升级，直至在精神上被压垮而感到不得不屈从。中日马关条约及以后半个多世纪日本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是如此。

但这种谈判战术只对性格软弱及缺乏经验者特别有效，而对性格坚强且经验丰富的谈判者，这种讹诈往往失灵。

由于日本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和社会，因此其对如何欺负弱者有着独到的研究和体验（见了悚人就压不住火）。总之，利用优势地位进行讹诈、逼迫，是日本人惯用的伎俩，也因此是其喜欢得势后便猖狂的一个民族习惯。

因此我国的对日交往，应由爱国、个性坚强，且与日本人打交道经验丰富的人负责各方面的外交和谈判工作。对日外交工作人员也应挑选爱国、性格坚强，且具备专业素质者，并进行针对日本人特点的专门训练。

从《参考消息》看，在最近中日关于东海油气资源问题的谈判中，在日本逼迫我方提供我专属经济区的油气地质资料的压力下，我方虽未向日方提供油气地质资料，但却向日方讲解“中间线”我方一侧的地质构造，以说明油气不会从“中间线”东面流到西面。这样的解释本身难道不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吗？既然“中间线”东面的大陆架也是我国的专属经济区，油气是否从东面流到西面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拿自家的东西和权益与不怀好意的对手讨论、谈判。这难道不是在助长日本妄图侵吞我??要在“中间线”东侧进行油气开采。

晚清丧权辱国，固然主要是由于实力和战争的原因，但也有很多情况是由于外交本身坚持不住必要的原则，在对方的逼迫下一点点退缩（每次谈判都有些不大的，好像是非实质性的让步），最后积少成多就是大片领土和重大权益的丧失。因此，我们在与日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坚持住原则是最重要的。不该与其讨论和解释的（如与其无关的我方权益）问题，坚决不能与之讨论。不该妥协的，坚决不妥协。总之，凡对我方不利的，不以损小而为之。一切以国家利益有益无损为原则。

想以外交努力来改变作为日本核心战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外交努力（尤其是积极地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来扩大中日民间的正常交往和理解，以增加日本国内的和平反战力量来推迟、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则完全可能。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虽在向右转，但日本毕竟还有不小的反战和平力量，毕竟还有许多日本友人在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讨还公道，这些日本朋友代表了日本的良心和其真正的民族利益，也是我们与日本民族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况且毕竟日本经济界还不愿放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此他们也希望维持与我国的“友好”关系而不赞成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这些对日外交工作的广阔用武之地正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相信其必将对建立两国和平友好的民意基础进而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对日本的官方往来（包括各级政府、国企对日本的经济往来）中，原则性最重要。应不卑不亢，以原则性为主并结合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在对日民间外交工作中，除应坚持必要的原则外，灵活性的发挥则应具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对付日本的外交当然不能只局限于对日外交，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俄罗斯、韩国、北朝鲜、印度的关系都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当然，对日关系也会对我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各方面的外交还须根据具体情况全盘考虑，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3.激励爱国主义，积极引导、管理民间的爱国热情和活动。

任何一个国家，若无人民的爱国精神凝聚为民族魂魄，则这个国家早晚必瓦解。因此，人民爱国是对国家和政府最大的支持！今天，面对着台湾很多人不认同祖国，香港也有些人自外于国家民族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痛感到人民爱国精神的可贵吗？为何当人民真的为国家前途担忧时，又要限制其爱国热情呢？难道要等大陆的人民也像台湾、香港一些人那样爱国之心已死或已淡漠的时候才需要人民去爱国吗？

在今天国家面临强敌战争威胁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以及内外分裂势力猖獗的危急关头，压制人民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心涣散将导致敌人从内部瓦解、分裂、颠覆我们的阴谋得逞。涣散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泯灭、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妄图分裂、颠覆我国的日、美等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当前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具有非常巨大的战略意义，只要人民还有爱国热情，国家就有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圣人寓教于民，寓兵于民，爱国主义就是战斗力，就是综合国力。爱国主义还可使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并缓和已非常尖锐的国内矛盾。

民间的爱国热情由于是自发的，因此不可避免带有不理智和偏激情绪。对民间自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活动应积极引导、管理，但不应压制，更不应动用大批警力制造本来不应有的对立情绪。压制群众的爱国热情解决不了偏激和不理智的思想问题，相反却只能强化偏激情绪并将其引向政府的对立面。而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

在目前国家面临非常严重的安全形势下，人民群众在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朴素真诚的。他们深知有国才有家，深知中华民族的强盛，最终还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增强国家和军队的实力才能实现。因此他们是真心拥护党和政府的基本群众，是我们最好的国民，而决不是政府的对立面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拥护、支持政府增强国家实力的任何举措，并不惜为此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这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中更难能可贵。他们自发的爱国热情需要引导、教育和提高，他们也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管理和指导。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爱国热情被坏人利用，因此在自发的爱国活动中也愿意与警方积极配合，并协助其维持秩序。

对爱国群众的管理和引导应坚持正面教育，向群众讲清维持中日正常的外交关系和扩大与日本的民间交往的重要性；讲清楚日本也有好人，日本国内反战力量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朋友；讲清楚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区别。相信群众会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在毛泽东时代，在受苏、美两大强国威胁，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候，尼克松以及其后又有田中相继访华。政府及时对全国人民进行了教育，中央文件一直传达到普通群众。当时中央从未把群众的爱国热情视为与政府对立的“不安定因素”，也从未发生过破坏国家外交政策的极端事件，并且人民群众还积极配合了国家的政策。事实证明，群众的爱国热情完全可以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4．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中日之间严峻冷漠的政治气氛相比，两国的经济关系却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中日之间的贸易有较大的互补性，两国的经济联系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动力。但日本敌视中国的战略大大恶化了两国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政治环境和相互信任的程度。

日本担心中国发展强大起来将使其军国主义的大国梦彻底破灭，因此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不仅有极度的利己欲望，而且其一贯的损人心理也不断恶性发展。停止对华援助及意图控制我重要部门和关键技术领域就是这种损人心态的一些具体表露。在此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在双边经济往来中有所防范，既然日本已将我们视之为敌人，我们也只好以防范敌人的措施对待之。

应建立严格的秘密审批制度，凡是与日本等敌对国家签订较大较重要的经济合同，都应以秘密方式经过严格的安全利益审查和经济利益审查。为此国家安全部门应暗中严格监控并积极介入与战略敌国的经贸活动，这方面的安全人员中应有经济学家、外贸、金融、财务方面的专门人材以及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可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经济合同的审查任务。

日本人惯于收买我方人员进行渗透，在经济往来中尤其如此。我们若不对其严加防范，将不可避免在互相勾结的内外敌人的合谋中丧失重大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在安全利益方面，不论是战略、军事、经济、信息、技术，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得有对我安全利益现实和潜在的损害。只有在安全利益无损的条件下，才能考虑经济利益。由于生意对手实际上已是战略敌人，在不涉及安全利益的单纯经济利益方面，互通有无可以，平等互利也可以；但我之利小对方利大则不可，损我而利他则更不可。（避免以血伺狼）

目前中日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国际分工实际上对我也是不利的，对手掌握核心技术赚大钱，而我方只是在扮演穷苦力的角色。日本惯于利用专利战略对我实行技术垄断和控制，因此发展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摆脱日本（及美国）的技术垄断就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5．采取强有力的反渗透措施，清查内奸。

外部敌人对我们内部的渗透已到了严重威胁国家生存的地步，并且这种渗透已大大不同于历史上曾有过的旧模式，而是在新的形势下更加阴险的隐蔽战争。并且这种渗透已充分利用了我们的一切特点和弱点。

在当今核武器时代，与中国这样的有核国家打仗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作为冷战重要手段的各种渗透就大大增加了其战略意义。从前苏联垮台和分裂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冷战中将各种渗透手段结合运用，其威力比原子弹还大。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冷战，和平演变，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渗透。但从俄罗斯自苏联分裂出来及已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后又遭美国经济战算计，国家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的历史教训中可以看出：冷战，和平演变，并非仅针对某种社会制度，而是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已具有极大风险的条件下，针对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不流血的特殊战争。

从目前美、日对我渗透的程度以及其领导人对“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信来看，在冷战中成功地运用各种渗透手段再结合经济战等方式，将是其削弱、颠覆、分裂、瓦解我国的主要手段。因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在内部遭渗透、瓦解、破坏、颠覆的危险程度，比外部的军事威胁更加严重。若有朝一日敌果真对我动武，也必是在以冷战对我进行了充分彻底的削弱和瓦解之后。

腐败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我之腐败越甚，敌之渗透越易。我们的腐败成就了外部敌人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深度，并使其能不断向高层扩展。

我国是集权体制，集权体制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权力来自上层。即使是上级错了，下级对上级也无可奈何。集权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舆论容易控制。因此，除一般的渗透手段和方式外，敌人必更加注重利用我们集权制度的特点尽一切可能向我高层渗透，（并尽量渗透、控制我宣传部门，）得手后就会反过来在我组织肌体内寄生繁衍，并利用其掌控的权力（即我之行政资源）从内部对我进行更系统更方便的破坏、控制和渗透。甚至利用我们对舆论的控制能力，反过来愚弄、封闭我们。这种计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看看《孙子兵法》最后一段话：“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姜子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再看看日本利用李登辉在台湾的成功渗透，（先是认定台湾会被解放军占领而投机打入中共，待确信大陆已不可能在短期内解放台湾时又混入国民党……。）联想到中国大陆自93年邓小平因病重不能理事十年来所发生的种种怪事，我们难道还能高枕无忧吗？

日本和美国利用我们改革开放的机会，利用我们的腐败和制度特点扎扎实实地全面渗透了几十年，收买了大量汉奸，这其中包括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内部人员。

不仅网络到处都有汉奸言论，我们自己严格控制的传媒和教委的正式文件也不时出现完全与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却与汉奸言论一致的东西。许多境内学术机构公开接受来自境外（敌对国家）的赞助。学术??现象。

在经济领域，内部人员被收买而出卖国家利益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在敌人对我进行的经济战中，我方更是损失惨重。在已有俄罗斯因私有化导致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引发经济灾难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我们却不惜重蹈其覆辙，先是不分青红皂白撤销了国有企业的所有上级机构，给了国企老总们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继而又在没有了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推开远不如俄罗斯公平和规范的“私有化改革”，待到因此而流失的国有资产汇成大江大河，只受阻于人民币与外币之间不可自由兑换这道（已百孔千疮的）大坝的时候，管理层内部又不断有人不顾巨大的宏观风险而与美、日（不怀好意地）对我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相呼应，积极推动放开外汇管制政策。我们自93年后实行了近十年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一半国企及大半集体企业倒闭，数千万人失业，数亿农民重陷贫困，银行坏帐高达26％以上，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元。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却异口同声地将此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这个“神话”的美、日版本就是“中国威胁论”。[注]（三国传媒配合之默契，使许多人至今还被蒙在鼓里。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可能永远的蒙蔽所有的人”，但在三大国官方传媒的密切配合下，在较长的时期内蒙蔽大部分人则是完全可能的。）

显然，敌之渗透已不仅在我思想文化领域起了极大的瓦解作用，而且对国家的物质实力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削弱。

为了挫败敌人的冷战阴谋，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渗透措施，并清查汉奸。国家安全部门应重新认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观念。国家安全人员应包括各行各业的专家，除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专门人材外，还应有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等，以便能对敌人各方面的渗透和破坏进行全面监控。应依靠并发动群众，检举汉奸。同时也应讲政策，重证据，避免误伤好人。对嫌疑较大且问题一时难以查清者应先调离关键岗位。

汉奸绝大部分是被敌人收买的，腐败无疑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因此在条件具备时，应尽快展开彻底清理整治腐败的斗争，国家安全人员应积极介入反腐斗争中，这既是在铲除培植内奸的温床，也可从中发现外部势力进行渗透的大量线索。为此需要首先保证国家安全人员队伍的纯洁，国家安全人员必须具有廉洁的品质和爱国心。

目前来自国家内部的危机除尖锐的社会矛盾外，主要就是外部敌人无孔不入的渗透所造成的现实及潜在的破坏和瓦解。我们的安全人员和大批警力应提高素质水平，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发现其隐藏的组织结构，并在必要时予以清除。而不应把大量警力和侦察力量用于对付有爱国激情的“愤青”，对“愤青”的某些偏激情绪是应提高引导并加强管理的问题，而不应是动用国家警力对付的问题。大敌当前，应把有限的警力和侦察资源用于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而不应大水冲了龙王庙，令亲者痛仇者快。既制造了内部本不应有的对立情绪，又忽视了应注意的真正敌人。

总之，如果我们把内部被严重渗透的问题解决了，清除了汉奸及产生汉奸的温床?腐败，我们最致命的弱点就没有了。我们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强，敌人对我们就无从下手，我们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不可胜在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综合国力必将一天天赶上敌之国力，敌之弱点也会随着我们一天天强大而不断显露出来。

注：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而中国国内关于经济政策高度统一的舆论则完全是靠行政手段造成的，在邓小平时代一直被允许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公开争论，在19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大权在握的经济管理权威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严格的一致。于是就出现了中、美、日三国官方传媒和国际“权威机构”及“专家”默契配合的成果--“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应得诺贝尔奖”“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严重的有意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