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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台湾，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5）

热度 3已有 5068 次阅读2015-8-16 13:27 分享到微信

西迁南路民众帮助推车

第六次迁移：白市驿机场

1949年月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置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听完杭立武的汇报，蒋介石当即决定运走该批文物。此时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运的路子。蒋介石的指示下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处，命其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运这批文物去台湾，同时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接到任务，转头便交给了杭立武。的确，再没有比杭立武更合适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务，立即四处联系运输事宜。69箱文物要从柏溪运到白市驿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但那时重庆局势相当混乱，交通工具紧张，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杭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人赶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现在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馆里。

1949年月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某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

夜晚降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着第三辆车，载着13箱文物飞也似地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以装机了，杭立武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按规定，运送这批文物去台需要河南博物馆与杭立武等在现场清点文物并办理交接手续，然而河南博物馆的代表却迟迟未到。而且由于时间仓促，这批文物既没有清单，箱件上也没有封条，更糟糕的是，有两只箱子已经破损，里面的书籍隐约可见。如果在平时，这种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装机的。

情势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杭立武下令立即装机。于是，就在这一夜的凌晨3点钟，38箱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全部装上了飞机。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时运送这批文物，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人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47年转移国宝的部分人员在重庆合影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下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结尾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1965年12月, 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