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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到台湾，故宫文物的七次迁移（3）

热度 7已有 9686 次阅读2015-8-14 14:19 |个人分类:国宝传奇分享到微信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从大陆到台湾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公处也设置在那里。朝天宫旁边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处修建了工作人员的宿舍。宿舍都是铁皮的活动房子，底下打桩，铁皮屋就立在木桩上，既可通风，人也可以弯腰钻进去，颇得孩子们的喜欢。铁皮屋冬冷夏热，并不适宜长期居住。条件虽艰苦，但在南京的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对比较安稳的一年。

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刚在南京鸡鸣寺设立了筹备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道四处漂泊，又一道东归南京，并于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了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此次展览吸引了十万多名观众，包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佑任。开展的第二天，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原本的计划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危险的局势使杭立武心急如焚。这时的他已经担任了国民政府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等职务。作为抗战时期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之一，杭立武忧心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为之尝艰辛、历磨难，九死一生而从不生悔的故宫国宝。杭立武对共产党没有更深的认识，缺乏了解，他只是单纯认为战争可能会对这些国宝会带来危害。

作为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一开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迁台计划。当时徐蚌前线战事激烈，如果这时将大批国宝转移至台湾，消息传出去，民心军心势必动摇。几经考虑，翁文灏也觉得文物迁台是个可行的计划，因此当杭立武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宫理事会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同意了。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灏位于南京的官邸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20多天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正式举行了关于文物迁台的两院理事联席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故宫和中博的文物一起运台。这五人是：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李济、王世杰，其中杭立武担任主任，负责筹款、接洽商船和协调运输等。

杭立武向行政院申请了运输费金圆券28000元，分配如下：故宫1万元、中博筹备处6千元、中央图书馆3千元，中研院史语所6千元、外交部3千元。

若在平时，这钱也就够了。但这是战时，本身物价就极不稳定，兼之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随时都在贬值。金圆券由由1948年8月开始发行，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报》上便有一条消息称：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北大教师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就要4亿多金圆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贬值已超过二万倍。幸好此时杭立武已将文物顺利运往台湾，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地安排好这每天都在贬值的运输费，杭立武真是绞尽了脑汁。抢运开始了。

准备装箱的部分文物

第三次迁移：风雨中鼎轮

1948年12月21日，又是一个萧瑟的冬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11年前，为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南迁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同样的码头，同样的冬日，甚至连人都一样——杭立武。不同的是，当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码头，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地方。

由于当时战事吃紧，国军全线溃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实在派不出更多的军舰来。唯一的中鼎轮，还是由登陆艇改装的平底船，经不起太大的风浪，海上航行有一定风险。虽如此，中鼎轮将去台湾的消息一传到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海军总部的官兵和家属们还是立即赶到下关码头，一涌而上，人和行李马上将这艘运输舰占满了。任凭中鼎轮的官兵和故宫方面负责押运文物的庄严、刘奉璋等人如何劝阻，没有人愿意下船放弃这难得的逃离机会。

文物搬运不到船上，杭立武焦急万分，他打电话给海军总部。不一会，桂永清赶到，登上军舰亲自劝说大家以文物为重，并保证官兵和家属都能安全撤离台湾。海军总司令的劝说起了效果，人们终于下了船，把先走的机会让给了文物。

12月22日清晨，中鼎轮起航。船上装着712箱精心挑选，价值连城的精品文物，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运总负责人由李济之担任，其他专家分别是：故宫的庄尚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麦志诚，中图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宇。此外，专家们的家属也随同一起前往台湾。为使家属们的随船更名正言顺，文物小组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比如庄尚严的几个儿子，小的不过十来岁，也都是文物押运员。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吐出来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没上船，但托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条大狗带去台湾。没想到这狗晕船晕得比人还厉害，一晕就叫，叫完就吐，还得劳烦一个水兵专门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风的呼啸声、海浪的轰鸣声、大狗的狂吠声、木箱相互之间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不知船上本来就自觉是逃难的人们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轮到达基隆港。据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着小舢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严的同事，画家刘士贤喜欢吃香蕉，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

文物迁台的计划决定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师庚和中央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选址，定下了通运公司在一个名叫杨梅的小镇上的仓库作为文物到台后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杨梅。

文物进了仓库，人也跟着住进仓库。仓库里除去放文物的地方，其余部分分成井字格，把捆行李的绳子拉起来，搭上油布做分隔墙，一家人住一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女主人都在一块生炉子做早餐，用的是那种煤球，然后拿竹编的扇子来煽火，到处烟雾弥漫。条件可谓十分艰苦。

文物在杨梅呆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因为这个仓库很小，放不下后面陆续将要运到的文物，杨师庚、芮逸夫和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便前往气候干燥的台中地区考察，打算另选他址。

去台中考察是杭立武的主意。文物运台前，杭立武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询，以便决定文物最终的存放地。对古物而言，气候的干燥非常重要。那时广州有很多台湾人，杭立武一一找他们了解台湾各地的气候状况——新洲是有名的风都，基隆是雨都，高雄、台南太炎热，气候最温和又干燥的是台中。最后，考察人员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当时台中市的市长陈宗熙正好是杭立武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台中糖厂的厂长于升峰又是谭旦冏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台中糖厂不仅出借两栋仓库作为文物库房，还将旁边的一块地皮用于修建跟随文物来台的专家们的宿舍。第一批来台文物终于暂时安顿了下来。

工作人员正在将挑选好的瓷器放在垫好的绵纸上面准备包装

第四次迁移：仓皇海沪轮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