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制度：文物在点查、提集及装箱时均有军警在场监视以昭信天下。文物南迁时更是如此。

第二次迁移： 三路转运大后方

日军入侵，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文物。同时撤运所有文物来不及，就由工作人员分三队带着文物沿南中北三路运往大后方。1937年8月，故宫文物迁移中最艰巨的一段开始。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押运人员：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

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国轮”装上了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贮放文物。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长沙危险，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这次的迁移非常及时，迁走不到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敌机炸平了。幸而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

南路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因当年的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为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绕道广西桂林、柳州，车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在安顺一呆，就是6年。庄严的儿子庄灵便出生于贵阳，第二年跟文物一起迁到安顺。那时的贵州条件非常差，有俗语称其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两银”。据庄灵后来回忆，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的薪水时常发不下来。他母亲，即庄严的妻子需要外出兼职以贴补家用。兼职处在离家四、五里远的钱江中学，庄严的妻子走路去那里教书，换回一担谷子，再找人碾成米。每天吃的糙米饭里面还掺有石头、谷壳、麦子、虫子，被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戏称为“八宝饭”，菜就是辣椒粉拌酱油，衣服洗了补，补了洗，破破烂烂。 

有趣的是，等他们离开安顺回南京时，居然还摆摊想要卖掉这些衣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破旧的衣服，最后居然都卖出去了。条件这样艰苦，工作人员也没有怨言，抗战胜利后安顺的文物运往重庆集中，经清点，无一毁损。

工人在做运输前的准备。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押运人员：马衡、杭立武、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学侃、刘官鄂、梁廷炜

中路这第三批文物启运之时，正是南京最恐慌的时候，杭立武就是在这个危机关头，正式加入迁运文物的行列中来的。

此前，杭立武与故宫博物院并无任何关系，他那时担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一职，正在形势紧张的南京办难民区，收容老幼妇孺以免于战火。南京市长找到他，希望把朝天宫的文物库房也划进难民区范围内以保护文物。杭立武觉得此法不妥，便向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张岳军秘书长建议向后方疏散文物。张岳军急电蒋介石，第二日得到回电，同意文物转运后方，并嘱杭立武负责。杭立武把难民区的事交给德国副主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故宫博物院文物迁运的计划中。这一做，余生就与故宫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文物迁台，也由他负责主持。

南京此时一片混乱，敌机频频轰炸，筹措车船困难重重。有时就算在车上贴了国防委的标签，也会半路给人抢了去。杭立武几经周折，租到了英国的商船黄埔轮。

一听说有船可以去汉口，故宫工作人员立即先抢运了两千多箱文物上船。押船的人也是临时派的，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回去携眷属整行李。单身人士还好点儿，有家的不免手忙脚乱。有人回家一看，什么都不舍得丢下，又拿不走，最后只带了桌上放着的一把摺扇。还有的不知到底该带什么，情急之下，竟然与太太一起背了家里的一张方桌出来。等同事们问他带这个干什么？他又仓皇地想要背回去。最后把桌子扔在了码头上。这些还算好，毕竟是一家人还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没那么幸运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比如梁廷炜，自己负责中路文物的押运，儿子梁匡忠却是跟着最危险的北路一起出发的。

这时日军已到南京城边，成千上万的人想要离开。难民们纷纷涌向黄埔轮，英商看到这种情形，害怕被日军轰炸，一度拒绝开船，称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没人敢负这个责任。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因难民太多，杭立武上不了船，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文物到达汉口不久，南京沦陷，汉口也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由于文物数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抵重庆。之后院长马衡及办事人员先后到达，成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

运抵重庆的文物有9369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第三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当时故宫在那里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

不久，日军开始空袭重庆。据安达森洋行当年的工人回忆，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门口的旗杆上升起来，以求安全。其实日军未必看得见这面小小的国旗。但幸运的是，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毫发无损。尽管如此，重庆已不安全，文物又向乐山转移。途中，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1939年9月，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成立。

故宫人在乐山的日子，与其他同事在安顺、在峨眉的日子一样，艰苦但充实。梁匡忠也赶来和父亲会合了。从南京到宝鸡再到乐山，十多岁的梁匡忠一直在路上，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好不容易在四川与父亲团聚，但梁廷炜一个人的收入不但不能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连生活费都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17岁的梁匡忠决定不读书了，经乐山办事处主任介绍，于1941年7月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担任看管库房 的工作。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因为乐山办事处人手不够，找外人又怕影响文物安全，个子很高，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的梁匡忠就开始帮着身边的大人们做事了。当时他做的工作叫“对签子”。一根竹签代表一箱文物，当文物从此地运到彼地时，交付了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让梁匡忠欣慰的是，他从未丢失一个签子。在乐山的库房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峨眉办事处的库房缺人，梁匡忠又被调到那里，峨眉办事处的主任正是那志良先生。

多年后梁匡忠对自己的儿子梁金生回忆这一段经历，说：“1937年春节是在北平过的；1938年春节在宝鸡过，1939年春节在陕西褒城县（现汉中市勉县）过，1940年春节在乐山过”。 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匡忠与当地的姑娘结婚成了家。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长子在峨嵋出生，叫梁峨生；二女在乐山出生，叫梁嘉生（乐山古称嘉定）；后面两个孩子，是抗战胜利后，文物返运南京后出生的，所以分别叫梁金生和梁宁生；1953年开始，故宫文物陆续北返，梁匡忠调回北京工作，又有了一个小儿子，取名梁燕生。

年轻的梁匡忠在峨眉已经独立看管文物，当乐山有需要时他还要回去帮忙。当时一个库房除一个职员和一个工友看管外，还有士兵进行把守。 

国民党政府也非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在陕西的时候，除了步兵保护，库房的所在地还有宪兵把守。到四川后，由蒋介石的特务团来看守库房。

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装入木匣内准备南迁。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