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溪诗卷》，纸本行书，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全卷35行，共394字。

《苕溪诗卷》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的作品。米芾是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怪才，他能诗文，擅书画，6岁熟读诗百首，7岁学书，10岁写碑，21岁便步入官场，被宋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苏东坡盛赞他的字，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由于流传后世的墨宝不多，所以米芾的每个字都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1949年前，米芾的大部分字画都被运往台湾，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苕溪诗卷》既没有跨过海峡，也没有留在北京故宫，它被溥仪带出来皇宫，后来散失民间。

时间来到了1964年，一天早晨，一个男青年拿着个布包迈进了北京荣宝斋的大门。他将布包放在柜台上，说要卖掉里面的东西。店员王大山打开包裹一看，吃惊不小：在这个不起眼的包裹里，竟有很多字画，虽然其中鱼龙混杂、多是残品，但还是有不少国宝。如苏轼题跋的李公麟《三马图》，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扎》的残缺部分，等等。王大山一件件翻看着这些东西，突然，他发现了米芾的《苕溪诗卷》。

销声匿迹了这么多年，《苕溪诗卷》却突然现身荣宝斋，它是真迹吗？

王大山赶紧请示当班的营业科副科长田宜生。接着，他们就问这个青年，这些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青年有点不好意思，支吾着说，给我1500元行吗？此时，不光田宜生，在场的所有店员都吃了一惊，大家心里清楚，如果这些东西是真迹，可绝不止1500元，可在场的人谁也不好挑明。最终田宜生打破了沉默，他知道这些东西现在谁也做不了主。因此田宜生就说，现在快中午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好不好？男青年去吃饭了，约定下午3点回来。

然而这天，荣宝斋里的人却都没有顾上吃午饭。他们赶紧联系荣宝斋多名鉴赏家，并迅速汇报给了文化部和在京的文物鉴定专家。那天中午，荣宝斋可算得上是门庭若市，很多专家都来了。曾经见过《苕溪诗卷》的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葱玉凭记忆说出《苕溪诗卷》哪里有题款，哪里有伤痕。其他人屏住呼吸一一对照，终于，结果出来了，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荣宝斋的专家郑茂达说：“这批东西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财富，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个青年要价1500块钱，跟这批东西的实际价值相差很远，当时就是给他一万五，十五万也不为过。米芾的一件《苕溪诗卷》，如果拿到现在的拍卖市场去拍卖，至少值几千万。”但是收购古物多年的经验告诉在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钱给多了。给多了会使卖主产生很多想法，甚至把卖主吓跑，很有可能与国宝失之交臂。最后专家们决定针对他要价1500元，还他1400元比较合适。

时钟走到了3点，男青年准时踏入了荣宝斋的大门，店员们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非常紧张，当负责接待的同志说出1400元的价格后，男青年根本没有还价，急忙办完手续拿了钱就走了。

男青年走了，可当时荣宝斋经理侯恺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这么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给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1400元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所以他报请了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当奖励批准后，荣宝斋的人便开始寻找那位男青年。可这时人们才发现，那位青年留下的不是什么地址，只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就连姓名也只有一个字，丁，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这名男青年所卖的文物虽大多是残片，但其中不少都是国宝级文物的一部分，而且《苕溪诗卷》赫然在列。这说明，如果没有相当高的文物鉴赏水平，是很难购买这些国宝的。那么，这位男青年背后一定有一位慧眼识珠的人，他（她）究竟是谁呢？

时间的长河又流淌了30多年，这些年里荣宝斋一直都希望能找到男青年，找到他背后的神秘人物，但终不能如愿以偿。1996年3月30日，哈尔滨的《新晚报》刊登了《六十年代之谜大白天下》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揭开了荣宝斋30多年悬案的谜底。

原来当年到荣宝斋卖字画的青年叫丁心刚，授意让他捐出国宝的人是他的母亲孙曼霞，而当年购得《苕溪诗卷》等国宝的正是孙曼霞的丈夫丁争龙。故事还要从1945年夏天讲起。

1945年，原本在北京顺城王府张学良办公处工作的丁争龙被调往营口大桥煤矿，他们的家便安在矿区。那年的9月8日上午，丁争龙告诉妻子孙曼霞，要与另外两个朋友王学武、骆大昭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没有任何告别的话语，丁争龙走了。可日复一日，却不见他回家。终于在9月20日，孙曼霞得到了一个令她万念俱灰的消息，有人在营口附近的铁路边发现了自己丈夫的尸体。同时，丈夫生前好友骆大昭也来到家里说，他们一行人去拜访老师，半路遇上了流散的俄国士兵，丁争龙就被他们杀害了。

听到丈夫遇害的消息，孙曼霞顿觉五雷轰顶。和丈夫同去长春的骆大昭安慰了她几句，就急匆匆地走了。当孙曼霞还在抽泣时，又有一个人敲开了她家的房门，虽然孙曼霞不认识这个人，可他却带来了丈夫死因的完全不同的说法。

这位陌生人是丁争龙那个矿的矿工，他讲述了丁争龙的另一个死因。第二天，骆大昭也回到了矿上，他告诉孙曼霞，在遇害时，丁争龙身上的东西也被抢走了。

孙曼霞反复问自己，丈夫丁争龙是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还曾留学德国和法国，不是爱惹事的人，怎么会去招惹俄兵？孙曼霞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不能让丈夫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孙曼霞决定去长春。在长春，孙曼霞了解到至关重要的情况，爱书的丁争龙曾在长春逛市场。那时的长春街头遍地都是小贩，不少人手里有伪皇宫里的国宝，懂行的丁争龙花了许多钱买下一些，用布包成一个大包袱带在身上。

在和丁争龙矿上的矿工交谈时，孙曼霞听说自从骆大昭从长春回来后，身上就多了一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那么这个包裹里装了什么？骆大昭是不是真凶呢？

孙曼霞立即报案，骆大昭被依法逮捕，在司法人员的陪同下，孙曼霞第一次打开了属于自己丈夫的包裹。包裹里面装着一件丁争龙生前的衣服，和包括《苕溪诗卷》在内的不少字画。

原来，辛亥革命后，《苕溪诗卷》被溥仪带到了东北，后来散落民间，落到了小贩手中。丁争龙懂得这些古物的价值，花钱买下了一批字画和字画残片，可不想，这些字画竟为丁争龙惹来了杀身之祸。1945年9月20日事发当晚，丁争龙无意中向同行的骆大昭谈起收购的这些文物。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骆大昭红了眼，暗起贼心，在搭乘货运列车回营口的路上，竟残忍地将丁争龙杀害，夺走了字画。铁证如山，骆大昭被判死刑。就这样，一桩因国宝而生的血案终于告破，孙曼霞拿回了那浸着丈夫鲜血的字画。

早年，孙曼霞曾在辽阳女子学校做教师。丈夫死后，孙曼霞拖儿带女颠沛于沈阳、海城、营口之间时，尽管那时生活艰辛，但她也从未想过放弃或出卖字画，不论是居土屋，还是住板棚，走到哪儿她把它们带到哪儿，并寻机为字画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就这样，《苕溪诗卷》在孙曼霞家呆了20年。

丁心刚20岁时，孙曼霞下定决心，让儿子只身前往北京献宝，这就发生了六十年代神秘青年向荣宝斋捐献文物的一幕。

其实在去荣宝斋之前，大概是1962年，丁心刚就曾到过黑龙江省博物馆，想捐献宝物。那是5月的一天，丁心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迈进了那幢欧式建筑的大门。不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字画的真伪评说不一。那次，他只留下了西晋徐铉的《千字文》和杨桓小篆《乐毅论》（前半部），并得到50元的报酬。最终，丁心刚决定去北京听听行家的评价，因为他不愿意看见别人把它们当成赝品的样子。如今，就是那幅残缺的杨桓小篆《乐毅论》，与北京故宫中先前收藏的后半部合二为一，成了故宫珍藏的又一幅完好无缺的珍品。

《苕溪诗卷》是米芾中年的作品。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说明这件书法写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即公元1088年。据鉴藏印记，可以看出此帖的流传经过，它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明朝杨士奇、陆水村、项元汴等人家中，清乾隆时更被收入内府，还刻入《三希堂法帖》。面对这样的绝世书卷，专家们肃然起敬，后来荣宝斋把这幅珍贵的《苕溪诗卷》赠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故宫博物院又添了一件镇院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