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博物馆里有一只大鼎，因其口沿上的12字铭文是以“铸客”开始的，所以称“铸客大鼎”，又因其是楚国重器，也称“楚大鼎”。在中国已出土的青铜鼎中，它的重量仅次于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同时，它也是我国第一大的圆鼎。

这样一个国宝，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说起来比较曲折。

安徽的寿县，古称寿州、寿春，是战国末期楚国最后一个都城。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亡，楚国以寿春为楚都历时19年。这里经历了考烈王、幽王、哀王和王负刍四代。楚王及王室成员死后，均葬于寿县东南远郊，使那一带成了古冢集中的墓葬区。

寿县城东南30公里的地方有个朱家集，村外有三个孤堆，当地人习惯叫“李三古堆”，世世代代都传说堆里埋藏着古物。后来经据考证，这个“李三古堆”是楚幽王的墓葬。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古墓接连被盗了3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的寿县先是遭受了水灾，接着马上就是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地，很多人背井离乡。朱家集的保长和联保主任等一伙，以“救荒”为名，打起了古墓的主意。他们主张把“李三古堆”挖开，如果真有古物，也能卖不少钱。

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由朱鸿初、庞子平率领的百余名民工开始挖掘古墓，但挖了个把月，也不曾见到什么宝物。无奈之下，他们请来了墓师，也就是专业的盗墓贼。有了墓师的指导，很快就有了收获。农历五月二十二日这天，青铜器露头了，接下来越挖宝物越多，结果竟发现青铜器和石器4000余件。有铜铎、铜碗、铜瓢、铜灯台、铜鼎，以及不知其名的奇形怪状的器物，几乎都完好无损。有一把铜宝剑，长约一米，剑柄上有浮雕的龙，擦去泥土，宝剑光彩耀目。大的鼎每件重达数百斤，小的铎也有四、五斤。

这么多的宝物让观者惊叹，仿佛盗墓者挖掘的不是一座墓葬，而是走进了取之不尽的宝库。消息不胫而走，上海、北平的古董商纷纷赶来收购，媒体也竞相报道。结果，寿县盗墓的事是越传越远，越传越厉害。迫于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追缴被盗文物，并明令禁止继续开掘，已开掘的墓室洞口必须封闭。这样，疯狂的盗墓才被制止。

虽然墓穴的大门封上了，但墓葬里面的随葬品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不顾一切的盗墓者，让他们念念不忘。仅过了两年，1935年，“李三古堆”再次被盗墓贼光顾，挖出古物数百件。

5年之后的1938年，桂系军阀李品仙驻防寿县时也盯上了“李三古堆”，这是古墓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盗。这次，李品仙用了3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进朱家集，明火执仗地盗掘古墓。盗掘历时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数百件文物洗劫一空，甚至墓里的棺椁也不放过。

正是在这次盗掘中，一件重达400公斤的青铜大鼎重见天日。据估计，这只大鼎在第一次盗墓时就被发现，但还未来得及出土，墓葬就被当局封了。此次李品仙凭借人多，把大鼎弄出墓坑，用汽车运到寿县的营区。由于大鼎体积过于庞大，难以偷运到香港销赃，分解成一块块的又恐卖不出好价钱，李品仙陷入两难境地。

这个让盗墓者头痛的就是“铸客大鼎”，也正是这个难题，使得大鼎能够保存下来。铸客大鼎为圆腹、双耳、三足。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深52厘米。鼎的腹部饰有一圈凸起的圆箍，箍上满饰花纹，双耳和颈的外壁饰有模印几何图案，三足根部浮雕漩涡纹饰。大鼎的沿口还有12字铭文。

后来，当地政府将大鼎转移到安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铸客大鼎的安全，安徽省政府受南京国民政府之命，特派专人将大鼎打包装上船、由安庆沿长江运往大后方四川。运送途中经过江西境内时，被日军设置的封锁线所阻，押送文物的人员和几位船工，便把大鼎搬上岸，绕道5公里路后，再重新上船，躲过了封锁，运到四川，收藏在成都。抗战胜利后，铸客大鼎连同其它避难文物又运回南京，收藏于南京博物馆。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将大批珍贵文物运往台湾，由于时间紧迫，上下人心慌乱，铸客大鼎还未来得及上船，南京就解放了，这件重器被抛弃在江边的临时仓库里。

解放以后，铸客大鼎被运到芜湖，送进了刚成立的“皖南文物馆”，1953年春又来到合肥。此时，经历了近20年风雨的铸客大鼎已是伤痕累累：脚掉了，耳朵脱落了，鼎身也裂开了。经过修复，铸客大鼎才又焕发了它的光彩。如今，当我们站在这大鼎面前，历史沧桑感会油然而生。但鼎口平沿上的12字铭文，仍有6个字没人能够辨识，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刘少奇1958年参观铸客大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