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前线指战员关于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的电文。

在中国，知道司徒雷登的人大概都是从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文章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极尽讽刺，从此“司徒雷登”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其实，外交生涯在司徒雷登一生中的时日少之又少，他长期为之努力并有着丰硕成果的是教育，是燕京。

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但其中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话，却在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闻一多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演讲那天，是司徒雷登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第4天。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的确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先在杭州传教，后来到金陵神学院教书，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司徒雷登在燕京的27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1918 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酝酿合并。美国南北长老会决定把筹办新学校的重任交给司徒雷登，要求他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接受了挑战。1919 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三校合并。为了拟定校名，成立了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最后的校名确定为“燕京大学”。

为了新校址，司徒雷登走遍北京四郊，终于找到了明代米万钟家勺园的旧址，当时已成为山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1920 年夏天，司徒雷登专程前往西安，拜会陈树藩，打算花三十万两银子购买这个园子。可是洽谈结果是仅花了六万大洋就买到了这块地，而且陈树藩还慷慨地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了奖学金。

如果不是司徒雷登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十数次赴美，募到大约250万美元，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成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燕京大学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出司徒雷登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1922年在这里诞生，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

“中国化”是司徒雷登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他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49年后，燕京教授和学生中先后有56人被评为院士，成绩不可谓不显著。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雷登所提倡的“燕大精神”。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底，解放军还未进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校长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当时全国有200余所大学，教会大学就有21所，其中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

那时，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可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让这一切戛然而止。从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燕京的毕业生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外交家周南、社会学家费孝通、文学家冰心、翻译家萧乾、历史学家王钟翰、周一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黄昆、唐孝炎、侯祥麟、医学家吴阶平、艺术家孙道临、黄宗江……  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位成员当中，有7位毕业于燕京。

直至现在，仍有很多人搞不清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有的甚至以为燕京是北大的前身。其实，燕大和北大是两所同时存在的学校。当年教授流动自由，许多大教授既在北大任职，同时也在燕京任职，比如顾颉刚、钱穆。燕京大学的校名，最初就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题写的。

2005年4月，连战访问北大，在贝公楼礼堂向北大师生发表演讲，提及那里是他“母亲的学校”，北大校方默认了这份“母校之谊”。事实上，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并非毕业于北大，而是1930年入学的燕大神学院的学生。

在此之前，北大校方一直刻意避免提及自己与燕京大学的关系。而一向骄傲的北大人，在燕京人面前，却不知为什么，一点也骄傲不起来。“不知道燕京那些人的优越感是怎么来的”，在一次私下聊天的场合，北大一个部门的领导曾这样说起他的感受。

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由秘书傅泾波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园。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入土他的出生地杭州，却无缘于燕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对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仿佛就是它的灵魂，他们共生共存，在相互依存里实现了各自经历中的辉煌。当年司徒雷登的朋友们捐给他一座庭院作为居所，因位临未名湖，冰心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然而司徒雷登并没有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在燕大校园中竖起的第一个墓碑。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