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墓

     大邑县安仁镇，我的老家，多少年来一直想去看看它，但我们姊妹三人在1990年前却从来没有去过。以前大名鼎鼎、人丁兴旺的李氏家族，现在只剩下贫穷的五哥李国孝和几个远亲住在那里了。

   1983年妈妈去世，父亲得到了所谓的平反之后，我们就打算在安仁镇为父母修墓，把父亲的清白昭示于人间。一转眼十年过去了，1993年趁女儿回国探亲的机会，我们终于把这一愿望付诸实现。

     修墓那天，我们姊妹几家一大早就起身，驾车前往安仁镇。对安仁镇这片生养父亲的土地，我们自然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情，但是解放初期父亲在这里被陷害，最后屈死狱中。几十年来一提起安仁镇我们就害怕，从不敢回去。

     一路上我沉浸在悲凉的心境里，汽车过了崇州市，就进入大邑境内和以前一样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并颠簸起来。随着车身的摇晃，我仿佛被卷进时光隧道，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原以为随着时间流逝可以淡漠的往事，再一次清晰地、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心上永不会结疤的伤口再一次被撕裂开，我再一次体验到锥心刺骨的剧痛，对至亲至爱的父亲的思念穿透几十年岁月的沉积又顽强地抬起头来。安仁镇到了，我擦干满脸的泪水，却安抚不了那滴血的心，挥不去刻骨的悲伤。

父母的墓地就设在五哥李国孝的自留地里，和二爸李育滋的墓紧挨着。我们匆匆地来到五哥家，亲友们已在门口摆了好多花圈。花丛中没有父母的骨灰，也没有父亲的照片，一付陪伴妈妈度过几十年的塑料黑框眼镜，是墓里唯一的东西。只有在墓碑上才找得到父亲：

          父 李光普

                               之墓

          母 廖淑蓉

      两旁刻着：

         一生艰辛，任他高低贵贱，

         天理昭彰，历史自有公论。

      修墓的工作，在闷热的天气里进行，农工们个个挥汗如雨，我们坐在五哥屋里，也热得汗流浃背。中饭由五哥操办，正准备进餐，生产队的“领导”踱着方步，不请自来，毫不客气地坐到主人的桌边。我感到恶心，赶快站起身来，对“领导”们说：“对不起，我们都不是主人，今天的主人是我哥哥，他才应坐在这里。”说完和姊妹们拂袖而去，也不回头看看那几个“领导”诧异的目光，让五哥以主人的身份去享受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平等”。

      下午，五哥和几个乡邻陪我们到处去走走，大家信步来到一片灰砖瓦房前，我大吃一惊，这家的大门怎么竟然跟我们李家的大门几乎相同呢！有人指着它说：

       “这就是过去刘文彩的家。”

      我倒抽一口冷气，难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公馆？记得当年冷月英到处做报告控诉刘文彩的“水牢”时，妈妈就告诉我那不是“水牢”，那是刘家存放鸦片的地方。今日见到其庐山真面目，想起好多年来被批判得臭不可闻的《收租院》，心里还余悸犹存。

      “你们刘、李两家过去是安仁镇最大的两个家族。”

      “你们李家在大邑县做过很多好事，我们都没有忘记。”

      “李家办的春花小学为安仁镇培养了好多人才，”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妇女说，   “我小时候在里面读过书，你们李家也是安仁镇做善事的人家呵。”

      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我被他们朴实无华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原来公道自在人心，安仁镇的老百姓没有忘记李家。

      李家修墓的消息在安仁镇不胫而走，前来围观的农民络绎不绝，从开始到落成，墓地一直被乡亲们团团包围着，其中还有当地的大队长和书记。我们兄弟姊妹和近尤，在墓前恭恭敬敬地向父母鞠躬，以表达深切的怀念、满腔的忿懑和无尽的哀思。我们把双手久久地放在胸前，默默向父母祝祷：孩子的心都在这儿，你们不会孤独。

      安仁镇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他十几岁从这里走出去，在外面的世界奋斗、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从没有忘记过家乡。然而，1951年他却被骗回这里，在无故关押两年多后，又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冤判；从这里，父亲被送进劳改营，受尽折磨而冤死狱中。站在墓前，我抬头四顾，仰望苍天，带着从心底里涌出的眼泪大声呼唤：“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的遗骨在什么地方！你曾经冒死相救的人把你扔到哪里去了？爹啊，现在我们为你和妈妈在你蒙冤的地方修建了一个新家。你和妈妈半生不能相聚，现在你们可以长相厮守，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你们了。”

      我们看到安仁镇仍旧贫穷而落后，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的家里仍挂着被熏黑的打着重重厌丁的蚊帐，吃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农民仍旧在苦吃苦做，以磨骨头来养肠子。男人砍下自己屋后长了几年的老竹子，锯成段割成片再削成又薄又细的篾片，女人们用它编一个竹篓才挣几分钱。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升起：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已打倒四十多年，农民翻身得解放也四十多年，为什么农民仍得面朝黄土背朝天？

      修完墓后，我们怀着深切的同情，给了周围几个衣衫烂褛的孩子一些钱，聊表对家乡人民的一点同情和心意。

想不到墓刚修成，安仁镇政府来人向我们提出：原“春花小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安仁镇第三中心小学）的大门坏了，希望我们拿出一千元钱修葺校门，这样，他们可以恢复“春花小学”的名字，还可以请我们家的人当学校的名誉校长。我的感觉是：历史又要重演了，我可不能走李家前辈们的老路，还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吧，于是逃之夭夭。

                                           重逢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习惯了澳州的蓝天白云，习惯了澳州人的善良和亲切，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关爱，习惯了闲适而宁静的生活。每当我徜徉在充满花香的后院时，我会在花丛中看到妈妈的笑脸，那么清晰；每当大海上升起一轮巨大的黄色圆月时，我会听见父亲叫我“乖儿”的声音，那么温柔。正如父亲给我唱的那首歌一样，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们永远都和我在一起。

     当我拿到女儿为我购买的院子的房契和地契时，小孙女给我开了个玩笑，她说：“婆婆，你现在真正当上地主了。”她说得对，至少这片土地已完全属于我。我深信，父亲的命运不会再在我身上重演。

    2004年，我终于打听到幺爸李万均家的电话号码。我忐忑不安地拨通电话，那边传来带大邑口音的老人声音，我激动地大喊：“幺爸，幺爸！”并哽咽着告诉他我是谁。电话里幺爸大声呼唤：“涵儿！涵儿！是你吗？你在哪里？我要见你！”我一刻也不能等待，立即飞回祖国。

     暮春时节，我见到了幺爸李万均和两个从未谋面的妹妹。亲人相见，百感交集、悲喜交加。幺爸拉着我看了又看，我们都有恍如隔世之感。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已变成老太婆，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是近九十岁的老人。分别了半个多世纪、历尽人间沧桑的亲人重逢，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老泪纵横。

     幺爸虽已老态龙钟，头脑却仍然很清楚；我们尽情地用泪水来冲刷心上的创伤，用欢笑来庆祝今天的团聚。我在心理默念：“爹啊，你对我的嘱咐，我终于做到了，此时，你和妈妈是否也来到我们中间了呢？”我不敢问康定其他长辈的情况，怕听到令人伤心的消息。国敏妹妹放映中央电视一台播放的记录片《水电人家》给我看，建政后幺爷爷李先春一家的遭遇，终于成了大家的话题。还是引用记录片最后一段解说词吧：“1950年李先春跟随刘文辉起义，主动把自己一手创办的康浴公司和升航水电厂交给人民政府。在这份升航电厂的移交清册中李先春用钢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他今天留下的唯一笔迹。三十年后，李万均担任康定县水电局付局长，他的两个孙子，如今也已成为康定电力公司的职工，延续着李家与水电的缘分。尽管李家父子的的名字渐渐被淡忘，他们建立的升航水电厂却一直在为康定人送去光明和温暖。一九八九年升航电厂的老电机正式退役，扩建时，工人们挖出一块?刻着文字的石碑，这题为《康定大升航电厂工程记》的铭文，作者正是李先春。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台发电机居然能顺利运行整整四十五年，直到退役时依然状态良好。”

     李先春更没有料到，在他刚刚把升航电厂和康浴公司交给人民政府，他和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就全被无辜判罪，一家八个成年男女，六个被判为“反革命”，一个被判“贪污”罪。

     李先春虽然没有料到自己和儿女们会遭到如此的对待，但当他被抓走时，一定坚信李家孩子的母亲们不会有一个人倒下，她们每一个都能顶天立地。事实确乎如此，她们在经受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苦难屈辱的同时，以超人的勇气和毅力，吃尽千辛万苦，让李氏家族又兴旺发达起来。李先春应该含笑九泉了。

     在团聚的时刻，我们非常感谢孙明经先生留在胶片上的记忆，感谢中央电视台拍摄并在中央电视一台播放了这部记录了真实历史的影片，并给予我们屈死的长辈如此高的评价。

     历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而李先春父子和李氏家族悲惨的命运，那短片中没有介绍的三十年，也是不容抹杀的历史，更是不可缺少的历史见证。

                             历史的反差

     每想到被害的长辈们，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战犯沈醉。这个残酷杀害无数共产党员的军统特务头目，解放前夕来不及逃往台湾，建政后，经过政府几年的优待，1960年即确认他已“改恶从善”，被特赦出狱，后来，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写道：“共产党对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罪人不打、不骂、不侮辱，耐心教育，以诚相待，怎不令人羞愧万分。”

     毛泽东曾讲过：“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而我们李氏家族却惨遭厄运。六个小家，六个男人全被抓走，仅李万钧一人被关押和变相关押二十五年后获释，其余五人全被判“反革命”罪，一人被枪杀，四人冤死狱中。由此而导致六个家庭破碎，二十七个孩子失去父亲，其中五人成为孤儿。

     记得我在向四川省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时，这位干部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我们换把椅子坐坐你就知道了。”我冲口而出：“我坐了几十年的这把椅子，你一天也不想坐。”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没办法啊，比你们家惨的多得很。”呵，原来如此，镇压反革命和新区土改全国被枪毙、打死和被迫自杀者大约有三百万左右。而从1950年开始后的二十七年里，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七千万之巨，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世界死亡人数的总和。由此看来，李氏家族的遭遇不过只是冰山小小的一角罢了。

不过，我仍然感到庆幸，我们李家的孩子们还没有斩草除根，更没有在艰难困苦中沉沦。人生栽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栽到了就爬不起来，我们屈死的长辈，现在一定正在河东笑看着生活在河西的后代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