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60年秋, 我生了一场大病, 医生下了多次病危通知, 他们说救活我实属不易。病愈后回到学校,身体非常虚弱,每餐饭量很少,医生嘱咐少吃多餐。我属于学校的集体户口, 粮票由学校统一管理。我找到领导说明我的特殊情况,希望退些粮票根据身体需要自己处理。领导黑着脸说：“我们不能给你退粮票,什么叫集体主义,这就叫集体主义,你一次吃不了那么多, 就由组织处理。”我忍着就要掉下来的泪水,转身而去,不懂这所谓的集体主义和剥削有什么不同。真羡慕家在学校的教师, 他们有自己的户口, 粮票由自己掌握。我何时才能享有这种好事?

     一九六一年“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为了中国的钢产量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煤炭必须先行。春末，上级指示，四川省的中等专业学校停止上课，学生一律奔赴采煤第一线。我所在的学校隶属于四川省煤炭厅，下煤矿采煤理所当然要走到全省最前面。领导以“大跃进”的速度，指定部分教师带领学生奔赴煤矿。我看看有幸被指定者，大多为家庭出生不好的人。临行前，我回了一趟西南师范学院，特地与丈夫照了一张像，暗想或许这将成为我留下的最后纪念，却不肯在临别时把话说透，第二天就和学生一起下煤矿去了。我们被分配到成渝铁路旁的曾家山煤矿，这是个规模不小的国家煤矿。

     从来没有去过煤矿，我的印象中，煤矿工人戴着装有矿灯的藤帽，采煤电钻在他们有力的手上“嘟、嘟”地唱歌，轰鸣声中，煤炭哗啦啦地往下掉，好不威风凛凛。来到煤矿，才知道矿工的生活并不象我心目中的那样。

     我们进入矿区，就到了煤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煤灰，路上到处是煤粉，房屋四周都有煤尘，树叶上、草茎上，无处没有煤的踪迹。即使吃饭，饭后看看双手，十个指头上已留下一层油黑。可我们来到这里，就得到工人的粮食定量，每月三十多斤粮，下井上班，每天还能领到一个三两粮的馒头（大家叫它矿餐），加起来每月共有四十多斤粮，吃不完还可以退成粮票。在这最缺粮的时候，终于能为家里积存一些粮票，想想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比起那些留在学校的人每月领到的十九斤饭票，不知多了多少。我们因接受改造得福，现在还真能让他们羡慕够的。

     带队的是团委书记，她负责掌管全局，当然不会下矿劳动。我们这些改造对象心里很明白，应该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不等领导开口，搬去和学生住在大房间里。其实我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和她们一起很轻松，我打心眼里高兴。我们班被安排到二号井干活，男生到工作面采煤，女生分配到井底车场看守各种电器设备，我在井长室旁边开掏水仓的绞车。女生的工作不算累，男生就很艰苦了，好在他们都是十几岁孩子，欢乐总是离不开大家。

     最可喜的还是吃饭，煤矿工人的劳动太苦了，在煮饭上好象还没有人做什么手脚，买到的饭比较硬，我们称它为硬米子饭，它很有嚼劲，比起学校食堂那不象干饭也不象稀饭的竹筒饭不知要好多少。有学生从家里带来炒过的盐，混在硬米子饭里特别香，还能节约菜钱。学生们天真、纯洁，比领导好相处，她们让我享用炒盐，我只得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好吃的东西。

     二号井是个斜井，上下井都通过一条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的大巷。上班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大难题。下班后满脸、满身都是黑灰，自然要去洗澡，这里的澡堂是大浴池，十几个人同时浸泡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方形大池子里。我迟迟疑疑地进到池中，水深不到一米。哦！怎么踩到一层几厘米厚、软棉棉、腻乎乎的东西？用脚勾起来看看，全是煤泥浆。原来这里的澡堂换水时从不清洗浴池，每个洗澡的人身上的煤灰、煤屑都沉淀到池底，日积月累，池底就彭了厚厚一层煤泥。我这个“地主狗崽子”“顽习”不改，一看就吓坏了，立即惊慌地跳出浴池。回头看池里说说笑笑、从容洗浴的女工们，感到十分酸楚。她们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怎么竟没有人过问呢？又想到夏天将到，更不知何时是归期，我该怎么办？不管怎样我再也不会去那里洗澡了。我用脸盆打水回住处，洗脸、洗手、洗脚，再反复擦洗身体。哎，既来之，则安之，过一天算一天吧。

     在煤矿住下来，才了解到矿工的生活实在是太凄苦了。他们的艰辛不仅仅来自于下井沉重的体力劳动，贫穷、孤单、死亡，真是一言难尽。年青人每月十几元的工资难以养家，人们都说煤矿工人是埋了没有死的人，谁愿意嫁给他们？能娶媳妇的年轻工人不多。

     一个工人有幸新婚，夫妻俩穷得只有一套象样的衣服，他舍不得穿工作服上班，用布条一条条绑在身上遮身蔽体。暮春时节半夜仍很寒冷，晚班前他坐在火堆边烤火。由于太冷靠火近了些，突然被火烧着了身上的破布条，忙乱惊恐之中他拉不掉裹得紧紧的布条，就拼命朝坡下的小河跑。谁知跑动引起的风加大了火势，真是风助火势，火长风威，火一下子呼拉拉地烧遍他全身。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大家在惊慌中乱成一团，仅见一火人疯狂地向前飞奔，没跑多远就倒下了。他被活活烧死在离河边仅十来米的地方。工人们后来都说，起火太突然，他如能镇定一点就地打滚，火一定能被滚灭，可是惶恐中他没有想到。这事发生在我们到矿不久，大家都非常震惊。

没过几天，又一个夜班工人坐在变压器下取暖时睡着了，醒来后打哈欠，双手往上一伸，伸到变压器旁边的电线上，触电身亡。一个矿工在井下巷道里被顶棚上掉下的石头砸死。两个工人去旧巷道检查瓦斯，在充满瓦斯的巷道里被毒死……。工人们都说煤矿死一两个人是常事，算不上事故。这些话让我震惊，解放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竟还过着这种生活，这些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的生命竟那么没有保障。记得当时有这么一首歌：

         工人阶级硬骨头，

         跟着毛泽东我们走，走，走！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革命的路上决不回头。

         高举红旗，勇敢前进，

         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

    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

看来这豪迈的歌声与煤矿工人无缘。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我们上深夜班，从零点到清晨八点。和两个月来的每一天没有什么不同，领矿餐时，男孩子们从工作面出来，大家还说笑了一番。我照样开绞车，女生们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守各种通风机器。眼看还有几分钟就该下班，接班的工人们正陆续下井。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那声音不象是听到的，好象是自己耳朵里发出的震动。几乎同时一股难闻的怪味袭来，井底车场顿时一片混乱，工人们用毛巾捂着口鼻飞快地奔跑。一个可怕的念头____“瓦斯爆炸！”在我脑里一闪而过，抬头看到值班井长正对着电话大吼。我急忙招呼惊慌失措的女孩子们赶快逃命，自己也顺着斜坡往上走。但在极度的震撼和恐惧中两脚完全不听使唤，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突然听到从身边跑过的人说，是学生采煤的工作面发生了爆炸，我吓呆了，不敢再往上走。

     矿山救护队下来了，我跟在他们后面又回到井底车场。那位可敬的井长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神态象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吩咐我到井口的汽车边等着，准备送抢救出来的人去医院，就带领救护队健步走进又深又黑的矿井。看着这位井长消逝的地方，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能久留，应该立即去执行他交给的任务。

     不一会儿，送出来两位昏迷不醒的学生，慌乱中听到有人叫我等在医院，准备接收下一批伤员，我赶快爬上汽车。这期间我一直迷迷糊糊，脑袋里一团乱麻，唯一还知道的就是不能离开学生，不能离开抢救行动。两位学生送进医院后，我左等右等却不见再有车来。下午才知道，除救出的两位在大巷装运输车的学生外，其他十几位学生和二十几位工人已全部遇难。

     我已近二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一整天没吃没喝，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恐怖和混乱，又得知几十个情同手足的孩子和矿工罹难，竟全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那十来里路回到住处，也没有注意到路人向我投来的异样目光，更没有想到自己满脸的黑灰，身上还穿着全是煤尘的工作服。

     女孩子们看见我回去都围了上来，刚叫了我一声又痛哭失声，她们的眼睛早已又红又肿，脸上还带着泪痕。我这才如大梦初醒，相信再也见不到那些活泼可爱的男孩子了。他们都是工人的后代，都才十几岁，他们还是少年，还处在调皮、作梦的年龄，毛泽东曾说：“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这些“祖国的花朵”刚刚打出花苞，还没有来得及怒放，就遭难凋谢了，就这么匆匆地离开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钢铁产量“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目标必须用他们幼小的生命去换取？

     煤矿停了工，井口被哭喊的家属和工人们团团围住。领导不敢白天把遇难者的遗体运出来。夜深了，守在井口的人们慢慢散去，遗体才被叠装在矿车里一车车运出井，只见僵硬的四肢横七竖八地伸到车外，像一堆乱七八糟的木头。

    后来听工人们说，这次发生爆炸的是二号井唯一使用并联通风的工作面，如果发生在其它任何一个串连通风的工作面，那天的瓦斯爆炸会把整个井抬起来，井下的人将无一幸免。想到丢了命的矿工和孩子们，我没有资格说自己幸运，但我差一点进了鬼门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夜里三点钟，突然通知我去认尸，几个女生自告奋勇陪我同行。那是一幅多么惨不忍睹的景象啊！几十个人密密地躺在一间大房子里，一色的灰色新衣和黑布鞋，每个人的腹部都鼓鼓胀胀的，揭开脸上的毛巾，他们的脸都呈奇怪的粉红色。我们蹲在他们身边，默默地一一告别，有的尚能认得出姓名，有的却已无法辨认。那揪心的痛苦化成滚烫的泪水，滴落在孩子们冰冷的脸上。要不是有女孩子陪着，也许我早就崩溃了。

    善后工作就不该由我这种“黑狗崽子”来管了，自有领队、校长和矿领导处理。学生们既无工龄又无妻儿，抚恤金每人只有一百元左右。

    那几天有太多的哭声、太多的眼泪、太多的伤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一位十六岁男生的父母来到煤矿，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他们也不要抚恤金，只是抱着独生子的照片不停地颤抖，让人看了心碎，我终于明白“眼泪流干”不是文人夸张的说法；另一件事是，在追悼会上领队说：“这些同学死后有校长亲自送葬，他们很光荣。”真让我对这位书记刮目相看，这么多十几岁的少年只因领导的一声令下，就到煤矿当童工，现在竟惨遭夭折。他们死得那么惨、那么冤、那么不值，任何人在他们灵前都显得非常渺小。校长没有丝毫理由给他们光荣，他在他们面前应该感到愧疚，校长有什么理由在死者面前居高临下？这个领队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孩子们的苦和冤她都感受不到，却毫不放过利用这次矿难来吹捧校长，为自己日后加官进爵做准备。

    几十年来，每次乘火车经过这个煤矿所在的车站，我都会引颈远望，想起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孩子们，想起遭难的煤矿工人们。他们也有父母兄弟，他们的亲人现在怎么样了？失去爱子的痛苦还有人关心吗？

    处理完善后工作，矿井又要开工了。经历过这场灾难，愿意下矿的人很少，男生都不在了，女孩子更害怕。学生说怕没有关系，因为她们年青、胆小，而且都是根红苗的工人子女；我虽然也年青,但要是我说害怕，那一定会被斥责为好逸恶劳的阶级本性所致。我想：矿山发生了事故，技术人员一个个吓得失魂落魄, 领导心里正莫名火起，千万不能撞在他们的枪口上。我要是不小心被他们抓个政治典型，自毁前程不说，婆婆、妈妈还有年幼的弟弟怎么活下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带头下井，万一我运气不好又遇到事故，至少我的家人不会被牵连。

    又过了约两个月，据说全省去煤矿的中专学生相继出了不少类似问题，省领导又决定学生全部返回学校。我们告别了曾家山，告别了永远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结束这次得不偿失的行动。至于“先行官”究竟先行没有，“元帅”到底升帐没有，已经无心再过问。不久，上级决定学校停办，这批经历了童工生涯和死亡洗礼的孩子，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全部被遣返回家。直到1964年学校奉命招收新生，我们才从校办工厂的各个车间重回教学楼，又有了从事自己专业工作的机会。

    我带着积存的几十斤粮票和一颗冰凉的心回家过暑假。那个假期全家结结实实吃了几顿饱饭，剩下的粮票留着备用。妈妈把全家这年政府发的布票都给了我。因为这年每人只发一米布票，说是穿衣服应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用这些布票做了两件新衣，以替换在煤矿上穿得再也洗不干净的衣服。

    在亲人们的关爱和抚慰下，我的心才慢慢暖和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