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衡山路，这座城市最繁华而优雅的地段之一。透过一座座老式洋楼的屋顶，可以眺望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午后的阳光，尽情的洒落下来，穿过覆盖着街道的茂密梧桐，变成一块块温和的斑点，轻落在地上。拐角处的一间小院里，古朴的洋楼，传出靡靡的乐声和咖啡的香气。   
    这是一家无法再典型的，散发着上海味道的私密餐厅。服务员们穿着体面的衣服，挺直脊背，快速但轻盈的走动着。他们做好了准备，等待着晚上的场面。经理已经告诉他们，今天（周三）晚上，这里将有一场重要的聚会。
    那些金发碧眼，来自休斯敦的客人们将涌进这里，品尝姚明家乡的美味。在这天下午――姚明的退役仪式之后，姚明将在这里款待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第一次来到上海。他们好奇地吸吮着，这座姚明生长的城市的气息。
    这里，这座洋楼，姚明再熟悉不过了。只是，他不知道，它怎样就变成了如今这样的一家餐厅。他仰头打量着它，看着那间出口，仿佛看见了一个从里面奔跑出来的8岁孩子。
    20多年前，衡山路上不是酒吧的聚集区，这里也不是餐厅。这座小楼，是上海市体委科研所。住在小楼两边的人们，总是看到一个高大，生着方正面孔、细眉细眼的女人，骑着自行车来上班。人们认识她，那是已经退役的上海女篮的中锋方凤娣。那是上海的早晨，整座城市沉浸在改革开放、建设浦东的复苏之中。同事们知道，方凤娣和他丈夫姚志源的家住在康平路，她总是在旁边的武康路上买菜。那里和衡山路不同，没有梧桐，却有枫树，那里的建筑是法式的，但比衡山路上破败的多。
    22年前的一个下午，方凤娣从楼门里领出了一个8岁却已经身高1米70的男孩儿。这孩子看上去并不兴奋，他有粗壮的腰腿，但极差的平衡性让他走起路来像一只摇晃的企鹅。一个30岁的高大男子，留着蓬蓬的蘑菇头，上海徐汇区少体校的篮球教练，李章明，扶着自行车，在路边等待着男孩。男孩不情愿的爬到后座上，李章明和方凤娣道别，蹬起车来。他们穿越着上海的弄堂，从石板路上飞驰而过，头上是一根根搭在窗台上的晾衣杆，耳边听着嘈杂大声的上海话。在徐汇区少体校门口，一个温和的女人，少体校的党支部书记徐为丽，等待着这个孩子，对他露出微笑。是徐为丽说服了方凤娣和姚志源，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姚明记得那辆自行车，他记得用手搂住李章明的腰时，自行车两边呼啸的风声。他的世界，从此奔跑和飞腾了起来。
    姚明抬头仰望着，是的，就是这里，这是我的最初，最终我又回到了这里。

    7月20日，星期三。上海热闹起来，全中国的媒体们涌向这里，美国的朋友也来了很多。他们知道，这是姚明人生的一个驿站，不能不来。
    姚明本没打算在今天宣布退役――仅仅是没打算在今天。在七个月前，当他再次被查出了舟骨骨裂，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打完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他的原本计划，是在大约两周之后宣布，而且还没有确定在哪里举办最后的这场仪式。有人说，应该在上海办，这里是你的家乡，是他生长兴起的地方；也有人说，应该在北京办，北京更是媒体中心，也应该由中国篮协官方出面来操办这场仪式，以示它的意义。但美国媒体突然井喷式的报道，改变了他们的预案，也让姚明和他的团队没有时间再等待和权衡。“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再等那么久了，就在上海办吧，”姚明说。
    从此之前，到从此之后，他都将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里有他熟悉的一切。盛夏，梧桐的叶子深绿，偶尔有一片微风吹过，把城市里的叫卖声吹得更远。
    姚明说：“叶落归根。”
    姚明，大笑着迎接着从美国飞来的朋友们。姚安鸿也来了，他是个身高1米9的胖大台湾人，是姚明在休斯敦最好的朋友。从2002年开始，姚安鸿兼职为火箭中文电台工作，人们称他是“休斯敦的另一个姚”。他有明亮的眼睛和大鼻子，看上去有火箭熊的喜感。他握住姚明的手，笑着说：“你的大日子，我得来啊。”姚明也笑着，看不出任何的伤感。他的痛楚和不甘，早已在两年前的夏天包裹了起来。当姚明在2009年夏天知道自己必须进行令人汗毛倒竖的足部结构重造手术时，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曾经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个月时间，然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那时候，姚明29岁，刚刚率队杀过季后赛第一轮，然后大战湖人，迈上自己职业生涯最绚目的巅峰。但那时，竟然就是他实际上职业运动员生涯的终结。在那之后的两年里，他一共只打了7场比赛（2场NBA中国赛，5场NBA常规赛）。“我也并没想到，我比我爸爸的职业生涯只多打了一年球，”姚明说。
    姚志源在28岁退役，成为一名在上海港检查停泊船只的工人。在29岁时，姚志源又被征调打了一届九城运动会。姚明，出生在九城运动会男篮决赛的那天傍晚。当朋友们对着姚明，叹息他职业生涯的时候，姚明说：“想开了就好了，你是要活得精彩，还是要漫长却碌碌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的精彩。我都接受了，你们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一周前，当他的退役新闻被炒得最火热的时候，所有媒体都拼命的找他，姚明其实就在北京，参加团中央的活动。晚上没事儿，也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吃饭，喝喝东西，聊天。离开一家餐厅的时候，大堂里的人们发现了正在等电梯的姚明。有几个人，飞快的奔了出来，掏出相机，被保安挡住了镜头。他们隔着保安，喊着：照一个吧，你退役了，是么，你退役了。
    姚明笑着，低头进了电梯，低声说道：“退了，退了。”

 

    在上海，家人都陪伴在姚明的身边。两年以前，当姚明面对足部结构重造手术时，他们就曾劝说过他退役。有上亿人期待着看姚明打球，而惟一珍视姚明健康的只有他们。姚志源和方凤娣，尤其是大方，在姚明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总是在旁边默默地注视。他们此时带着恬淡的笑容，表情心满意足。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当上海从夜色中醒来，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再不会有那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火箭的比赛。七个月来，姚明再没有打开家里的DVD，拿出过去火箭给他的那些比赛光盘，看看自己打球的影像。在他打球的时候，这是他每天都要做的功课。在那个时候，姚明的记忆像上了刻度。他几乎记得自己每一场重要比赛的数据和瞬间。但现在，姚明摇着头，仿佛那些已经过去了很久。他说：“没什么可看的了。”
    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思维方式，已经结束。姚明从包里拿出一只IPAD，随手一点，展现出一张上海的卫星地图。他的视野，不再是球场，而是整个上海。从卫星上俯瞰，那些密密麻麻的房子，各种功能的用地。姚明点出了当年上海大鲨鱼使用的主场卢湾体育馆和过去两年使用的源深体育馆，把手指向郊县更广阔的区域划去。“我们有一个新的计划，改变球队的经营方式，”他说，“很快你们就能看到……”
    姚明对很多远来的朋友们，讲述着他的计划，堵上了他们本想出言安慰的口，人们发现，姚明并不需要安慰。就像9年前的秋天，清瘦的姚明，刚刚结束0分的NBA首战，坐在印第安纳康赛科球馆的客队更衣室里，姚志源、方凤娣、章明基、约翰・海逊格（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姚之队成员）担心的鱼贯而入。姚明却站起来，安慰了他们所有人。仿佛只有他自己，无需安慰。
    几天以前，姚明和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告诉这个朋友，20号将是怎样的一场仪式，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那位朋友太忙了，脱不开身，来不了上海。姚明在电话里大笑着开玩笑：“怎么了，你也不来向遗体告别一下？”
    接着，他恢复了平和的神色，一字一句地说道：“20号，我只是划了一个逗号，远远不是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