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对世界了解得更多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是落后了，而且挨打了。所以我们得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结论。所以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补课，补经济发展，补科学、民主的课。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我们努力融入全球体系中的时候，我们却对中国自己，尤其对中国自己的文化，越来越不认识了。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谈谈中国文化，我们谈它，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同时，我们谈中国文化，也是因为它和本文的主旨有极大的关联，我们后面要谈到的中国式的战略思维，中国式的外交，中国式的布局和棋招，都是和中国文化有莫大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渊源于中国文化的。所以，如果不谈中国文化就直接进入后面的主题，我们就会觉得中间有一个断层，就会对很多东西只看到其表面而看不到其实质，对很多现象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对很多问题也只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有人可能觉得中国文化是很空泛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具体的。具体到武术、医药、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诗词、京剧、昆曲、品茶、饮食、赏石、养鱼、陶瓷、微雕、剪纸、灯笼、对联、谜语等等，这些都能见出中国文化，见出中国文化的神韵来。但是，如果要问：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神韵、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说准。
　　 中国文化不仅有神韵，而且很神秘。因为很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问题很难解答，许多学者也一直为此困惑不已。这里开列几个比较大的或者普遍的问题：
　　 －中国文化5000没有断过。而世界上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其文化均已不复存在了。埃及除了遗留下金字塔，再也看不到古埃及的痕迹了；印度在雅利安人入侵后，原有的文化也随之消亡了；古巴比伦更是除了两座河流，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而唯有中国的文化绵延不绝，至今依然。这是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元朝和清朝的中国是被少数民族征服的中国，确切的说，是被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征服的中国。但是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却以自身的渊源宏大吸引了这些征服者，使他们自愿被同化，自愿融入中华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刻和坚持，中国恐怕早就不存在了；中国文化如果缺乏它的生命力，也不可能吸纳征服者，延续五千年。那么，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超强的同化能力和生命力？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但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产生？为什么中国高端制造业不发达，但手工业却很发达？我们的前辈努力了200多年，从李鸿章开始就在努力实现制造业的现代化，我们从五四运动就引入了科学精神，我们改革开放也已经有将近30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全心追赶，但我们今天的轿车制造水平还落后于韩国，落后于美国，落后于日本，更落后于德国。这又是为什么？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工作态度、性情、意念何以具有明哲保身、无动于衷、知足常乐、小富即安、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抑或具有隐士风度、游侠气质、阿Q精神，所有这些今天仍然活泼泼的存在着，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说清楚，我们就会觉得很迷茫，我们对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形势就不会清楚，应对世界文化形势也无从把握。如果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不明了，对它的信仰也会动摇，对它作用的发挥信心就不足。因为对它迷惑，中华民族的身心就不能落定，许多中国人正处于心神不定的状态，这与文化的迷糊有关。
　　 所以，我们要谈中国文化，就要谈它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哪怕只谈它的一个很小的方面，也需要一本书甚至多卷书的篇幅。所以，我们先来谈谈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然后我们再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些特征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脉络，从这里，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中国人思维的渊源。我们也因此能顺利的回答前面的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而且，就教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庞大和复杂，恐怕世间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佛教相提并论了。佛教经书卷迭浩繁，达几千卷之多，一个人穷其一生恐怕也是难以阅尽。印度的瑜珈也是非常有名的，和今天很多人所练习的瑜珈不同，印度最早的瑜珈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一直与任何宗教信义或伦理保持分离状态，其目的是使身体和精神之间完美平衡的发展，而冥想和苦修是其主要的形式。瑜珈也可看作是一种信仰，只不过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对人自身的最终极潜能的追求。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我们这样分类，并不是说，西方人只有生理上的需求，而没有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印度人只有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中国人只有心理上的需求。而只是在表明，这三种族群，他们在各自方面的所侧重的追求和需要；也是在表明，他们的文化在各自方面所达到的极致。
　　 物性的文化必然会在（自然）科学方面会有重大的发展。因为科学是脱离人的情感和信仰而存在的。解释冰冷的物质世界正是科学的追求，也是科学的必需。严密的形式化的逻辑学以及公理和定理系统也诞生于西方，因为这是表达物质世界所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得以诞生的手段上的基础条件。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在“物性”方面的坚持和追求，就不难解释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方诞生了。
　　 中国的性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无法最早诞生公理和定理系统，因为中国人对表达性情的需求大大掩盖了表达物质世界的需求。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有人统计过，在清代以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明一直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没有一个发明是基于公理和定理系统而来的。这种抽象的物性的表达方式，似乎在根本上就和中国人的性情的表达方式相冲突。性情的表达方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内在的，又是外化的。中国人的发明大多是根据观察和经验而来，而观察是性情的基本的外化的表达手段。中国人性情是如此精致，中国人的观察能力也就变得非常精妙。因此，在天文、历法、中医学上的高度成就以及在一些科学发明上取得成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中国就此止住了，它的性情化决定了不会再对物质进行解剖、分析以及归纳和推理。在中国人眼里，外部的事物是一个整体，花就是一株花，树就是一颗树，中国人不习惯把这些事物再进行分解，因为这样就没有任何美感了。中医也是从整体上考察人体的，它是一门精致的“系统论”的学问，它把人体分为少数的几个部分－五脏六腑，这些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中国人特有的“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而互相联系起来。因此，中国不大可能诞生出解剖学来，而解剖学是现代西方医学的基石。因此，中国没有诞生抽象的逻辑系统以及公理系统，从文化的根源来讲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文化得以是“性情化”的呢？或者说，这种性情化的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中国的性情化文化的塑造可以追溯到中国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自然是文化的第一雕塑大师。地球上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这都可以从自然环境中找到根源。
　　 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在地理上就是非常恰当的。中国基本上处于赤道与北极的中部，居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冬夏高低气压中心的活动和变化显著，季风影响最为强烈，范围亦最广。季风环流使东亚大气运动发生明显改变。我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不像世界同纬度许多地区那样表现为荒漠或干草原，而且由于夏季风在高温季节带来丰沛的降水，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成为世界著名的农业发达地区。中国因为其地理位置适中，资源适度，气候适宜，农耕适时，自然环境对中华民族的馈赠，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你必须去勤劳操作、精耕细作、精打细算，还要风调雨顺，才能过上适宜的生活。称之为中国，不管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原因，都是极其有道理的。
　　“中国”的第二个含义，是这个民族的主要需要，是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心理（情感）需要，即中间层次的需要。
　　 人类需求的基本走向，是由生理需要满足之后向心理需要过渡，由心理需要满足以后再向精神需要过渡。而印度（古代）由于充裕的物质资源，很快就跨入了精神需要；中国由于适度的物质资源的供给，却正好跨入了情感需要的追求；而西欧则经过几千年的努力，始终在实现物质需要的满足（基督教是在后来由外界传入的。但我们仍然把西欧当作“物性”的）。这一基本的结构，至今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自然环境对人类族群的塑造使文化的根性已经在那里定格了下来。
　　 中国所处自然环境的适度的资源，决定了中华民族对于这样一个“中”字特别敏感。在文化观念上，出现了一种中间的需要，那就是“情感”。中国人讲究平衡，讲究中庸。季节要适中，春秋最好；衣食要适度，健康最好；情感要适宜，既不大喜，也不大悲，要怡然自得；为人要中肯，要能够居于中间这样一个不偏不倚的位置。中国人对左右、上下、前后、阴阳、周边等方位词都非常敏感，而这些词都对应一个“中”字，以确定人生之度、社会之度。所以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哲学是“三元”哲学，这是很有道理的。《老子》（即《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分为三”这个概念确实为中国人作出基本的定位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比如说天地人、左中右、上中下。这样的分排，可以在左右之间确定自己的位置，找到第三条道路。“中”在我们的生活里，可以使我们走得更端正一些，成功也可以有把握一些。这样的概念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格调。在今天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走在中间；在人类需求上，中国也走在中间。中国在世界文化的中央，这个调基本定了下来。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位势基本定了下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总方向至今依然如此。
　　 自然给文化所奠定的基础，还可以从日月更替、四季变化、风雨寒暑而影响到衣食、住房、农耕上得出经验，我们从中知道了气候的循环、人生的循环。自然所模塑的文化观念，给了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以循环往复为我们的哲学理念，以“顺应”为我们的基本的应对天、地的根本态度。从这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农耕生活的稳定、一家一户的稳定、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整个历史的稳定。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有史记载以来的3000年，一脉相承、绝对的稳定。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需要，情感的需要，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应对方式和观念系统中最恰切、最合适、最正确的，并且这一要素被延续了下来，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
　　 我们说中国文化的这个“中”，并不是说中国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中国人对情感的追求是极为丰富、极有个性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的疆域非常辽阔，它有纬度和经度上的巨大差异。如果说地理上的纬度的差异决定了文化上“质”的不同，那么，地理经度上的差异决定了文化上“量”的不同。中国在南北纬度跨度上达四十九度之多，在东西经度跨度上达六十度之多，这样一个跨度是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到达了极致。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地理上的总的“中间”位置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总的“中”的特性，以及它的基本要素－性情文化，却是确定的、一以贯之的。而文化的特质的稳定性和文化的内容的丰富性，又决定了中国文化是有极其强的生命力。
　　 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可能不高，因为自然只给了我们恰到好处的资源，但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却是很高的。这种生命质量源于中国的文化的质量，源于中国的性情化的文化的发达。普通的中国人可以将性情寄托于农田、寄托于山水、寄托于剪纸和灯笼、寄托于民谣，而读书人则可以进一步将性情寄托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那么，这种性情化的中国文化是如何被保存，如何被发展，又如何被延续的呢？
　　这要说一说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的文字即“汉字”，还有中国最古老而又最富智慧的经书－《易经》，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家、儒家和其他思想和文化体系，以及各种文艺和民俗。
　　 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字－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同时也是一种形音义结合的文字。由于这种特点，汉字在培养中国人的智慧、记忆、理解和思维方式上有着重大的贡献。汉字在表达中国人的性情方面也是恰到好处的，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绝句、律诗、词，都是唯有汉字才能承载的。也只有汉字才造就出“成语”这样高度凝练的语言单位，也只有汉字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文字可以产生这样高雅的艺术。汉字同时也产生了对联、灯谜这种雅俗共赏的民间风俗。所以，说汉字是中国文化最恰当的、最当仁不让的载体，是毫不过分的。
　　 中国的汉字又是非常稳定的，只有四、五千个字，几千来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这种稳定性对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化的稳定对维系国家的统一有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汉字的汉语，又是灵活多变的，这体现在各地五花八门的方言上。尽管方言会造成交流的困难，但古代有京话（官话），现代有普通话，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交流上的障碍。所以方言并不是坏事情，它正是汉语的生命力的体现。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听听地方方言的小品很有意思，有时会觉得粤语的歌更好听。从哲学的观点来讲，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一成不变的事物最终都会消亡。而汉语，通过汉字的稳定性和语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以维系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汉字的组词能力是非常强的，同时容易记忆，而且很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只有汉字才能产生像“楼主”、“斑竹”、“灌水”、“潜水”、“顶”这样形象的网络语言。中国人只要知道了“花”，就可以构造出桃花、梨花、牡丹花、菊花这样容易记忆的词语，即使你把“花”字去掉，它们仍然具有明确的含义。而字母文字如英语，就不可能具备这种能力。当然了，有人会说英语也有基于词根的构词法，但词根根本不是完整的表意系统，怎么可能像汉字这样完整的表意系统如此灵活的组合成词汇呢？那些学过英语的朋友，你能很轻松的说出这些花名的单词吗？你能说出各种水果、树木、化学名词的单词吗？即便是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也不是件易事。英语的这些单词之间，即便是同一类事物，如各种“花”，各个单词之间几乎毫无关联，你无法用“flower”去组成各种花的单词。你必须生生记住这些毫无关联的词汇。背过单词的朋友一定对此深有体会。英语的单词量有多少？怎么也有几十万吧？谁又能记得住这么庞大的词汇量呢？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事物和信息量的增加，英语等字母文字将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尽管它们也会发展演进，但改变不了它们变得庞大臃肿的命运。而只有汉字一直如此简单，如此应付自如，如此具有生命力。
　　 一方面，汉字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基于汉字的文学艺术及其他艺术，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式，并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和成就。先秦的散文，两汉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戏曲，明清的小说，这些艺术形式无不在它们各自的朝代达到了顶峰，共同培育出中国文学艺术的灿烂奇葩。世界上还能找到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文学和这样的文化么？
　　 如果要深入探询汉语这种神奇的语言为何会具有如此魅力的深层原因，恐怕要一篇语言学上的论文来详加阐述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从语言的生命力来讲，汉语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如果人类进化很多年之后经过“自然选择”只剩下一种语言，我想，这种语言一定是汉语。如果人类未来真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语，我想它也一定是汉语。因为只有汉语在本质上具备这种优秀的品质。
　　 有些所谓的学者甚至提出要让汉字去除方块字，改成类似西方的拼音文字，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定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悲剧！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文灾难！
说了汉字，我们来说说《易经》。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早的积淀。《易经》是源于中华民族性情文化的。在《易经》之前，中华民族还停留在性情感悟的阶段而有了《易经》，这些感悟通过中国的汉字和中国特殊的符号（阴阳二爻、六十四卦）被记录了下来，中国性情化文化的基因也便落实了下来。我们的先人是首先有了对自然观察和思维的结果，对性情观察和思维的结果，以及对文化运行的思维、实践和结果，而后才有了《易经》的。《易经》的形成基本是：先有感悟，然后出阴阳刚柔，再有变化，然后有卦形，然后成八卦，成为最早的易经，然后再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上卦、下卦，终成最后的《易经》。
　　 张岱年先生说：“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这是很有道理的。易经使模糊的、想象的东西落定下来，使象、意、气、性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形式，可以进行推演的一种方法，其道理相当精微，而其正确性也是可以想见的。《易经》实际上讲得是性情之间、个性与文化之间、情性与场景之间、思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落实在一个基本的概念上，就是阴阳。阴阳（符号化为阴爻、阳爻）是易经解释事物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对立统一，它归纳出事物矛盾的两方，譬如刚柔、美丑、强弱、大小；第三步推演转化，由外而内，使外在的、物质的、事物化的东西转而向内，由我们的感觉而知觉，由知觉而心觉，由心觉而性觉，层层加以转化；第四步又由形而势，再由势而气，使那些外在的、认知的东西转化成可以融成一气的东西进入内心，逐渐由形而象、由象而意、由意而气，然后是性，“性”就是见出了根本的东西。
　　 从以上可以看出：阴阳分别、对立统一、由外而内、由形而势、气势变化，使整个思维系统得以形成，思维的符号、门径、通路、转化都一一得以实现，最后又可以由此产生无穷的变化，无以穷尽。这就是易经给中国人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一种形象思维方式，一种网络的、立体的、系统的、变化的思维方式。如果文化是象，是具体的展开，那么，易经就是意，是收，是抽象的表示。易经给出了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性情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毫无疑问的是，《易经》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易经》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几千年来，《易经》以其外在的魅力（奇特的结构形式和符号形式），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千古永辉的义理和复杂神奇的运算机制），吸引着人们在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研究体系。
　　 历经数千年之沧桑，《易经》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经》的品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易道讲究阴阳相济、刚柔有应，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
　　 以易经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后来所有的文化形式。而其中又以儒、道为其主要形式。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以儒道两家为主，当然，它们都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给它们定下了基本的精神，那就是性情化，意象化。“释”（佛教）虽传入中国，却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除了某个个别的朝代由个别的统治者所强行推行。因为“佛教”对精神的、完全脱离情感的追求，与中国的性情文化是背离的。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性情文化要求在情感方面达到极致。中国人即使“信佛”，那也一定有中国人自己的信法，大多数人是烧香拜佛，是求菩萨保佑，而这恰恰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这本身与佛教的抛弃尘世的精神和教义是相悖的。本来观音菩萨在佛教体系中是靠后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观音菩萨在中国更为流行，甚至超过了佛祖。而在中国人眼里，观音更是被描绘成女性的形象，尽管本来并非如此。这都是源于中国人对 “慈”和“悲”的中国式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外化为女性的形象似乎更为合理。在到达性情化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不会再往上升了，不会脱离情感而上升到“纯精神”的境界。中国人的性情已经足够精微和博大了，它甚至蔓延到了生活中的任何方面，花鸟虫鱼、琴棋书画，所有这些足可寄托性情，足可陶冶一生，而似乎并不需要将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加诸其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一直无法在中国流行，因为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关注所谓“神”和所谓的基于神的“信仰”。“神”和中国人的性情文化是相冲突的。
　　 而“道”却是与中国人的性情需求最为相符的。道家要求人和自然达到高度统一，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这正是情感的最高境界。《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正是塑造了中国的性情文化。《道德经》又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又云：上善若水。总之，老子很精辟的揭示了辨证统一、物极必反、矛盾的相互转化、事物的发展运动、以柔克刚等等这些深刻的哲学思想，用更浅显的语言发展了易经的艰深的理论。当然，我们后人觉得仍然深奥难懂。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矛盾论》，与此一脉相承，作了发挥。我们总以为是黑格尔、马克思提出发展了这些哲学理论，其实他们已经晚了2000年了，只不过他们用更浅显的话再描述了一遍而已。
　　 那么，儒家呢？如果说道家是人和自我、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性情纽带，而儒家则是人和人、人和社会建立一种情感纽带。儒家规定了人和人之间的所有情感规范。然而，这种情感规范仍然是从自我生发出去的，然后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情感的圈圈。首先当然是最亲近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再是祖孙，叔表。以此形成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全由情感来维系。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亲情，如此重家庭，如此重家族。中国人的情感首先是自我的、内向的，然后才是外化的。
　　 孔孟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
　　 “常”者恒也，其精神可以超越地域和时代而恒久也。这是古人的认识。不过，也确实，“五常”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贯穿中华伦理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它们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华大地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仁是由己及人及物，要求从己做起，树立主体人格；欲仁得仁，仁是从自我到家庭、社会、天下的道德规范。孔孟的仁学，核心是讲人，是人的哲学升华。仁不仅能协调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也能协调君与民的等级关系，而且能调节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自孔子倡导“仁者爱人”的仁学以来，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一种道德理念。
　　 “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循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使他所作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图“利”。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
　　 孔子强调“仁”，提倡“义”，但并未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问题由孟子解决了。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中本就有善的成分（恻隐、辞让、羞恶、是非），这种善的成分如果不受外力阻碍，自然就会成为孔子所说的“四德”。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要“仁”，是不需要理由的，本来就应该如此。
　　 但是，人仍然会受到外界“利”的干扰，因此，修成“仁”德仍然需要一定的途径和方法。那么，需要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这个问题由《大学》进行了回答。《大学》提出了“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指出了儒家修养的宗旨；而“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国；要治国，必先齐家；要齐家，必先修身；要修身，必先正心；要正心，必先诚意；要诚意，必先致知；要致知，必先格物”。从而指出了一条循序渐进、完整的道德修养途径。
　　 那么，修养的过程中，评判的标准和把握的尺度如何衡量呢？这个问题由《中庸》进行了回答。“中庸”的“中”，就是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庸”就是常。中庸就是永恒恪守中道之意。
　　 对于儒家的规范，孔子指出了“是什么”的问题，孟子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大学》则阐述了宗旨和途径、方法，《中庸》则给出了评判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伦理理论体系是非常完整和严密的，这也是它能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从这些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情感体系发达到了什么程度。中国人的情感体系构成了中国式的家庭、家族、国家和社会体系，甚至可以说两者就是一回事。
　　 如果说老子是世界意义的，那么孔子就是中国意义的。老子的“道”发展了易经的宇宙的认识论。而孔子的“儒”家思想则发展了易经的社会的认识论。而它们都是由中国的性情化文化生发出去的，最后又都归于性情化。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儒道两家互为补充，互相交替。在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之时或者虚弱之时，总是道家发挥着作用，如秦末汉初以道家为主，汉盛之时则以儒家为主；汉末以及两晋时期又以道家为主，到了唐朝盛世时便以入儒家为主。如此往复。在中华民族陷入虚弱或者危难之时，道家的辨证思维、事物转化的道理、天道循环的理论，总能给人们以新的希望，指出前方的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更大意义上的“有为”。而当社会稳定时，繁荣昌盛时，又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所以，儒道两家交替往复，共同维系和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
　　 从中国文化的“性情化”出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难以建立起严密的法制社会。因为这种“无情”的法制体系和中国人的情感体系是排斥的。即便是中国现代社会，法治和人治一定是相互结合的。法律和道德也一定是互存的。中国人不是迫不得已，其实是不会去打官司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私了”，这仍然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只有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才会对簿公堂，才会诉诸法律。这和西方人一遇到纠纷就首先想到法庭是截然不同的。2006年，中国的已经对簿到公堂的法律纠纷里，有三分之一是庭外和解的。而庭外和解也是中国司法的基本精神之一。所以，中国的法制社会无论如何健全和完善，仍然排除不了情感因素，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延续了5000年而不断。因为中国人的性情文化和由此产生的情感体系是如此发达和如此根深蒂固，而且这种情感体系和国家、社会体系紧密对应着，几乎不会有某个偶然的事件能够打断和拆散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它不是一个人在维系，而是整个民族在维系，这种情感文化深入了这个民族的血液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才会变得如此强大。因此，在即便遭到外族入侵时，这种情感体系和社会体系也是纹丝不动，它像一个巨大而坚韧的网，而入侵者反而被这个网死死吸住，无法再挣脱。中国和中国文化也便始终能够延续。
　　 正如一位西方著名学者坦言：“世界哲学的本源无疑在中国。我们不得不拜倒在中国东方哲学的脚下。”也正如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所言：“如果二十年前我们不看西方的管理学和经济学著作，那是无知；但是如果二十年后我们还是只看他们的著作，那就是无能。”所以，我们在努力追赶西方科技和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还是中国人，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这个世界上最深邃的东方哲学和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要忘了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它们，因为我们都是优秀的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优秀的华夏儿女。
　　 中国文化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化。因为它不是仅限于物质上的，又不是脱离世俗的纯精神上的。它就是人本身，它关注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愉悦和社会和谐关系的维系。而这不正是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吗？如果仅有物质财富而没有情感，人并不会有幸福感。现代社会一方面创造了富足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又使人身心疲惫，无暇顾及性情和情感。而中国的性情文化则在告诫人们：性情的愉悦和情感的幸福才是生命的真谛！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小富即安”的性情化处世态度却可以让中国人在即使不是很富足时也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性情的愉悦和满足。同样地，当人类的物质生活足够富足时，大量的时间更将是“性情”陶冶式的生活，而虽然是更高层次但脱离生活的“纯精神”活动并不适合人类。从这点来讲，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积极意义，它指出了世界文明的最终方向：追求人类的情感幸福。儒家的“平天下”就是要让这种至善之境界普及于天下。
　　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看到了它超强的同化能力、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它对人类幸福和人类文明进程的积极意义。当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其不好的一面。例如，它的某些方面让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不能充分体现，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挥。它在性情上的过分随意而养成的性格可能造成人们“做事不严谨”、“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态度。这两点也是使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和高端制造业受到制约的一个地方。同时，它和法治社会也是有一定冲突的。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足够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足够让中国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融入现代社会。我们要看到这些不足，以便能加以纠正；但同时，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么一点不足，就否定中国文化的主流。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指出了中国人的很多不足，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糟糕的是，他把某些中国人的个别行为推广到所有中国人身上；更严重的是，他试图以此否定中国文化的基因，从而否定整个中国文化。这是很无知的，也是很令人伤心的。李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专门对他进行批判。谈中国文化的书很多，但我觉得，真正谈到点子上，谈到实质上的，只有《中国人――性情中人的精神与气象》这本书。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我上面的很多看法，都来自于这本书。
　　 好了，谈了中国文化，我们现在就可以很顺利的来谈谈中国的思维方式了，也很容易指出中国和美国战略思维方式的异同。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更多的是形象思维，是由性情化文化孕育而来的。中国人这种形象思维的基因可以从《易经》中找到，而在《道德经》中有更深刻的阐述。
　　 首先，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包容式的思维。这从中国人的太极图的“阴阳”图案中可以看出来：太极图是一个圆圈，中间是一个“S”形的曲线将圆形分为阴阳两部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人的思维中始终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互相包含，互相转化的。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道理，认识到了事物的发展演化的道理。但中国人不是纯粹的“二元”思维，而是“三元”思维。这种思维使中国人看到了事物的两面，还看到了事物的中间状态，懂得事物的动态平衡和相互转化的道理。
　　 而对比美国的思维方式，则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如果也给美国人的思维画一个“美式太极图”，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圆圈，中间一条直线。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的思维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而中国人则认为黑中有白，白中有黑。美国人是黑白分明的思维，导致了它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时候，不会以一种包容的眼光去看待，而是以一种非我族类的敌对眼光去看待。
　　 如果说美国人的脑子是“直”的，那么中国人的脑子就是“弯”的。美国人这种简单的二元式思维决定了它在战略思维上也必然是一种零和思维为主导，零和思维就是非输即赢。而中国思维与此不同，中国的包容式三元思维决定了中国人在战略思维上尽可能的采用“双赢”思维的模式。美国人“非此即彼”，中国人则是“兼容并蓄”。因为中国人这种灵活的掌握动态平衡的思维能力，因此，在战略上就显得更胜一筹，更易于达到自己的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优秀基因决定了中国人在思维上更加灵活，懂得以柔可刚，懂得四两拨千斤。这需要很高的智慧，对美国人来讲这几乎是难以企及的。而中国人却能运用自如。中国人善于保存实力，善于审时度势，善于让事物悄悄的发生变化而让对手毫无察觉。这都是中国人的智慧。
　　 有人说，最高的智慧就是：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但仍能保持行动的能力。这似乎正是中国智慧的写照。
　　 还有一点我们要指出，中国的思维方式似乎天生就是战略思维方式。战略思维要求从宏观、从大局、从事物的转化和演变中看问题；以整体的、系统论的观点看问题。而又不会忽视其中关键的细节。而这些不都是《易经》、《道德经》所充分揭示的么？中国文化中的象、气、势，用来描述和指导战略思维是最好不过的了。
　　中国不仅诞生了《易经》《道德经》这样的哲学经典，而且也诞生了通篇直接描述战略思维的经典－《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空前绝后的兵家圣典，也是一部战略和谋略之书。所以，我们在前面才会说战略思维的祖宗是中国。《孙子兵法》所揭示的战略思维原则，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民族性格是一一契合的，如其中的“兵形”、“兵势”、“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等等。所以，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可能真正知其精髓、运用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