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已时过两月，薄公案处理始终处于被动。曾多次试水，从“文革说”、“杀人说”、“腐败说”，到“家族腐败说”、“非政治斗争说”……一一放风试探，均难得社会​认同。目前暂时定位于“杀人”与“腐败”上，但因信誉过低，即便为真，也难以获信，且最终是要公开过堂的，人们都在冷眼以观。既然自称“法治社会”，总不能由党定罪吧？

2、中菲对抗事起，本来是一个转移视线的机会，但这又恰恰暴露了当下中国的软肋：由于薄公案事发，西方国家深度介入，使外交军事等事宜不得不依赖于西方国家。而菲国挑衅，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试探而已。所以，会造成中国对一个最弱小国家的进攻都莫之奈何的悲剧，这只能让老百姓愈加感到“314”以来国家倍受西方钳制。

3、为薄公案而长期搞封网删帖之类的言禁，实在不成体统，终归需要收摊，于是搜索枯肠之下，高层新近总算是找到了一条路子：树立改革新标杆，消除“薄氏路线”影响。最近，外​媒（注意：自言禁以来，人们已习惯于从外媒知内情）开始高调宣传广东党代会的“新政”。此会尚未完，所以其“新政”到底为何物，至今未尝明确，但汪洋闪烁其辞的题外话，深圳王荣的敲边鼓，再加上广东请去的“中国市场教父”高尚全做的理论阐述，大体可以将“广东新政”归纳为三个要点：其一，中国目前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不是出自市场​经济的“缺陷”，恰恰是市场改革不到位所致。其二，解决经济问题的出路，不是靠政府主导，而是要靠市场主导。其三，解决社会矛盾，也不是靠党和政府，而是要靠“社会组织”​。

4、如果放到1999年以前，这种“新政”倒也算有点新意，比如市场经济“无缺陷说”，至少当时的中国还无法证明其对错，而西方国家当时还真比中国好得多。但自1999年​中央提出“两个大局”后，就已经知道市场经济不是想象得那样“完美”，两极分化就是其一个必然产物。所以今天看来，“广东新政”的一些内容，不过是“1999年以前版”的一种改革口号而已。

5、如果再放得近一点看，把“广东新政”放到2007年以前去喊叫一番，或许也还可以去蒙人，因为至少那时“两个大局”还远未有看到解决希望，“和谐社会”更不过是为文艺​作品增加了一个调侃谈资。但是，2007年以后开始的重庆探索，摆了一个活生生的既要加快发展、又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实例在那里，“广东新政”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了。

6、其实，就像当有人在提出蛋糕是先做大还是先分好时，薄公熙来并没有随意否定其中之一那样，重庆探索并不是搞简单的否定：对于市场经济，重庆首先是在实践中而不是口头上去​充分肯定，要不然无法解释其招商引资的巨大成就，无法解释其“国进民也进”的不同凡响，无法解释重庆不仅大资本家满意，中小资本家高兴，劳动者亦欢乐的皆大欢喜局面；同时​，重庆也不是像左派那样简单地批一句“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了事，而是拿出了扎扎实实的“缩差共富”的具体办法去纠正之，在政治高压之下，最近也有人拿出数据对“重庆搞​民生不可持续”做了反驳，这恐怕就很难说是假话了。

7、至于解决社会矛盾，重庆走得要比广东要远得多，已经提出了基层普遍的民主选举。但其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执政党自身必须干净，否则就难免贿选黑选，所以才有了“打黑”​之举。无论如何垢病“重庆打黑”，“改革书记”汪洋未必不明白一个道理：当黑社会与黑官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组织”时，无异于是把解决问题的权力交给了西西里集团，所以在​薄公下台前夕，汪洋就已经提出了“打黑”的方针。看来，哪怕只要有最初级的不犯糊涂，就无法否定“打黑”。

8、从根上讲，无论是“市场主导”，还是“依靠社会组织”，“广东新政”无非是期望建立一个“资本家主导型社会”。当然，如果时光倒退五、六十年，中国或许还可能学习当年​要赶超英、美的日、德、意那样，走一条全心全意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法西斯专政之路。可惜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必须有一个“利益无关第三方​”，去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广东早就动过“民间组织”的心思，2010年，中国的右派政改家们，就曾经利用东莞等地屡屡发生的恶性罢工事件等，试图发起一场“独立工​会运动”，结果，因为违反了大资本的利益，而被张五常等右派经改家们指为“民粹”，只得半途而废。所以，根本无法想象，“广东新政”中的“民间”、“社会”可以担当解决社​会矛盾的主体，充其量只是官商勾结的御用工具而已。

9、以此可见，传说中的“广东新政”的致命弱点，就是由于对市场和资本家的功能过于迷信，而不敢承认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更不敢让政府去担当“第三方责任”。而​重庆探索，就是让党和政府在“脱黑入白”的基础上，去担当“利益无关第三方”。不难看出，重庆并不是简单地靠增加企业负担或是大量卖地，去增加民生资金，而是靠经济快速发​展，靠国有经济的支持，去实现“民生改善—社会矛盾减少—经济快速发展—民生进一步改善……”的良性循环。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好政府”。薄熙来那句话：“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就是“好政府”的最高境界。不管“打黑”还有多少问题需要去一一解决，但重庆的“打黑”，确实使中国曾经建立起过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人民群众​真正热爱的“好政府”，除了连宣传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迹报道”外，眼下，又有哪个干部被群众自发地称之为“好书记”、“好市长”的？——30年来，唯有重庆的薄熙来，黄奇帆，王立军荣膺过此誉！

10、有趣的是，重庆探索，原本恰恰是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结果，而“广东新政”，则恰恰是继续全心全意依靠大资本家的“2003年以前版”的旧改革路线的​花样翻新。所以，摧毁重庆探索，其实本不是高层多数人的意志，而是一种外部强加于中国的选择。而既碰巧又可悲的是，恰恰就在重庆探索开始之时，西方国家便陷入了左、右两种​资本主义并发的危机，不仅福利市场病入膏肓，新自由主义也出了大毛病，且至今危机未见到头，这就极其容易使中国考虑新的选择。而对西方国家更不吉利的另一个因素是，201​2年的俄罗斯，又民选出了一个很不普世的普京，使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种对战无不胜的资本主义的末世心态，于是便痛下决心要拿掉薄公熙来，也可以迎合国内换旗派需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薄公案会有那么多主要西方国家的深度介入了。

11、可见，灭渝铲薄，既是中国高层中换旗派的选择，也是西方国家保卫资本主义的一大战略举措。08金融危机以来，“普世法则”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而中国是唯一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一个GCD领导国家崛起的范例；而重庆，又树立起了一个真正实现GCD自我复兴的榜样。此焉能不令中国换旗派和西方主要国家惧怕之，深恨之！因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314答记者问”，为何在“314”之后会有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各条战线处处被动挨打局面，使本来正崛起的中国民族，再一次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险边缘。仅就​此而言，“314答问”便不啻为一个《灭G亡国宣言》，历史书上肯定是要写一笔的。

12、汪洋虽然缺乏薄熙来那种大智慧和大谋略，但总算还有点小聪明，他没有抓紧薄公倒霉的时机加大“广东PK重庆”力度，在全国右翼媒体对重庆的一片声讨之中，“南方系”报​刊相当低调，甚至不许挺“乌坎模式”。这其中自然不乏政治家的小算计，但也未必不是某种潜在选择。像“幸福广东”这种多少有点东施效颦的雕技，其实就暗中就留了一手：只要​时机得当，我未必不可以走“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派路线。

13、这就是薄某人——不，应该说是新改革派的真正魅力之所在：即便其代表人物人被囚禁了，竞争对手还要在某些方面效仿之。在近20年里简单摹仿美式全心全意地依靠资本家​的新自由主义中，已导致了问题成山，中国的改革，已不可能不“抛弃摹仿”；在世界左、右两种资本主义都面临重大改革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已不可能不“超越左右”；在眼下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互纠缠难以解开之时，中国的改革，必须也只能“选准入口，全面突破”。这一新改革派路线，是中国走向复兴的真正坦途。重庆以一个内地穷乡僻壤，一个比​广东人均GDP低了近一半的地方，短短五年时间就可初见成效，其余地方又有何难？！

14、所以，汪洋其实面对两种选择：要么变相走新改革派路线，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叫做“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书就“广东版”的新改革道路；要么在失去了重庆这一竞争​对手情况下，继续坚持从血路走向死路的旧改革路线，最终去“孤独求败”。人们其实大可以肯定地预计：只要广东矢志不渝地坚持摹仿新自由主义的全心全意依靠大资本家的“广东​新政”，最终必定失败无疑，因为它过去就已经失败过了，现在它在西方也已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