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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时间的玫瑰永不凋谢——那些2013远去的文化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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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活着的人，或许都有对死亡的恐惧，但并不能真切体察死亡的意味。而当把目光投向2013年与我们告别的文化大家，他们的离去让我们有机会反思生命的意义。在他们意味深长的人生面前，“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感慨显得苍白。于是之、赵无极、朱乃正、牛汉、王为一、红线女、姚奠中、韩作荣、雷抒雁、张晖、纪弦、郑振环、李俊、辛丰年、杨德豫、也斯、邓伟……且让我们暂时驻足，向告别这个世界的他们致敬。时间的玫瑰，永不凋谢。但光和热，永不停止，因为新的时间，即将开始。
于是之（1927年7月9日—2013年1月20日）：我是一个演员
于是之离世前，18年失声不能说话。即便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18年不能说话该是多大的苦痛，更何况还是于是之这样一个以在舞台上说话为毕生事业的演员。
于是之的名片印的是：演员于是之；于是之出书，书名是《演员于是之》；北京人艺影视中心拍摄他的长篇电视人物传记片，片名也是《演员于是之》。于是之的潜台词是：我是一个演员。
而他分明是北京人艺和中国话剧界的重量级人物。他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等剧中成功塑造的经典形象，永远留存在话剧历史中。但他却说：“有人说我是艺术家，这纯粹是拿小人物开心，我就是一个平民。”童道明曾问于是之：“表演艺术家，演员，你中意哪一个？”他答：“演员。”曹禺也说：“《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瑰宝，于是之是撑持这瑰宝的平民艺术家。”于是之始终认为，自己是在胡同四合院里生活着的平民，在听到记者称自己“大师”时，两夜睡不安稳。
今天，北京人艺在培训新人时，专题片《演员于是之》是必不可少的一课。这些年轻人有福了。
张晖（1977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无声无光终有光
“如果他在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惭愧。他会说，他只是一个古典文学研究的初级从业人员，他所做的，只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而已。”张晖夫人张霖在深圳读书月2013年十大好书颁奖典礼上致辞，对张晖获评“年度最佳作者”表示感谢。“不在了”的张晖恐怕没有想到，他36岁英年早逝引发的有关话题，竟然持续了整整一年，并且余韵不绝。
青年学人的生存状况和学术境遇一直是个话题和问题，张晖的去世将其再一次凸显出来。收入、住房、职称等困境，首先成为关注点，这些问题的探讨当然是有益的，但若止步于此，则可能遮蔽更有意义的问题：好的人文学术何为？张晖的答案是：“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而“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这样的拷问可能让很多人如坐针毡，但也正是意义之所在。
正是基于对好的人文学术的追求，张晖才甘于“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张晖早逝之所以让人扼腕，既是因为走得太早，更是因为他这么年轻便在学术上取得丰厚的成就。
“谁说学术要与社会、人生分离的呢？”我将此名为“张晖之问”。在他看来，学术不是让人来逃避现实的，而是让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用他的话说，学术还承担着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务，你当然不能要求专力求真、求知的学者去太多地关注现实，但实际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学者也不会和现实绝缘。诚哉斯言。
赵无极（1921年2月13日—2013年4月9日）：服从于两种传统
“人们都服从于一种传统，我却服从于两种传统。”赵无极的感慨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倍感庆幸。从中国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从写实走向抽象，赵无极融汇中西两种传统，走出一条无极之路。庞薰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写信给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苏立文，说赵无极将来会大有前途。赵无极的这条无极之路，验证了庞薰琹的预测。
赵无极的老师林风眠曾感叹，在巴黎靠画画谋生几乎不可能。赵无极不仅打破老师的预言，而且成为身价最高的华人艺术家。他在西方出人意料地活得很好，活得精彩，活得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这里的“活”绝不仅仅指金钱。在他身上，中国遇见了西方，西方遇见了中国，并且互相激活，变成了亦东亦西、不是东西、融汇东西的好东西。正如他自己所言：“随着思想的深入，我逐渐重新发现了中国。我最近的画作自然而然地反映中国。或许悖谬的是，这种深远本源的归复，应当归功于巴黎。”
赵无极身后，家人争抢天价遗产成为家庭悲剧，让人不胜唏嘘。但赵无极这个“服从两种传统”的艺术家，已经成为传统的重要部分，成为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人类文化财富。
朱乃正（1935年11月—2013年7月25日）：黑白分明 不计东西
去世前两天，朱乃正将“黑白东西——朱乃正艺术思行研究展”的100多幅作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黑白分明，不计东西，这既是朱乃正的艺术主张，也是命运之诗于冥冥之中写就的最后一句，虽巧合，但亦颇有深意。
说到黑白，难忘一本名为《昌耀诗，乃正书》的毛边诗集，漆黑的封面，漆黑的毛边，让人为之一震。在青海生活21年的朱乃正，挥毫书写挚友、饱受命运折磨的青海著名诗人昌耀病中寄给他的诗，并精心出版这本收有他的手书和昌耀诗歌的诗集。“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是昌耀诗歌中卓然独立的意象，修远、刚毅尽在其中。朱乃正正是从青海驾着“高车”回到北京，抵达他艺术的高地。
关于朱乃正，冯远的回忆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青年画家冯远在火车上翻看画稿，素昧平生的朱乃正主动跟他一路聊天，火车到京后朱乃正又主动提出带冯远去拜访卢沉、周思聪。两天后，朱乃正果然带着冯远去了卢沉、周思聪家，同样素昧平生的卢沉、周思聪，热情地给冯远做示范、讲画理，还分别作画赠给冯远。这种为师者“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的赤子之心，不正是今日所缺乏的吗？
下一次，当你在中国美术馆看到朱乃正捐赠的油画《国魂——屈原颂》，不妨停步多看一会儿，因为那顶天立地的屈子像中，有着朱乃正的灵魂镜像。
牛汉（1923年10月－2013年9月29日）：他曾经苦苦跋涉
“倔强的诗人”、“一个被诗神看重的诚实的孩子”、“可依赖的人”……读了这些诗人、朋友的评价，牛汉的形象立刻生动可亲起来。倔强、诚实、可依赖，无论是对走过无数坎坷、被风吹过被雨打过被烈日头晒过被冷风刀刮过的牛汉那一辈人来说，还是对今天的人而言，都是金子般的品格。
牛汉是“七月诗派”重要诗人。正因为“重要”，才在“反右”和“文革”中饱受磨难。但牛汉从未放弃对光明的信任和追求。“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和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在名诗《华南虎》中，牛汉通过摹写动物园中的华南虎，表达了对自由的不屈抗争。
虽然牛汉是诗人，但我以为，他留给后世的最重要文本，非晚年回忆录《我仍在苦苦跋涉》莫属。在这本回忆录中，牛汉不回避、不躲闪，臧否人物、评点历史都发乎本心、直指要害，而这正是诗人气质使然，处处可见他真的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如一粒游动的尘埃，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真实的隐秘的语言。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为此，我情愿消灭我的这些伤残的诗。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记住牛汉的感怀，或许我们就会少受伤害。
王为一（1912年3月8日—2013年10月8日）：中国电影史的活化石
王为一逝世于102岁高龄。“中国电影史的活化石”走了，为人们留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泪》《七十二家房客》《南海潮》《三家巷》等经典电影。
作为我国电影艺术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王为一“活化石”之称名副其实。青年时代的王为一曾与赵丹一起出演著名影片《C夫人的肖像》，与史东山联合导演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可谓导、演“双栖”。上海人王为一却在广东生活大半辈子，成为粤语电影的拓荒者、南国电影流派的开创者。
你可能不知道王为一的名字，但1963年拍摄的影片《七十二家房客》你一定不陌生。这是粤语电影史上的经典，也是王为一的代表作。但该片历经波折，直至“文革”结束，《七十二家房客》方才以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公映，受到热烈欢迎，尤其是香港评价甚高，有“《七十二家房客》竟在当时救了粤语片一命”之说。《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上映创下了当年最高票房，嘉禾公司进而拍摄《鬼马双星》，再创票房新高，使本以为无望的粤语片咸鱼翻身，并成为香港主流。
101岁的时候，王为一还表示：我还要拍电影。看到如今中国内地电影的良好势头，这个拍了一辈子电影的百岁老人，可以放心地歇歇了；但香港电影的颓势，是否又让他揪心呢？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 申遗第一人 北京守望者
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的侯仁之了解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立即加入《公约》。1985年回国后，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并为国家所采纳，中国最终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侯仁之因此有了“中国申遗第一人”的美誉。如今，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名列前茅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对文化遗产的认识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侯仁之功不可没。
侯仁之另一个头衔是“北京守望者”。自20多岁求学到京，他这一生都与北京结下不解之缘。初到北京的侯仁之强烈感受到北京“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于我的感官，而且诉诸于我的心灵，我好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灵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这实在是我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最伟大的一课历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难忘怀的”。基于对北京的深厚情感，他在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选择、历代水源的开辟、城址的变迁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和规划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并为北京古城的保护而奔走呼吁。
而汇集侯仁之30年研究成果的三卷本《北京历史地图集》即将出版之际，侯仁之却走了，他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留下永久的遗憾。
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都该感念侯仁之；而那些肆意破坏北京文脉的人，希望你们在侯仁之的名字面前感到羞愧。
红线女（1924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8日）：“红豆”恒久远 “红腔”永流传
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星光大道上，有红线女的手印。我曾俯身与她的手印相握留影。如今，红线女隐身天际，留下永远的星光。
红线女原名邝健廉，从艺时取艺名“小燕红”，后同班艺人靓少凤给她讲了“红线盗盒”中红线勇敢盗取金盒、为主人逼退敌手的侠义故事，建议她起艺名“红线女”，邝健廉欣然接受。从此“红线女”广为人知，邝健廉倒鲜为人知了。从小清新“小燕红”到侠女“红线女”，折射出红线女的侠肝义胆、敢于担当。抗战期间加入抗战剧团坚持演出爱国剧目、抗美援朝时将在新加坡义演所得捐给志愿军买飞机、耄耋之年积极参加文艺志愿服务、腰痛走不了路依然登台为观众演出……所有这些，正是侠肝义胆的体现。
“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毛泽东为红线女的题词，既是高度的评价，更体现了老百姓对她的喜爱。周恩来将粤剧誉为“南国红豆”，更是对红线女对粤剧所作贡献的诗意称颂。
“她发病前20分钟，还在跟我谈《永恒的舞台》这部戏的进展。”“直至去世前的星期六，89岁高龄的她还在工作。”一个永不止步的红线女，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红豆”恒久远，“红腔”永流传。
姚奠中（1913年5月21日—2013年12月27日）：章太炎最后一位研究生走了
听闻姚奠中先生辞世，翻出书架上的五册《姚奠中讲习文集》。书页翻动之间，仿佛听到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步履。“国学大师”这样的头衔，我并不愿意戴在姚奠中的头上，想来他也不需要。
姚奠中是章太炎七位研究生中最年轻的一位。1934年，22岁的姚奠中自故乡山西考入无锡国专，随后赴苏州章太炎开办的“章氏国学讲习班”，投入章门研习国学。研究生尚未毕业，章太炎去世，姚奠中便为预备班授课，抗战开始后又自办国学讲习班。抗战期间，他辗转多省大学任教，直至1951年后进入山西大学直到去世。所以，“学苑育英人”这一朴实无华的称呼，更适合姚奠中。
当然，这并不是要抹杀他国学的成就。但以毕生之精力，追求学术（国学）、艺术（诗书画印），同时教书育人，能不让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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