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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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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我共进晚餐
(百人访谈之31)
有一件往事,不惊天动地,也不辉煌夺目。几十年来,我从未与人谈起过,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周恩来风华正茂
20世纪50年代末的波匈事件后,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和匈牙利。说得通俗一些,此行是为了弥补苏联红军的鲁莽军事行动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来。今天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那时的严峻又复杂的局势。在匈牙利,当时的总理纳吉宣布国家中立並退出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红军用坦克大炮的强大火力攻进布达佩斯来回答。顺便说一句,我也随苏军坦克进入布达佩斯。驻扎波兰的苏军倾巢出动並包围华沙。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棋盘上,莫斯科步履蹒跚,社会主义阵营岌岌可危。当时的中国,是支持社会主义阵营並反对分裂的。周恩来“临危受命",亲赴东欧抚平伤痕,稳住阵脚。
在迎接周恩来专机的华沙机场上,我只敢和乔冠华握手,也因为他从公开和内部报道中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特地和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因为那时我太年轻(20岁刚出头)了。看见中国总理周恩来阔步走出机场,我不敢走上前去。一个大国总理的威严和气度,我只敢远望,或者仰望。
短短的五天行程,周恩来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即使在从华开往罗兹的夜行火车上,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周总理还召集有关人员了解情况。
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是王炳南,也是中美开始接触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中方代表。这位资深的外交家,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年轻人很是注目,相当关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和王炳南成为朋友,虽然他经历文革的劫难,我和他的友情始终不变(我将在今后的百人访谈中,畅叙衷肠)。
周恩来离开华沙回国前夕,王炳南告诉我:“总理太累了,想让他放松一下,本来想举办一个舞会,总理推辞了。现在决定在使馆搞一个小型晚宴,只有几个人,不谈公务,你也参加。”
受宠若惊,可以概括我那时的心境。
实实在在是小型的晚宴,使馆方面,有大使再加政务参赞余谌,代表团方面有周恩来,贺龙元帅(代表团副团长)。我理解大使的意图,人多嘴杂,不符合让总理放松、休息的要求。
周恩来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一张圆桌居中,菜肴精美。大家马上站起来,总理摆摆手叫大家坐下。
夜以继日地操劳,他确实疲倦了。他一贯的细致,还亲自到哥穆尔卡(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刚刚出狱)住的普普通通、不设防的公寓拜访,劝他还是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因为反特权而走进另一个极端。哥穆尔卡为此相当感动。
小小的圆形餐桌,周恩来显然注意到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座,用他犀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王炳南大使注意到了,马上介绍说:“他是人民日报记者,刚从匈牙利来报道你的波兰访问。”
周恩来又看了我一眼,说:“很年轻哟!”
王大使又说:“他叫胡思升!”
大使是陕西人,浓重的乡音未改,“胡思升”三个不是开口音的字,说出来不易听得清。
我不得不出来自我介绍姓名:“胡思乱想的‘胡思’,升官发财的‘升’。”
周总理笑了起来。
我即兴又加了一句:“正因为胡思乱想,所以没有升官发财。”
不料,周恩来畅怀大笑起来:“好!好!不要胡思乱想地升官发财!”
服务员不断地上菜,山珍海味,丰盛可口。没有料到,周恩来突然开口:“炳南,你们使馆是不是经常这样大吃大喝?我们国家还很穷,要注意节约。”王大使赶紧解释:“今天招待总理,是破例。你可以问胡思升,他不是使馆的。”我说,”我在使馆搭伙,凭饭票,两菜一汤“。
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我没有机会再和周恩来零距离接触。也许,那一次华沙餐桌上的开玩笑式的介绍,给他留下点印象。
时光飞逝,文革后期,我刚30出头。报社内部,军宣队进驻,两派仍然互斗不已。我的一位同事,朝鲜文翻译吴德烈,被诬告为“里通外国”,因为他在文革前以译员身份随新闻团赴北朝鲜访问时,单独与朝方人员交谈过。就凭这一种似是非是的说词,被隔离在河南的干校。
人所共知,文革开始后,中朝关系出现不和。原因之一,狂热的红卫兵们曾张贴大字报,称金日成是“朝修”,还公布他的食谱为证,朝方大为不悦。
为了改善中朝以鲜血凝成的兄弟关系,《人民日报》邀请朝鲜《劳动新闻》派代表团来华访问,周恩来准备会见。朝方代表团名单中,有文革前该报驻北京记者,该记者当时在京时的翻译就是我的同事吴德烈。
吴德烈在河南干校身患肝炎,妻儿在京焦急万分。
于是,我提笔向周总理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思:听说你将会见文革后首次来访的朝代表团,如果前《劳动新闻》记者提出要会见《人民日报》的朝文翻译吴德烈,将难以应付,因为他以所谓“里通朝鲜”罪名被关在干校。
不到24小时,周恩来批示《人民日报》军宣队:“有错就改,不要遮遮掩掩”。吴德烈立即回到北京报社,並参加接待朝鲜新闻代表团的工作。
谁也不知道,周恩来是如何了解这一情况的,报社内部议论纷纷。我也缄口不谈。
事后,我私下自问:是不是周恩来批读来信时看到了我的姓名,那个使他开怀大笑的名字。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周恩来记性极好,虽公务繁忙,会见的人常过目不忘。
在我定居纽约之后的1996年,恰逢周恩来一百年诞辰,我的摄影师好友吕相友决定编辑一本大型周恩来纪念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邀我回国担任主编,並预先说明报酬很少。我一口答应,並兼程飞回北京,並代宋平(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写了一篇前言。
《伟人周恩来》大型画册的出版页
人生有多种情谊,我对周恩来的崇敬和爱慕,不会因有人过分挑剔和故意贬低而改变,更不会他也做过错事、说过错话而转向。他为中国人民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与才华,却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的份外之物。他逝世后北京百万人自发送别他的灵车,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