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军统特务头目的一段交情

（百人访谈之28）

　　职业的记者生涯以及与生俱来的交友性格，交织成我生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访谈对象往往成了朋友或知己。我的系列博客《百人访谈》，凑个吉利：一百人。其实，何止百人！

本文讲讲沈醉。他的简历和头衔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深受戴笠的器重。他１８岁参加国民党军统局，２８岁成为陆军中将。１９３３年时任军统局上海法租界情报组长兼行动组长，后任湖南临澧军统特训班中校教官，常德警备司令稽查处上校处长。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退之际，蒋介石决策把云南作为固守反攻的重要据点。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到昆明坐镇，就住在沈醉家里共同策划，他也被委任为保密局云南站长。之后，退居广州的国民党国防部发来电报，任命沈醉为云南游击队总司令，任务是一旦形势逆转时拉部队到滇西南打游击。

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

游击没有打成。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解放军进入昆明时在卢汉的陆军监狱抓到了沈醉，作为战犯被关进战犯管理所，直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获得特赦，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一个闲职，默默无闻。

每一个人生，都有想不到的峰回路转。这一次，沈醉碰上了。“千年的文字会说话”，云南人民政府清理卢汉起义的历史档案，惊奇地发现，当时穷途末路的沈醉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但当时密谋起义的卢汉怕国民党特务生事，把沈醉关进陆军监狱。这样，就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沈醉也决心起义，並通电部下放下武器。另一方面，解放军进城发现特务头子沈醉，理所当然地把他作为重要战犯上交。沈醉也並未申辩或向有关方面澄清。他日后的解释是：“我过去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今天落在共产党手中，只有等着去杀头，后来没有杀头，就不错了，还提那些旧事干什么。”

１９８１年８月，我作为记者采访全国政协会议。新增补的政协委员名单中，赫然有沈醉的大名。我的多年新闻嗅觉提示我，我的首选采访目标，不是共产党或民主党派的委员，而是来自国民党高层的前特务头目沈醉。

经过约定，我到部分政协委员开会时下榻的北京空军招待所拜访沈醉先生。第一次见面，身材健硕的沈醉待人坦率，他戴一副黑边眼镜，侃侃而谈，毫不拘束，恰恰表明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采访毕，我当即写了一篇访谈，题目是《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访全国政协委员沈醉》，次日刊登在人民日报要闻版的显著位置。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大陆具有最高权威性，也就是说，被人民日报肯定报导的人物，等于被党中央肯定而显示其人的一定地位和“没有问题”，再加上人民日报当时发行五百万份，乃大陆一切党政军机关、单位、团体的法定读物和学习文件，其影响可想而知。而且我的报道发表之时，正值“两会”在北京开会，人民日报发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手一份，何况又是涉及过去的战犯和军统高层人员，当然不胫而走，成为会场内外的一个热门话题。

有一说一。在大陆的政治体制下，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导沈醉的文章，也为沈醉的知名度制造了舆论。正因为这样，沈醉１９８３年在大陆出版的《我这三十年》和在香港出版的《大陆生活三十年》两书中，都在后记中一开始就提出我写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出版的那本书中还把拙作全文作为附录。我和沈醉的来往和友谊也从此开始。

一年中秋节，我应约来到北京西城的沈醉寓所。见面后，我习惯性地问他身体怎样，因为他有轻度的冠心病。

他不正面作答，只是爽朗一笑，说：“我今年七十二了，你看像不像？”

说罢，他双腿直立，两臂向下，弯腰不屈膝，手掌几乎触到地面。我接话：“有些五十岁的人也未必能做到这个高难度动作吧！”

于是，我们聊起了练功和武术。

沈醉从少年时期起，便苦学南拳。十八岁加入“军统”以后，系统地练国术（即武术），加上他能双枪並用，号称“拳枪全能”。他所以深受戴笠器重，绝非偶然。也就是说，高明的武术和枪法，在特务组织的运作程序里，当然能发挥其特殊的威慑作用。

说到这时，沈醉伸出两个指头——拇指与食指，按在地上，对我说：“过去，我用这两个指头练俯卧撑，能一口气做几十次，还能用两个指头来一个倒立。”

这种方法练出的指头的力量，是非同寻常的。当时，沈醉还专门请日本人、韩国人教他擒拿术。

他站起来，拿我做示范。他抓住我的前胸衣领，解释说：“抓人绝不能这样抓。”他又把手移到我的后衣领，说：“也不能这样抓。因为被抓者一翻身就可以把你的胳膊架住，臂劲大的甚至可以把你的胳膊折断。”

“抓哪里呢？”我这个只会抓笔杆不会抓人的“书生”发问。

“要用左手抓住对方腰部的腰带处，再用右手顶着他的腰背部，这就需要指头的力量。”

我不禁想起“四人帮”垮台不久，沈醉在北京无轨电车上的一次小小的“除害”活动。那次，他乘坐一零六路电车去前门，刚掏出裤袋内的钱包买了票，一个“长头发”和一个“小胡子”盯上了沈醉，可能是欺他年纪大的缘故吧。电车内乘客拥挤，这一对搭档的扒手紧靠着沈醉。只听到“咯嘣”一声，沈醉一摸裤袋，钱包已不翼而飞，原来他的钱包是用小链条拴在腰间皮带上的。沈醉立即转身把“小胡子”的裤腰带从后面一把紧紧抓住，同时用右手的指头顶住他的腰部。“小胡子”马上感到这指头的力量不一样。沈醉又狠狠地加把劲，说：“朋友，还给我！”“小胡子”逃不脱，又感到腰部痛得难以忍受，知道碰上了“对手”，便使眼色叫“长头发”丢手。“长头发”故作惊讶，嚷嚷到：“您的钱包掉到车厢地上了。”果然，扒手已经把钱包扔到沈醉的脚边。沈醉为了防止弯腰拾钱包时被扒手猛击后脑，又在“小胡子”后腰的要害部位施加压力，迫使他乖乖地拾起钱包，物归原主。

这一段亲身经历，沈醉写进了他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内。又是“无巧不成书”，那位当年的“小胡子”也看了这本书。看罢，他写了封信给沈醉。沈醉把信转给了我。全信如下：

沈老先生：

　　最近小子看了您所写的《我这三十年》后，真是惊异万分！您没有想到吧，今天给您写这封感激信的，便是您书中第二九五页中那个曾被你教训过的那个“小胡子”。那次，您用力顶了我的腰部之后，我回去痛了十多天才起来。这十多天中，我想了很久，感到再去干那种事得不到好结果。您在书中忘记写上您最后教育我的一句话，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说：“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好事不学，干这种丢人的事，连祖宗也给你丢脸丢尽了！”为了重新做人，不给祖宗丢脸，我便去了工厂当临时工，不久转为正式工，现在已经是三级工了，前年又结了婚（现在生了个女儿）。我们厂里看过您的书的人不少，但谁也不知道我这个积极分子是您书中的小偷。我现在还没勇气来见您，等将来有机会，我再去拜访您当面叩谢！

受过您教育的小子叩首，八月十二日

另一段经历，也值得一写。文革开始后，军统特务沈醉再度入狱。他在牢房被经常提审，但不是审沈醉，而是要他指证某某人是国民党的特务。前后总共有一千多“特务嫌疑犯”要沈醉指证。他打定主意：决不无中生有，陷害好人。他很明白，他写下一份所谓证明材料关系到另一个人的一生荣辱与生死。

不“顺竿爬”，势必要受皮肉之苦。有一次，沈醉“不招“，两个打手一边一个，把他夹在中间。一个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的头往下按，同时用脚踢他的膝弯处，让他半蹲半站。普通人，蹲上几分钟，大腿、小腿就会酸痛到像触电似地无法忍受。沈醉当然也不好受，但还能应付，因为他练过“骑马功”式的站桩。

这次文革的牢狱之灾结束后，沈醉並没有怨天尤人，仍然颇为达观。因为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要人，共同受难。

沈醉一生，有两个女人对他影响至深。

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罗裙，曾是南社（作诗赋词的结社）成员。沈醉这个姓名，就来自罗裙爱好的李清照的一首词：《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第二个是他的原配夫人粟燕萍。在北京时，我与沈醉闲谈时，我常以“你的前妻”称呼栗燕萍。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中旬，沈醉和他的女儿沈美娟去香港探亲的申请被批准。沈醉父女在港停留了二十七天，沈美娟见到了她三十年未见的亲生母亲粟燕萍，当年母女离别时，美娟才四岁。沈醉也见到了阔别三十一年，但曾经共同生活十多年，育下五女一男的前妻粟燕萍。父女两人的情感回响是截然不同的。

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沈醉拿给我看一张在港拍摄的彩色照片，照片上除了沈醉和两个女儿外，还有一个显得发福的妇人。沈醉对我说：“这就是我的前妻粟燕萍。”从此我听到了沈醉口述的一段悲情。

一九三八年，沈醉在湖南临澧的“军统”特训班任教官，当时班上有一名原籍长沙、年方十八的女学生粟燕萍。一天假日，沈醉正要驱车去长沙游玩，粟燕萍匆匆赶来向教官报告：家中来急电，父亲病危。沈醉在电报上签字准假，抬头看见这位女学生满脸焦急！就让她搭沈醉的便车赶赴长沙。到长沙后，沈醉又把她送到家门，並为了礼貌陪她一起入内探望。女儿见父亲命在旦夕，只顾同母亲在外屋抱头而泣，忘了顾及来客。沈醉便走到病榻旁慰问病情，说几句让人宽心的话。老人在弥留之际，见女儿带来的一位青年军官，未免产生误会，便一把拉住沈醉的手，一厢情愿地、有气无力的说：“我的女儿，就拜托你了。”此时此刻，沈醉不能拂垂死者的最后心愿，只得点头称是。

世上的事，弄假可以成真。后来意想不到的发展是：那一场误会的床头叮咛，结果真的推进了沈醉和粟燕萍的结合，使他们成为夫妻。

一九四九年，沈醉受命于危难之秋，奉调赴昆明，粟燕萍偕子女也来到昆明。不久，毛人凤下令将沈醉的母亲、妻子和六个儿女迁往香港，其中一儿三女随后又送到台湾，其用意是很明白的。

沈醉在昆明的处境和变化，如前所述，但粟燕萍在香港却不知情，更不知其丈夫已关入战犯管理所。一九五一年，粟燕萍为了探听丈夫下落，把大女儿沈小燕和当时仅四岁的小女儿沈美娟送回大陆，想藉此联络。她们没有找到父亲，小燕不久病死在大陆，美娟寄养在亲戚家。自此，沈醉一家破碎而散在各方：大陆、香港、台湾、美国。

一九五三年，台湾中央社发布信息，宣布沈醉已被共产党处决，沈醉的牌位入祀“忠烈祠”，据说他台湾的子女曾因此领取一笔抚恤金。

望夫无望，粟燕萍终于改嫁，嫁给一位在香港定居、退出国民党军界的军人。

沈醉不知道这一讯息，仍在战犯管理所想念他的妻子。粟燕萍的小名叫雪雪。在失去自由的日子，每当飘雪，沈醉触景生情，时常在日记中流露自己的相思。他有一则日记写道：“晨起看到天空飘着微雪，非常高兴。但太少了一点。我宁愿冷而不愿看不到雪。雪啊！请你下吧！下吧！”

沈醉于一九六零年获得特赦之后，立即给粟燕萍写了一封信，並赶往广州迎候，但没有等到。

往事流逝，年华已去，虽然粟燕萍已经改嫁，沈醉在北京也已再婚，与一位保健医生成婚，但如今往日的夫妻要在香港相会，这会是什么局面呢？

粟燕萍和她改嫁后的丈夫，在香港去旅馆会见沈醉之前，有过一段气氛紧张的议论。她知道过去的沈醉，由于特殊身份带来的虎威，于是劝后夫说：“他可能要扇我耳光，你不要还手。”夫妻俩请了几位亲朋作陪，叫他们充任和事佬。

她和他低着头走进沈醉下榻的旅馆房间，去面对一个尴尬的场面。粟燕萍本来是不愿意来的，无奈女儿相劝，过去夫妻一场，拒绝见面就不近情理了。

刚走进房间，沈醉身穿一身合身的西服，快步上前，双手紧握住他们的手，抢先说话：“燕萍，我很抱歉，没有能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让你受苦了。我也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照顾好儿女。你们把他们抚养成人，我是特意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

粟燕萍泪流满面，不知如何作答。她更不知道的是，今日的沈醉，已非昔日的沈醉。已往一拳致人死命的他，如今是摇笔杆的书生了。

冷静下来后，粟燕萍对前夫说：“过去的事不提了。我们今后作为好朋友来往，好吗？”

沈醉的答复又出人意料：“我们不交朋友，我们合为一家吧。”又转向粟燕萍的丈夫：“我有四兄弟，我行三，你就叫我三哥好了。”

他们夫妇要送一笔钱给沈醉，用粟燕萍的话来说：“我们总该孝敬你一点。”

沈醉婉谢：“我不是为钱来的。我的钱够用。”

他们送了一些礼物，沈醉用他在香港发表连载文章所得的稿酬，买了一条金项链送给前妻，作为还礼。

这次香港会面，沈醉在美国的女儿沈美熊也赶到香港探望久别的父亲。唯一有一点遗憾的是，沈醉在台湾的儿子（担任游泳教练），没有获准离台赴港会见自己的父亲。

沈醉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接到粟燕萍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三哥，能与你及美娟在港相交一段时间，是快事也是好事。更可喜的是，把我们中间多年存在的、一般人认为不可解开的结，给解开了。特别对燕萍来讲，她多年来隐藏深处的忧郁，都因你我的坦诚相处及亲情的温暖而扫除一空。”

写沈醉及其一生，非短短的博文所能概括。但有一事，对大陆的博友，值得一提。

有一年春末，沈醉下重庆、息烽、昆明、上海、无锡、南京等地他几十年前在“军统”任职时待过的地方。略有声势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出摄影小组，专题拍摄“军统少将旧地重游”的纪录片。

在重庆，沈醉和大陆脍炙人口的小说《红岩》中主角之一的华子良的原型、时任贵州省政协常委的韩子栋一起走访“渣滓洞”和“白公馆”，憑弔了杨虎城将军遇难纪念碑。沈醉留诗一首：

浩然正气憾苍穹，

青史长垂不朽功，

俯立墓前多悔恨，

愧无面目对英雄。

在南京游罢雨花台，沈醉留下的诗句是：

雨花台畔弔先烈，

往事回思愧天安，

生死冤家齐恕我，

人间天上路皆宽。

沈醉的客厅里，墙上挂着郑板桥的字：“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他为什么钟爱这幅字，坦率地讲，我没有完全明白。

胡思升（左）邀请沈醉（右）一起会见政协委员中的原战犯

我曾和沈醉结伴访问过辽宁省的一个监狱，关押的都是重犯。他神情严肃，没有笑容。期间，犯人文艺表演，一部分男犯化妆成女士，浓妆艳抹，搽口红，戴乳罩，用女声唱歌，其他犯人鼓掌高叫。陪同低声说：狱内永远没有女性，这种不正常的表演，是暂时满足不正常的欲念。沈醉仍然没有笑容。

我离开大陆来美国定居后，与大陆的友人来往不多。沈醉也在我离乡别井后去世，我没有能向我的这位难得朋友做最后的告别，也不知他在天国的寒暖。行文止此，我内心的思索是：上了九天，沈醉是与蒋介石、戴笠、毛人凤来往较多呢，还是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过从较密呢？再一想，我是“杞人忧天”。天上有天规，虽然我没有去过，我想，哪里应该是不分阶级、职位和党派的。是不是？

（左起：一位部队女作家，斯琴高娃，沈醉，胡思升）

沈醉寓所的一面墙上挂着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从战犯管理所出来的知名人士后的合影。沈醉曾指着第三排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那时还年轻“。在照片上可以看到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溥仪、宋希濂、王耀武、康泽等，都比沈醉年长。

在这一次的宴席上，周恩来说：“把你们过去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这就是写历史，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

沈醉这样做了。他写了6本畅销书。大陆的高层和平民百姓都看。习仲勋在会见我时告诉我：他和胡耀邦都读了沈醉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