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金瓶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本禁书。为什么禁？据说因为淫，也就是“黄”。因而可以理解，我和我的成亿同胞一样，没有读过这本已经翻译成十三种外文的世情小说。法文版问世时，法国总统为此曾发表谈话，以示对中国这本文学奇著之尊重。

　　我的个人经历，既是佐证，也是笑谈。６０年代，我在波兰任长驻记者，借住我的同行―中国大通讯社驻波记者谢先生的一间公寓。“无巧不成书”，我有一次未打招呼进入他的办公室，只见他正埋头读书。他一见有人进来，马上把一份报纸盖住，并加以包裹。我不知深浅，随口问：“看什么书？如此专心。”他面色尴尬，进退两难。说来真不好意思，我无意把我的同行逼到墙角了。书就在我们两人面前，不能视而不见，或者王顾左右而言它。他只能坦白地说“《金瓶梅》。”

　　我一听书名，吃了一惊，因为在北京时，我所在的报社图书馆也有此书，但未经社长批准，任何人不能借阅。当时我趁机缓和气氛，“国外国内，条件不同，有空也让我翻翻。”现在的80、90后，大概不懂此事的严重性，如果我告发，我的那位同行有可能调回国内挨整，“关在屋里斗一斗”。

　　从波兰回国工作不久，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内部传达：毛泽东主席下令用大字体印刷《金瓶梅》全本，推荐给高级干部和少数文学界头面人物阅读。在此，我要对本文的标题作一限定，毛不是推荐给全国人民阅读，而是让高干读一读，还说明从此书可领略明代社会的社会风情和人情世志。我特别注意听，毛没有说此书是“黄书”。

　　为什么只让高级干部读？想来，高干通过严峻战火的考验，人过中年，立场坚定，不会被一本“黄书”打翻在地。

　　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年，国内的有识之士建议适度开放《金瓶梅》的发行。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向中宣部部长邓立群写报告，指出《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不可否认。邓立群接到报告后批示：由于《金瓶梅》一书有男女性爱的露骨描绘（按，邓立群当然细细阅读过此书，否则怎么知道其露骨性。），因此：一，删除书内有关性爱描写的所有文字；二，印一千本删节本给作家及文学研究工作者阅读。

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专人负责，认真删除涉及男女性爱的段落。碰巧奉命删节者乃笔者友人，此君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如果想发财，把删除下来的金瓶梅词话，请人体画家配以现代风格的插图，印一百万册，订以高价，两天内销售一空，你将成为大陆首富。”真是所谓“撑死胆大的”，我没有发财，因为我胆小。

从此之后，大陆的“金学”波涛汹涌，大有超越“红学”之势。各类研究会相继成立，出版了《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四川作家写了剧本《潘金莲》，并到北京公演，盛况空前。因为此剧为潘金莲平反，画龙点睛之点在于：潘金莲乃争取爱情和婚姻自由而冲破封建牢笼的悲剧女子，不是道学家加在她头上的“淫妇”。

本人迁居纽约之后，曾逛过此地的中文书店，询问《金瓶梅》一书的销路，答曰几乎无人问津。似乎给人一个启示：有些东西，越禁越有人趋之若鹜。“禁书”，就是给这本书做广告，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