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金庸小说的毁和誉，你们或许也知道一二。金庸的小说好看、吸引人，其娱乐和消遣的效果，达到了俗文学的颠峰，这点毫无疑问。但如何认识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金庸小说应在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在读者中和学术界都有很多的争议。辨析这些争议，澄清关于金庸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不是金庸研究专家，但算上是一个专业读者，所以，今天我的演讲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一，如何评价金庸小说？第二，如何看待金庸小说中的雅俗问题？第三，金庸小说与文学乌托邦精神之间的关系。

如何评价金庸小说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一个事实：二十世纪上半叶，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恐怕是张恨水——当然，鲁迅的影响也大，但他的读者数终归无法和张恨水相比；二十世纪下半叶呢，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家，则非金庸莫属了。金庸的读者数和作品印数，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以后要有人超越他，估计也很难。有意思的事情恰恰在这里：一个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作家，一个几乎所有读者都熟知其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的作家，其地位一直在文学界争议不断。尤其是关于金庸小说能否写进文学史，能不能进入文学大师排行榜等话题，更是炒得沸沸扬扬。但这些争议无损于金庸小说的影响，甚至还一次又一次地把金庸变成了媒体的热点人物，而读者的追捧和学术界的漠然所构成的差异，也反过来说明，金庸小说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
　　金庸近一二十年来在内地的文学地位得以确立，和几个关键性的符号密切相关：一是他的全集在内地公开出版；二是他的小说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并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三是他进入了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排行榜，他的小说章节也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代表中国最高学术品质的出版社之一的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金庸作品集，其实也就是他的武侠小说全集。在此之前，据金庸自己讲，他在大陆出版的小说几乎都是盗版，既没有他的授权，也没有给他开过稿费。几乎是在同时，代表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批教授极力推崇金庸，并在北大开设了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课程，还聘请金庸担任该校的客座教授。这表明，正统的学术界开始承认金庸的存在，并对他的小说给予了一个较高的评价。较有名的是严家炎教授，他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容这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钱理群教授认为，金庸是可以与鲁迅双峰并立的作家，鲁迅是雅文学的开端，也是巅峰，而俗文学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到金庸就成了集大成者。陈平原教授则认为，金庸把儒道释、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了，他的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而北大另一位研究金庸的专家孔庆东教授也曾提到，他从来没有在电梯间里看见有人在读《呐喊》或者《变形记》，但他却经常见到有人在北京的电梯里面读金庸小说。这些学者，都肯定了金庸小说的大众影响力，同时也对金庸小说作出了恰当的文学评价。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金庸小说，并斥之为是有毒的读物，或者是粗陋的通俗小说。这种截然不同的对一个人的文学评价，我们暂时不去管它，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些事实，因为有时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读金庸小说入迷到连饭都不想吃，妈妈催她洗澡，她也要把小说带进浴室，边看边洗；我有一个同事，偶然买了一套金庸作品集之后，直接就请假在家看，连班都不上了；我还遇见一个公园清洁工，在向我介绍他儿子的名字时，由于一时说不清楚“靖”字是怎么写的，她马上就说“就是郭靖那个靖”——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试想，生活中能有几个人痴迷小说到如此地步？又有哪个作家笔下的小说人物能让一个清洁工人也能耳熟能详？金庸的读者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文化程度低到粗识字的，文化程度高到已是名学者的，也包括像邓小平、江泽民这样的领导人，都是金庸小说的喜好者。一个作家的小说能普及到如此地步，且能深入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层面，这是不容易的。按我的观察，二十世纪以来，也就鲁迅和金庸两个人的小说，能如此深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曾有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大众影响力，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他所创造的人物、语言有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有道理的。你想一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面，一个小说人物一说起，大家就知道是谁，有什么性格特点，不必多加注释的，其实很少。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像林黛玉，意思就是指她多愁善感，而不需特别注释说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说一个人像李逵，就表明这个人有点粗鲁，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而说一个人像祥林嫂，或者像孔乙己，大家也都知道这是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人物有生命力，就在于他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当作一个符号说起、应用。据说，金庸的《笑傲江湖》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连载时，报社是用电报——五六十年代用电报是很昂贵的——的形式从香港拍回给自己国家的华文报纸连载的，甚至当时一些东南亚国家议会竞选，议员争辩时直接就说你这个人是岳不群，或者是左冷禅，这话背后的意思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那时大家都看过正在连载的《笑傲江湖》。不少人平时也说，你这人像韦小宝，或者某某人和某某人“华山论剑”，说这话时，既不需要解释韦小宝、岳不群是谁，也不用解释“华山论剑”是什么意思，这表明金庸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和语言，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喜欢金庸小说的人，可能都能回忆起当年读他小说时欲罢不能的阅读情景。可是，一个令这么多人如痴如醉的作家，一个发行量如此巨大的作家，今天的文学史却容不下他，甚至至今还在讨论金庸该不该被写进文学史，大家不觉得很荒唐么？我认为，讨论金庸小说能不能进文学史，这是一次文学观念的大倒退，甚至可以说是对文学史本身的背叛。稍微熟悉一点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五四”一代的先贤，早已在文学观念上、文学史的写法上打破了雅与俗的界限，他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原先属于俗文学的小说、戏曲，纳入到文学的正统之中。当年胡适他们为什么搞白话文革命，为什么要推崇从格律诗向白话诗转变？就是要把文学从文人的雅玩、清玩，变成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都能参与的文化形式。用白话，解决了接受的问题；承认小说的价值，解决了文体的等级问题。但这个在“五四”时期就解决了的文学的雅与俗的问题，到二十一世纪了，有些学者还在这里面打转，还在徒费口舌地讨论金庸的小说能不能被写进文学史，这样的文学观念显然是落后的。你当然可以对金庸的小说提出批评，也可以不喜欢，但是一部文学史不能包括一个影响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小说家，你如何说服民众，并让他相信你的文学史是客观、公正、有概括力的？一部不能囊括金庸在内的当代文学史，肯定是有缺陷的，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讲中国文学的成就，居然不包括《红楼梦》在内，这肯定是荒谬的。小说和戏曲的文学地位不被承认，这直接导致了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是文学本身需要这么一场革命；如今，像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大众作家不被正统的文学研究界所认可，我想，这样的状况也是需要被革命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你们当然希望读到一部文学史是包括了金庸和他的小说的，因为俗文学进入文学史、被学术界所承认，这本身就是文学的一种进步。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就会发现，中国的小说本就起源于说书，起源于街谈巷议，它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物。高雅的人当时都去写诗了。小说从来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一种文体，是说书者和听书者共享的一种文体。所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到梁启超先生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之前，没有多少人认为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事实上，即便有了梁启超的呼吁，小说在当时也还是没有地位的。直到鲁迅先生出现，小说才开始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令人关注的一种文体。
　　一直以来，小说的地位低微，甚至是被贬斥为“小道”、“小技”，连写小说的人本身，都羞于提及自己的写作，这就直接导致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中国古白话小说，它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存疑的，有争议的。多数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证据不足，说作者也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或者别的人；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不是。《水浒传》、《西游记》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这些有名的小说，为什么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真正的作者是谁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倡写小说，没有人看得起小说，有人一旦写了，也不敢把真实的姓名署上去，因为这在当时是丢人的事情——写小说、说戏文只是茶余饭后的边角料，不能成为自己望重士林的凭借，甚至还会有损于自己的名声。今天，这种局面已经完全改观，文学界近年出风头的都是小说家，但这不等于说小说是多么文雅的文体了。
　　说到底，小说还是俗物，也应该是和俗生活紧密相连的。小说是贴近日常生活的，是对人生中的吃喝玩乐、喜怒哀乐的忠实描写，是对人的经历、遭遇和命运的塑造。一个没有俗生活之经验的人，是写不好小说的。曹雪芹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大家族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积累，他是写不出《红楼梦》的；张爱玲如果没有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观察，也是写出她那些小说的。所以，小说不应该拒绝俗物、俗生活，相反，它应该以这些俗生活为底子，才能把一种人生写稳当、写实在了。
　　关于文学中的雅与俗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会有一种俗的冲动，我也不认为俗就一定不好，就一定要批判，它仅仅是不高尚而已，它的存在，并无罪过。现在流行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包括今天的媒体文化，都不是什么高雅的东西，所谓通俗，恰恰是贴近最多人的心思、最多人的生活的。所以给俗文学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认识，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多元、丰富，不会那么单一、单调。为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庸、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包括余秋雨的散文能够兴盛起来，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慢慢自由一点了，日常生活开始被尊重，俗的欲望和冲动也不再是十恶不赦了，看起来不那么风雅的文学精神得到了认可，这未尝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一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标记就是金庸的小说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
　　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承认，金庸小说在另外一种路径上创造了中国文学某种不凡的高度和影响力。金庸写作的主要时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他写出人生最重要作品的时候，只和香港一水之隔的大陆作家都在写些什么呢？几乎都在写应景文章，或者检讨书，大多数人从内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不仅没有思想的独立和自由的坚守，甚至连对文字的基本敬畏也丧失了。而金庸在香港，虽然自由度要高一些，但设若自己内心没有这种警觉，我想，他也很容易被卷进潮流之中的。但是，金庸显然保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看他的《笑傲江湖》就知道，里面对“一统江湖”之类的个人崇拜的批判，就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对那一时期中国局势的一种讽刺。
　　观察一个作家的写作成就，我们不能忽略他写作的时代背景，离开那个时代，很多的讨论就会显得空洞。而比较金庸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你就会发现，金庸在当时的武侠小说中所显露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多么的难得。
　　不仅如此，金庸小说还吸收了很多新文学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技巧。譬如他自己就说，韦小宝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受到了阿Q形象的影响，但韦小宝的性格丰富性，是超过阿Q的，尽管他未必有像阿Q这样的概括性，但它真实、生动、饱满。韦小宝是小流氓，但可以做朋友，他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他为朋友，也重意气，所以武功很差，也能一次次死里逃生。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在他身上，妓院哲学和皇宫哲学他都精通，所以具有中国人骨子里的一切狡猾、无耻，是中国人的某种精神缩影。
　　金庸也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为欧阳峰的蛤蟆功所伤，在牛家村的暗室里面呆了七天七夜，外面的世界经历了多少风险，一波走了，一波又来，打死一个，又来一个，每时每刻都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很精彩，很吸引人。金庸说，这种写法是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戏剧的特点就是在非常有限的舞台，要把人生的各种冲突、各样的人安排上来，这种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小说所匮乏的。
　　除却新文学、西方文学的影响，金庸还传承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撇开前面陈平原所说的琴棋书画不谈，金庸小说在语言上也颇具古白话小说的神韵。五四一代的作家，不少人的语言都是欧化的，包括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像“吃了人的人的兄弟”这样的话，现在的人读起来都拗口。那个时候，包括徐志摩的散文、巴金的小说，都有很多欧化的语式，生硬地用了西方的一些语法，语言上谈不上成熟。但金庸小说的语言很干净，具有中国白话小说的语言风采，这些都表明，金庸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
　　他不仅长于讲故事，在构造情节、塑造人物，并追索生命的价值方面，他都是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的。不能因为他的小说通俗，就否认他写作中把通俗小说雅化的努力。金庸的雅俗共赏不该成为他的弱点，他是真正走通了一条创造性与大众性相融合的写作路子。

金庸小说的雅与俗

　　关于雅俗问题，还可延伸出去多讲一点。在革命的时代里，人是没有庸俗的权利的，每个人要为着高远的理想，为着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总有一天……”去奋斗。那个时代已远，如今我们进入了大众化的年代。从社会思想的引导上说，有更深邃的精神追求，有更高远的人生理想，当然是值得敬佩的，但不应该由此就牺牲普通民众娱乐和庸俗的权利。真正尊重人性的时代，是允许人胆怯和软弱的，也允许人娱乐的。
　　为什么现在不鼓励人面对歹徒的刀枪时去作无谓的反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你一旦想到八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你就有权利怕死。怕死并不丢人。要求每个人都做烈士，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苛求。所以，有人对鲁迅曾经参加过类似的暗杀组织，却因想到家中老母而后来退出一事，有很多指责，说鲁迅懦弱，我觉得这可不是懦弱，这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爱而退缩，未必就不是大丈夫。据说在一些西方国家，战场上飞行员的逃生装置里面有三样东西：美元、作战国货币和金币。这样做就是考虑到了飞行员逃生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处境，希望他们尽可能用金钱换回生命，给自己逃生的机会，这不是鼓励怯懦，而是对人和生命的尊重。人并非随时都是坚强的，他有权利软弱。每个人可能都有软肋，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战士，都不畏惧死亡，都做刘胡兰，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无权要求每个人都如此坚强。
　　就像人有权软弱一样，人也有权享受娱乐和庸俗，只要他不触犯道德，他的个人选择就当被尊重。老百姓是否拥有快乐和庸俗的权利，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化、人性化的具体体现。相反，要求所有人都追求高尚，不高尚就要被批判和打倒的社会，是违反人性的。
　　而金庸小说里面，就有很多俗文学的因子。我和金庸有过几次接触，也曾当面问过他，他本人从不讳言说自己的小说是通俗小说，也不讳言他写小说是为了娱乐大众。金庸曾是《明报》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他不能让报纸陷入危机之中，不能让报社的员工惶惶不可终日，把报纸办好、把读者吸引过来是他的责任。他的小说最初放在报纸上连载，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做过报纸、看过连载小说的人都知道，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人物命运的吸引力，希望读者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追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金庸做到了。金庸之后，直到现在，内地都还没有真正诞生能写好连载小说的作家，因为连载小说并不好写，他对讲故事的水平要求是很高的。而金庸写连载小说的同时，还要办报纸、写社论、管理员工，是非常忙的——有意思的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往往越忙，就越能迸发出来。所以不要否认俗文学的生命力，不要将俗文学看得那么不堪，《诗经》不也多是普通劳动者的歌唱？宋词不也多是歌妓弹唱的小曲吗？
　　但凡是俗文学，几乎都有类型化的特征，金庸小说也不例外。我简单列举几个类型化的故事模式，大约就可知道金庸小说的一些写作特色。
　　一是生身父亲的缺席与精神父亲（师傅）的设置。金庸的小说里面，主人公基本上是没有父亲的，郭靖、杨过、小龙女、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袁承志、陈家洛、萧峰等，要么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要么少时父亲去世，要么父亲装死，处于隐匿状态——如慕容复、萧峰，都有父亲，但父亲一直假死，没有出场，这和没有父亲并无两样。郭靖、袁承志等人，知道父亲曾经是堂堂男子汉，杨过年长后知道父亲是一个坏人，韦小宝干脆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父亲的普遍缺席，就为主人公的成长建立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作为无父的一代，他要具备独立担当的精神，同时，师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扮演了“准父亲”的角色。当生身的父亲彻底退场，影响主人公精神、塑造主人公人格的便成了他的师傅。所以，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由师傅教育长大的，他们在精神谱系上，更接近师傅，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就连韦小宝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对他的师傅陈近南也是存有真感情的，所以，陈近南在海滩被杀害的时候，小说这样写到：
　　
　　韦小宝哭道：“师父死了，死了！”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作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这是韦小宝难得的动情之时。他本没有父亲，而师傅是有民族大义的男子汉，依从这样的师傅，让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了一个归宿，如今师傅死了，他的精神便无处皈依了，他觉得自己终归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一个孤儿，一个漂泊者，一旦师傅作了他的精神导师之后，就为他的人生选择敞开了多种可能。他在精神成人的过程中，师傅的影子就会一直坚定地存在，像令狐冲，他后来即便识破了自己师傅的狰狞面目，但在内心，也终究难以和他撇清关系。
　　而且，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他们的师傅往往不止一个；有很多师傅，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种价值在他身上交汇、激荡的可能。比如郭靖，最早跟江南七怪学武，后来跟洪七公学降龙十八掌，这些师傅都是正派人士，郭靖的侠义情怀基本上是从他们而来。但郭靖后来又学了九阴真经，还学了黄药师等人的武功，正与邪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这也使得他对邪派人物也往往存一份同情和尊重；杨过学过全真教的武功，也是古墓派的传人，还练过欧阳锋的蛤蟆功；令狐冲师出华山这一名门正派，但他后来还学了独孤九剑、吸星大法；张无忌的武功底子是武当派的，他后来也学了七伤拳、乾坤大挪移，等等。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练武的过程中，每一个师傅的出现（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秘籍里的），都代表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信念，不同的价值观相冲突、融合，必然会扩展这个人的心胸和视野，最终使他实现对正与邪之界限的宽广理解。最典型的是张无忌，父母是一正一邪，他自己的武功也亦正亦邪，而正是他这种特殊的存在，才得以最终消弭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宿怨。这种以师傅为精神父亲的角色设置，里面有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金庸写出来，并不雷同，而且各有各的创造，这也是他区别于别的武侠小说家的地方——在众多当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自我重复最少的一个。
　　二是女性对男性的引领和改造。在金庸小说里，男主人公往往出身名门正派，刚开始都比较正统，木讷，老实，但他所遇到并钟情的女子，却几乎都是“小妖女”：郭靖刚遇到黄蓉时，黄蓉曾被江南七怪称为“小妖女”；张翠山遇到殷素素时，殷素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张无忌遇到赵敏时，赵敏是江湖人士闻之色变的“妖女”；令狐冲遇到任盈盈时，任盈盈是日月神教的圣姑，下手狠毒，也是一个“妖女”；而袁承志遇见的温青青，也近乎“妖女”，就连杨过遇见的小龙女，其言其行，在常人看来，也与“妖女”无异。为何总是出现这样一种模式——名门正派的男子，总是与来自邪派或者不为江湖正派所容的女子发生情感的纠葛？很显然，情感的纠葛，目的是为了昭示正派与邪派之间的冲突，有冲突，故事才有看头，命运才会曲折。
　　“小妖女”当然是代表一种革命性的、非正统的价值，她可能蔑视那些僵硬的公义观念，也可能对正邪之分不以为然，比起国家、民族大义，她们更多的是在乎自己的感情，渴望实现自己的个人幸福。就连外表和手段都看起来刚毅、坚强的赵敏，喜欢上了张无忌之后，也忍不住如此表白：
　　
　　管他甚么元人汉人，我才不在乎呢。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是蒙古人，我也是蒙古人。你心中想的尽是甚么军国大事、华夷之分，甚么兴亡盛衰、权势威名，无忌哥哥，我心中想的，可就只一个你。你是好人也罢，坏蛋也罢，对我都完全一样。
　　
　　连郭襄这样颇具侠义、磊落之风的奇女子，想起杨过的时候，也不禁叹到：
　　
　　便是凿刻在石碑上的字，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如何刻在我心上的，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
　　
　　这可能就是男性与女性的根本区别：男人想的多是军国大事，女性想的却多是“你心中舍不得我，我甚么都够了”（赵敏对张无忌说的话）。但是，一个正派男儿，在观念上接受了非正派的女性为自己的爱慕对象后，就意味着他的价值视野渗透进了新的因素，他的命运也可能随之发生逆转。那么听话的郭靖，碰上黄蓉，也开始想望快意江湖的日子，而常常忘记师傅交下的大事；张无忌是嫡传的武当弟子，遇到江湖死敌、朝廷郡主赵敏，无论处境如何矛盾、痛苦，他也放不下对她的挂怀，最终还是选择了为赵敏画眉；张翠山所爱上的殷素素，一出手就杀了七十多人，这在正派人士看来，是万恶不赦的了，所以，张翠山携妻儿从冰火岛回到武当山时，心中忐忑，他对师傅张三丰说，我娶的妻子不是名门正派，她是天鹰教教主的女儿，而且之前也来不及告知您老人家。接下来，张三丰说了一段话，可以作为关于正与邪之观念的一种豁达看法：
　　
　　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二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原来是正邪势不两立，但因为在情感上有了正与邪的遇合，正邪对立的价值观念也就相应地受到了冲击。邪派女性的任性、美丽与坚贞，反而照出了正派人士的保守、僵化和腐朽，由正派人士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也就随着各种价值观的融合，而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
　　在这种江湖秩序的裂变过程中，最具革命性的人，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甚至在革命和颠覆的过程中，男性经常是处于被动的境地，他是被女性引领着走的，他的很多价值观的形成，也是由女性所塑造的。没有黄蓉，郭靖无从学得那么好的武功，他也必定守不了那么久的襄阳；没有任盈盈，令狐冲无法应对那么险恶的江湖风波；没有赵敏，张无忌难以一次次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当这些男主人公茫然失措的时候，总是女性出来为他们解忧，并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事实上，女性是扮演了男性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也是金庸小说的另一个深刻之处。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父与子、男与女、正与邪等类型化模式的设置，金庸小说中还有很多畅销书和通俗小说所必须的一些元素，比如复仇主题，比如武功秘籍的得与失，比如成长过程中的危机与机会等。有一些甚至是很离奇的，比如杨过与小龙女的分分合合，有些是很不合常理的，但金庸能够在小说中把它写得合乎逻辑、情理，这就是一种功力。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可能算是金庸小说中最笨的主人公了，练武的时候，手脚比他的头脑灵活，练会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练会的。刚开始，洪七公是抵死不愿收他为徒的，他喜欢郭靖的人品，但一想到自己的徒弟如此之笨，就怕被江湖人士笑话。仅仅因为黄蓉厨艺高妙，才骗取了他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在桃花岛迷路被囚禁，碰到周伯通，无意中学会了九阴真经；黄蓉受伤，本是一次灾难，但是碰到一灯大师，又使郭靖学得了九阴真理的总纲，还了悟了一些一阳指的高妙。这种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成长历程，在金庸俗小说中也很普遍，譬如杨过，如果不是断了一臂，恐怕也学不成绝世武功。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也有那么多的机会。
　　这些，都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类型化母题。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读到一些情节的重复、人物命运的相似，并不奇怪。但金庸的高明在于，他并不满足于俗文学的路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把俗文学进行雅化，使俗文学也能兼具雅文学的风格，并使之承载起一个有人生况味的精神空间。
　　
通俗小说的雅化
　　
　　通俗小说的雅化，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所谓的“雅化”，不仅仅是指作品中对诗词、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因素的运用，更是指金庸小说中浸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有很多人生的感怀，甚至还有罪与罚、受难与救赎式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有的。
　　先说金庸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精神。以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为例，就知道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中诠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思想的。金庸笔下的侠客，大概可分为三类：儒家侠，道家侠，佛家侠。早期金庸多写儒家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儒家精神的底蕴，因此，郭靖明知道襄阳守不住，但他还是要守；还有陈家洛、袁承志、萧峰，虽然也有灰心、归隐的思想，但其壮年，却一直是带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抱负，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到中期以后，金庸大量写到道家侠，那种以抒发个体性情、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心的侠客，比如杨过，什么家国民族大事，都不能和他的姑姑相提并论，他觉得和自己相爱的人厮守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比如令狐冲，他根本不在乎江湖的权位，尽管做了华山派、五岳派的掌门人，他所在意的也更多是个人的情感、自由的生活和武学的境界，他喝酒、弹琴、高谈阔论，想念自己所爱的人；比如张三丰，一生冲淡平和，不争不怒；比如张无忌，已经做了明教教主，明教得天下，他也就是皇帝了，但他最后宁可退隐江湖，去为赵敏画眉；比如段誉，做了皇帝，心里也忘不了他的神仙姐姐。他们的有为之身，都存着无为之念。除此之外，还有佛家侠，就是那种有宽恕之心、悲悯之心的侠客，以少林和尚为代表。
　　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的儒道释文化，无论社会哪个阶层的人，哪怕他没有读过任何中国文化的典籍，但只要生活在中国，他的血液里就一定流着这几种文化的因子。只是，多数的人无法领会何为儒道释文化，金庸则通过这些侠客形象的塑造，把这些文化的精髓通俗化、感性化了。这有利于一般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正如我们读杜甫的诗，会看到儒家士大夫担当的精神；读李白的诗，可以读到老庄思想中的自由心性与个性飞扬的东西；而读王维的诗，却能领会到一种禅境。
　　金庸小说中的儒道释这三种侠客形象，基本囊括了中国人生的各种方面。中国尽管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国家，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儒道释思想的多重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立体的，多层次的。比如在一些单位，某些人觉得自己升迁有望的时候，都想立德、立功、立言，都想干一番事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充满抱负、理想，这就是儒家精神。快到退休的时候，很多人就都成了道家的信徒了，开始劝人不要太在意现实的功名，关键是要内心活得充实、自在，于是，就开始玩起了写字、刻章、钓鱼、遛鸟什么的，因为升迁无望了，就以这些个人爱好为乐。再往下活，再经历人生一些变故，一些挫折，看多一些生离死别，可能佛家的思想就在他身上占上风了，他会觉得一切都是空，看穿一切。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儒道释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弹性的，他很少会一条路走到黑，会在一颗树上吊死。即便他在现实中碰壁了，我们还可以写字、刻章，即便这些都觉得没有意义了，他还可以遁入空门，削发为尼什么的。儒道释一体的思想结构，使中国人更看得开，也不轻易因思考活着的意义问题而自杀。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痛苦的自我消解机制，所以，以儒道释文化来诠释侠客的精神、映照中国人的人生，这是很深刻的一种视角，它也是金庸小说雅化的标志之一。
　　金庸小说还具有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思想。他对人生的观察与感叹，常常引发读者深思。《射雕英雄传》的最后，郭靖要忘掉武功，他沉思一个问题：“我是谁？”包括欧阳锋也曾追问“我是谁？”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式的诘问。成吉思汗死前，念叨的是“英雄，英雄”，他想到自己战绩卓越却白骨累累的生涯，于是在纠结与不解中走向死亡。在《神雕侠侣》里，郭襄对杨过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杨过爱着小龙女，小龙女爱着杨过，他们的世界容不下任何他者，郭襄最终只好在心思浩渺中，骑着小毛驴独自在江湖上游荡，这是一幅多么感伤的图景：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呀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小龙女中了毒针，无药可医，她将人在世间比作去而复来的雪花来宽解杨过，达观、通透，心如止水，这是多么深的人生境界：
　　
　　这些雪花落下来，多么白，多么好看。过几天太阳出来，每一片雪花都变得无影无踪。到得明年冬天，又有许多雪花，只不过已不是今年的这些雪花罢了。
　　
　　《倚天屠龙记》里，小昭在海上的小船上，对张无忌等人唱的歌也充满人生的感悟：“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还有在光明顶上，明教众人在面临覆灭时所唱的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就连正派人士听了，都感慨说，原来明教创教的人也具有大仁大勇的人间情怀。以上这些作品的片段，贯彻着金庸对人生的深思，也能让人觉得人活着的悲苦和孤立无援，正如江南四友之一的黄钟公在自绝前所说，“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式的思考，表明人生就是一个受难的过程，这点是比很多纯文学作品都要深邃得多的。
　　最有深度的也许是《天龙八部》。它里面隐藏着很深的中国式的罪与罚思想，用金庸的朋友陈世骧的话来说，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里的人，都蒙受着巨大的冤屈，而这部小说里的情感，也几乎都是孽缘。一切都很无辜，也很惨烈。比如，萧峰曾立誓，终生不杀一个汉人，但聚贤庄一战，他杀了很多汉人，后来他甚至还亲手打死了自己最爱的姑娘阿朱，你说冤不冤？虚竹一门心思想做一个标准的和尚，结果被逐出少林寺，而恶人慕容复、萧远山，最终反而可以在少林寺终老，你说冤不冤？段誉喜欢上的女子，是自己的亲妹妹，再喜欢一个，还是自己的亲妹妹，你说冤不冤？而萧峰对阿朱，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王夫人对段正淳，康敏对萧峰，木婉清对段誉，无一不是孽缘。每个人生来似乎就是有罪的，他的人生不过是受难，不过是赎罪，在这样一个望远皆悲的背景下写人性，就会发生人性和生存本身，其实都是困境。
　　这种人生情怀、哲学思考，都不是通俗文学这个帽子可以涵括得了的。我觉得，金庸小说的内涵，比之前所有的通俗文学都要深。他的小说在讲故事和人物关系的结构上，借鉴了通俗小说、类型小说的技巧，但他的精神思索，却并不俗，甚至还有非常高雅、深刻的一面。他的小说不是没有问题，雷同的地方不少，过分离奇而背离情理的情节时有出现，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因过分漫画化而显得简单了，但总体而言，金庸的创造力是很强的，尤其是他在俗小说的壳里张扬文雅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点上，有很透彻的一面，我们不可忽视。

文学的乌托邦精神

　　金庸小说被称为“成人的童话”，读者是通过想象来实现对现实的代偿。当我们苦恼、痛苦、无所适从的时候，可以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求得心灵暂时的安宁。换言之，这种“成人的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逃避的空间，把现实的不可能变成文字的可能，这是文学的一种精神表达。哲学在回答生活应该怎么样，但是伟大的文学总是在写生活可能怎么样，人生可能怎么样。
    这个可能，也许永远都不能实现，但它依然激动着我们朝它奔去，它构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一个梦想之地，一个精神的寄托所。法国一位作家说过，文学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我们为什么阅读文学，阅读小说？文学不能使我们的房子变大，不能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文学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可以使我们知道别人的人生，别人的内心生活。因为分享了小说里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成了多重人生，我通过文学与古代的先贤，与未来的世界里的人都有来往，有沟通，有心灵的交流，我的人生是许多种人生的相加，我的人生就不再单调，就从狭隘走向了丰富，这就是文学。
　　在消费主义与物质崇拜的社会风潮里，很多人对人生和世界持悲观的态度。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精神里面，尤其需要有文学的滋养。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灵里会有一种空洞和虚无的感觉，这时你就会思考，谁来抚慰我们？谁来引导我们？心灵需要有一个安息的地方，精神世界也需要有一种可以升腾起来的力量。
　　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并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当我们面临心灵问题时，不会像美国面对“9.11”那样，去教堂祷告，去向神倾诉，因为国人从骨子里并不相信神能拯救我们。汶川大地震之后，国人心灵受伤，没有教堂可以去，大家就写诗，就用文学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所以，汶川大地震后产生了一次诗歌的热潮。中国人是习惯用文学、诗歌来安慰自己、拯救自己的，他们向往的人生不是宗教人生，而是艺术人生、审美人生。
　　文学正是中国人解析人生、探讨人生的一种方式，也即通过文学来为我们的人生想象无穷的可能性。金庸的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就为我们枯燥、苍白、没有想象力的现实生活开辟了一个江湖，提供了一个梦想飞翔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乌托邦。比如，郭靖跟华筝已经订婚了，如果就这么结婚，也能过上好的日子，但波澜不惊，可是，郭靖跟黄蓉在一起，人生变得跌宕起伏，就有了很多意外的惊喜、历险和享受。令狐冲爱上小师妹，好像幸福生活触手可及了，但是出来了个林平之和任盈盈，结果出现错位、误解、情移别处，从而又产生了新的感情纠结。张无忌跟周芷若都已经走到婚堂上了，不料杀出了一个赵敏，拿出一束谢逊的头发，婚礼中止，生活、爱情都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归宿。只有一种可能的生活不值得我们过。金庸是富有想象力的，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可能的地方，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地方，他能制造变化，使生活出现意外，出现新的方向，这就是好的文学。文学总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断地挣扎，不断地转化，进而拓展我们固有生活的空间。
　　许多的时候，想象比现实更真实。我是福建人，有人《笑傲江湖》看多了，就会问我福州真的有向阳巷吗？其实这不过是小说家的虚构，但虚构得如此真实，以至于读者都相信福州真有一个向阳巷。也有读者向往桃花岛，桃花遍地，风景宜人，可以不闻世事，自我逍遥，这是大家的梦想之地，可世间哪有什么桃花岛，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文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告诉你，除了现在，还有未来，除了现实，还有梦想，除了可能，还有不可能——不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可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对可能性的挖掘、探索，构成了文学乌托邦的第一个方面。而文学乌托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金庸小说里面，就是他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并宣扬了一种英雄哲学。武侠小说里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都不是现实中能有的，只是梦想的投射，所以，这也是乌托邦。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个人如此渺小，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东西少之又少，面对现实，我们常常灰心，藐视自己，但再渺小的个人，都可以通过小说的阅读，在想象中体验一回英雄气概。你想象一下，张无忌这么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少年，在光明顶上，想以一己之力平息六大门派与明教之间的恩怨，这是何等的英雄！萧峰以一己生命平息了宋辽两国之间的干戈，这是何等的英雄！襄阳城外大兵压境，杨过身处绝境居然打死蒙古皇帝，蒙古被迫退兵，而郭靖夫妇二人齐心，死守襄阳城几十年，这是何等的英雄！就连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居然连骗带恐吓也签下了有利于大清国的《尼布楚条约》，这又是何等的英雄！这些伟大的事情，我们在现实中做不到，这些伟大的个人，我们在生活中恐怕永远也不会见到，然而，通过金庸对个人英雄的塑造与对英雄哲学的召唤，满足了我们这些懦弱卑微的人、无足轻重的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想象，以角色替换的方式参与、体验了一回英雄的存在，感觉自己也英雄了一回，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梦幻和诗意。说到底，文学就是一个梦，一个乌托邦。
　　除却那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民族英雄，金庸还创造了许多爱情英雄，明明知道不可能，还要坚持爱。比如，段誉对王语嫣是多么卑屈，多么讨好啊，王语嫣有时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但他依然爱着。韦小宝对阿珂，爱得何其辛苦，阿珂简直不把他当人，但是韦小宝说：“这美女倘若给了我做老婆，小皇帝跟我换位也不干。韦小宝死皮赖活，上天下地，枪林箭雨，刀山油锅，不管怎样，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尹志平为小龙女可以去死，李莫愁对陆展元痴迷不悔，游坦之对阿紫，小昭对张无忌，赵敏对张无忌，都是明知不可能，但是我还要爱，这些人都是值得钦佩的情感英雄。这样的英雄，也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展示出的是一种情感的天真想象。
    文学乌托邦的第三个方面，是金庸在小说中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的人生。你们发现了没有，金庸小说里面的侠客，多数都最终选择了退隐江湖。金庸塑造了许多世外桃源式的地方，大漠，桃花岛，冰火岛，绝情谷，但这些地方也照样腥风血雨，并不宁静，那些侠客们，最后都寻找到了另外的栖居地：袁承志归隐在海外一个不知名的小岛，郭襄归隐于峨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任盈盈和令狐冲归隐于莫名之地，杨过和小龙女归隐于古墓，连世俗不堪的韦小宝也选择带着漂亮的老婆归隐江南。这还不包括小说里写到的打不过人家而选择的被迫归隐，或者风清扬式的消极归隐。这些侠客们，离开了刀尖上讨生活的江湖，为了追求个人心灵的自由，在一个偏僻、渺远的地方住下来，“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他们的选择，倒是一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生充满了劳绩，所以向往诗意的栖居。
　　都市是最不诗意的所在，现实的困苦，也令我们诗意不起来。但金庸的小说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想象中的诗意栖居之地，让我们陶醉于一个审美的江湖，陶醉于一种侠客生活，陶醉于你恩我爱、心心相印的一种情感中的时候，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尽管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现实生活，但是人生有这么一个幻觉，有这么一个梦境，有这么一个诗意的栖居之地供我们做短暂的逃避，哪怕只有一天，这也是一种幸福。
　　现实生活如此艰难，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依然还有做梦的权利，唯有如此，人生才有亮色，才能飞扬起来。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深刻地诠释了文学的乌托邦精神，为我们缓解、逃避现实苦难提供了一个空间。人活在世上，总不能天天匍匐于地面，或周旋于家长里短，人总是会渴望在琐细、庸常里找寻到一种梦想，进而反抗平庸的现实，实现内心的自由。金庸的小说可谓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尽管他笔下的草莽英雄，往往难逃孤独、漂泊和死亡的命运，但快意江湖所留下的人生印痕，终究是值得记取、值得品味的。因此，读一点金庸的小说，哪怕是青少年，让他读一读金庸，放飞一下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