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民国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异。
    民国时期的婚恋非常有意思。与过去相比，它多了自由恋爱这一个选项，而且这种选项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极力支持；与后来相比，它又有许多包办婚姻的残余，不但普通老百姓的婚姻往往停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档次，就是那些留学英美的“海龟们”也常常被包办婚姻烦恼。然而，文人毕竟比寻常人多些见识，也更多些精神上的舍命突围，于是，在民国那个特殊的舞台上，他们演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婚恋戏剧。
    民国时代文人的婚恋，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固守包办婚姻，努力与对方进行精神沟通，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俞平伯；第二种是保留包办婚姻的名分，自己另寻新的感情，比如鲁迅；第三种是身在包办婚姻里，心在千花万蝶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第四种是自始至终坚持自由恋爱，就算是已经有了包办婚姻也要将其彻底打碎，“我是我自己的”，很能概括这类文人的心态。
    “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带头大哥是胡适，胡适与江冬秀很难说有什么爱情，他们一个是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大学教授，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能说会道；一个是常穿大襟衣、写一封简单的书信都错别字连篇的小脚女人，然而，胡适一生除了在与曹诚英初恋的时候有过离异别娶的念头，其他时间都绝对高举老婆的伟大红旗。不过，胡适可不是个老实的男人，相反，他像一只喜欢偷腥的猫儿，只要江冬秀的眼睛稍稍偏离一下，就会四处撒播风流的种子。据后人考证，胡适当年的情人有徐芳、陆小曼、朱毅农、曹诚英、韦莲司等十多个，他对曹诚英、韦莲司用情至深，颇能让人产生“恨不相逢未娶时“的联想。
    为心上人跋山涉水的民国文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不惜抛弃原配张幼仪；沈从文在大学教书时爱上学生张兆和，一天一封情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吴宓爱上毛彦文，敢于在课堂上公开个人隐私，以求他人支持。卞之琳对张充和的痴恋最是使人感叹。张充和是张家四姐妹里年纪最小的，人长得非常漂亮，才华横溢，懂诗词、精书法、擅昆曲。卞之琳1933年初次见到张充和就对她一见钟情，他对张充和的爱无处不在：1935年，张充和因病休学，回了苏州老家，1936年卞之琳因为奔母丧回老家海门，专程探望她，并在张家住了几天；1937年卞之琳写了五首名为 《无题》的小诗，诗里处处有着张充和的可爱身影；抗战初期卞之琳本在四川大学任教，为了追随在西南联大的张充和，毅然改赴该校任教；1943年，卞之琳在寒假前赴重庆探访张充和，希望其回心转意；1946年5月，卞之琳到上海，准备回南开大学，见到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张充和，立即决定在江南停留一段时间，其间还到苏州张充和家里过中秋节；1947年临近暑假，卞之琳为办理去牛津大学访学的手续来南方，在苏州小住数日，与张充和话别，然而，“多疑使我不能自信，文弱使我抑制冲动……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能开花结果”。后来，张充和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的美国人傅汉思，1948年11月结婚，随即双双去了美国。 1955年，卞之琳与青林结婚，才算是给最初的那份感情打了句号。
    民国绝对不是一个好时代，也不是一个坏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然而，因为那时的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比较差，没有足够的能力管制文人的思想和行为，文人才得以表现自己的性情，在恋爱婚姻上凭着自己的感觉行事，从而造就了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摇曳多姿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