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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让干部子女经商更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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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系”可以创造财富。利用和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从商牟利的例子比比皆是，干部子女从商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也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论断。但是如何用数据提供证明？这样的关系中是否存在其他变量和机制？
两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SD）的贾瑞雪和长江商学院的兰小欢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关注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虽然从整体上看，父母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和子女是否经商关系并不显著，但是相对而言，在有“大政府”的省份，干部子女更易经商，而且收入更高。
那么，什么样的政府是大政府？研究采用的标准是省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考虑到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开支是比财政收入更为合适的衡量数据。分析显示，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较低的省份，反而有更大的政府。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收集，根据行政区划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包括除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这一调查不仅包含受访者个人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还有其父母的教育和职业信息， 这为该研究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文章采用了2003、2005、2006、2008四年的数据。
拥有企业或自主就业（self-employed）被认为是经商活动；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被定义为干部。在本调查中以受访者18岁为时间点进行考察，有24%的受访者父母是干部。作者在统计分析中排除了其他地域特征变量（比如经商环境和商业文化等）的影响，也排除了受访者的多项个人特征，比如教育、年龄、婚姻状况等的影响。
两位学者发现，在政府规模大的省份，干部子女经商概率更大。各省政府的规模和“干部子女与平民子女从商概率之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政府规模每上升1%，干部子女从商的概率增加0.7%。虽然从整体上看，父母是否是干部对子女是否从商影响较小，但相对来讲，在政府规模越大的省份，干部子女比非干部子女更易从商。
干部子女在“大政府”下从商是否更加有利可图？数据分析发现，政府规模大的省份，父母在体制内让子女经商获得的收入也更大。相比之下，政府大小对于不从商的官员子女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那么，干部出身到底有什么好处？文章重点关注了两个方面：一是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二是直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在受访的商人对自身成功因素的评估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商人比平民出身商人更加强调社会关系的作用。本文指出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朋友圈子。研究采用春节期间非亲戚访客的数量来衡量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结果发现，体制内家庭的子女的人际圈的确更广，朋友更多。第二个资源则来自婚姻。研究者发现，干部子女更有可能选择来自干部家庭的配偶。这种干部家庭的之间的联姻，被认为是另一个带来更多商业利益的来源。
“大政府”之所以让干部子女商人受益，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此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大政府”官僚化程度高，运行效率低，而有关系资源的商人则能更轻易地应对这样的政府，调动所需资源。其次，大政府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寻租和腐败机会。比如政府采购，就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赚钱的好机会。
从更长的时间纬度来看，“什么样的人从商”其实是一个衡量中国社会激励结构的指标。论文中的另一项数据分析显示，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无论是干部子女还是平民子女选择从商的概率都不断上升；但自九十年代中期后，这一趋势明显变化，平民子女从商的比例开始下降，干部子女从商的比例则仍保持上升。2000年之后，干部子女从商的比例也一直高于平民子女。由此也不难推测，“关系”在今天并没有变得更不重要，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企业家的活动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因素，也本应该成为那些出身条件不好的人改变命运的渠道。但是正如论文所发现的，在一个“关系”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企业家群体更有可能出身那些本已掌握优质资源的家庭，这对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
【参考文献】
Jia, R., Lan, X., & GSB, C. K. (2013). Red Capitalism: Cadre Parents and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in China.
转载：财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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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1年“腐败感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排名第143位，得分2.4；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75位，得分3.6。另据媒体报道，俄罗斯的领导人曾公开承认，80%的俄罗斯官员都有腐败行为；而中国的官方说法是，我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人。两相比较，俄罗斯显然比中国更腐败。然而，我对此却颇感困惑。根据政治通说，民主是遏制腐败的有效路径。俄罗斯现有反对党，还有总统和国会（杜马）的大选，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也算是相当民主了。另外，俄罗斯还有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2009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就和普京总理亲率联邦政府的副总理和部长们在政府网站上“晒”出了各自的家庭财产。但是，俄罗斯竟然比中国更腐败！为什么呢？2012年5月底，我带着这个问题到莫斯科去参加了关于反腐败的国际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由俄罗斯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和联邦财政监察院共同举办。前者是当下俄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研究机构，直属于联邦政府。后者是俄罗斯重要的反腐败机构，主要职能是对政府的预算和开支进行稽核与审计。研讨会就在财政监察院大厦内举行，主题是“反腐败的法律创新机制”，又称为“第一届欧亚反腐败论坛”。研讨会的规格很高，在出席第一天大会并发言的人员中，除了上述两个主办机构的领导人（据说都是部级干部）外，还有俄罗斯联邦杜马主席、联邦宪法法院院长、联邦司法部部长等高级官员和一些来自其他欧亚国家的官员。我和同事张志铭教授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在次日的“俄中圆桌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在发言中，我向在座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同时声明，透明国际的排行榜是一种主观评价指数，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中俄两国的实际情况。但问题是，谁又能客观地说出一个国家的腐败状况呢？其实，一个国家很腐败，抑或不很腐败，都是人们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莫斯科。会议期间，东道主热情地安排我们走马观花地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无名烈士墓和胜利广场、古母百货大楼和莫斯科大学等景点。我感觉，莫斯科是一座美丽古老的城市，但是有点乱，主要是道路老旧，交通拥堵，路边停车杂乱无章。据说，在诺大的莫斯科市区，停车场寥寥无几。人们随意把汽车停放在街道两边，包括人行道上。虽然有些路段是明令禁止停车的，但依然停满了汽车，基本上没人管。偶尔有交警开个罚单，也就100卢布（约合20元人民币），没有威慑作用。
陪同我们的保尔是莫斯科大学的汉语教师。他说，莫斯科人都挺有钱的。在大街上跑的汽车多为外国名牌轿车，基本上没有俄罗斯生产的拉达牌和伏尔加牌轿车。因此有人说，莫斯科不属于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的交警最腐败。如果有人开车违章被交警抓住，一般都能花钱了事。他们称之为“社会腐败”，比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更严重。对此，我也有了亲身的体验。
6月1日上午，我们来到位于莫斯科西南山坡上的“新莫斯科大学”。该校旧址在城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附近，即“老莫”。而“新莫”建于1953年，主楼总高240米，尖顶上是一个五角星徽标，两侧的副楼上各装有一个直径9米的大钟，整个建筑堪称气势恢宏。我们走进主楼的大门，想到里面去参观，但是坐在安检门边的警卫不许我们进入。保尔没带教师工作证，解释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我们不无遗憾地走出大门后，保尔小声问我身上有没有100卢布的钞票。我说有，便掏出钱包。他取了两张，攥在手中，向站在门外的另一名警卫走去。他小声向警卫说了几句话，并把手中的钱塞进警卫的手中。那名警卫若无其事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向大门走去。我们跟着他来到安检门，只见他向那个坐着的警卫做了个手势，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高兴地走进主楼，观看一番，并且在斯大林曾经演讲的大礼堂中照相留念。
保尔说，俄罗斯人非常重视关系，也很时兴送礼。老话说，你有100个卢布，不如有100个朋友。在俄罗斯，上学看病都是公费，但是给老师和医生送“红包”的现象屡见不鲜。莫斯科人的工资不太高，平均月薪为六七千人民币，而莫斯科大学一般教师的工资只有三千多元！不过，很多人都有额外收入。他本人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同时在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的东亚研究所兼职。他很感谢普京总统，因为普京总统强调要加强俄中关系。他说，只要俄中关系好，他就很容易赚钱，因为汉语是他的主要技能。莫斯科人也确实需要“外快”。要知道，莫斯科的平均房价为1平米3万元人民币。
由于普京总统重视俄中关系，所以我们这两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也颇受礼遇。大会之前，我们被请到贵宾室与领导交谈。会议期间，该研究所东亚中心的主任娜丽和保尔全程陪同。闭幕式后，我们又被请到贵宾小餐厅，与研究所领导和几位外国官员共进晚餐。席间，各国代表纷纷起身祝酒，志铭教授就怂恿我致词。犹豫片刻，我起身用汉语说：“在我们中国祝酒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干杯’。但是，我们所说的‘干杯’并不是真的要喝完杯中酒，而是浅饮即可。在这次研讨会上，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反腐败’。我在想，人们所说的‘反腐败’是不是等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干杯’呢？”随后，许多外国人都一起高呼“干杯”！
其实，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反腐败还是很认真的。2008年3月，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10天后便宣称：“我们不能再等了，腐败已变成一个制度性问题，我们应该用制度性的对策来应对这个问题。”同年12月，俄罗斯出台了《反腐败法》，其中规定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信息。梅德韦杰夫表示，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申报资料将在媒体上公开。2009年5月，梅德韦杰夫发布了第557号总统令，批准了必须公开申报家庭财产的联邦政府职位。不过，这些法律规定在执行中被大打折扣。目前，俄罗斯实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适用于政府高级官员，包括联邦总统、总理、部长、国会议员等。据说，这些年来，在俄罗斯被查办的腐败官员中部级以上的官员很少，大概也与此有关。2012年3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俄罗斯反腐败委员会上又宣布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俄罗斯所有公职官员都必须申报其大额收入以及购买住房、汽车、股票的相关信息。该法案还坚持“信息透明”的原则，规定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和执法机构、政党、媒体同样获得上述信息。如果该法案在年内获得杜马通过，就将从2013年起生效。
研讨会结束了。娜丽送我们到机场,且久久不肯离去。机场的办事效率确实很低。旅客心急如火，工作人员却慢条斯理。不过，我们也目睹了几位“走后门”的旅客。这大概也可看作俄罗斯政府管理工作的缩影了。
飞机终于离开跑道，飞向蓝天。我坐在舷窗旁，看着下面大片的森林和草地，三日来的思考在我的脑海中凝聚。反腐败需要民主，也需要法治。对于防范上层腐败来说，民主似乎比法治更有用。对于防范下层腐败来说，法治大概比民主更有用。对于那些具有清廉传统的国家来说，反腐败可以按部就班。对于那些腐败积重难返的国家来说，反腐败必须采取特殊手段。于是，我又想到了那部即将由群众出版社推出的犯罪悬疑小说《无罪贪官》，因为在该书中，我讲述了一个从高度腐败转向高度清廉的故事。当然，那是我编的。
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