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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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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5期,作者:赵佳月,原题:珲春 核爆旁的中国年
2月12日,朝鲜核试验给吉林珲春带来了十多秒轻微的震动,珲春街头的人群却出奇平静。发生在隔壁的核爆,像是与当地无关,当全国都在关心包括珲春在内的朝鲜周边时,这里的人们更愿意说起边境线上那些过去的故事。
核爆下的平静
王勇一直以为女儿是在“地震”中降生的。
大年初二中午时分,王勇沉浸在初为人父的紧张中,瞬间的震颤,与他不安中的颤栗几乎成了共振。听说“地震”后,他给在图们江对岸罗津港跑海鲜的兄弟打了个电话,把“地震”和“做父亲”两个消息告诉对方,得到的是恭喜和嘲笑:“什么地震,那八成又是朝鲜搞核爆呢!”
和大多数珲春人相仿,王勇“哦”了一声,如同在大冬天里听闻又下了场雪一般司空见惯。
更多的人倒是想起了前两次的经历。2006年10月9日是朝鲜第一次核爆,造成了一次规模3.6级的“人工地震”,梁明正忙着四处打电话询问到俄罗斯做生意的事,“也是几天后在网上论坛里听说的,当时没感觉。”
3年后的5月25日,是第二次因朝鲜核试验“地震”,“产生的威力要比前次大些,起码我感觉到了,正在高速路上开着车呢,以为车子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次,跑车的司机金满林有些自认倒霉:“别提了,家里的房子都裂了一条手指粗的口子,我们村差不多每户屋墙都有些裂缝。”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虽然也在防川公路边,却不是离朝鲜最近的村子,村里的“新农村”房是一年前建起来的,黄色的墙面仍然泛着砖土味。“大过年的,新房子裂了口……”金满林心里总觉得别扭。
理解金满林的人并不多。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地,仿佛早就习惯了边境线上的各种可能性,对岸的核试验更多是珲春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心头之患。
即便朝鲜还将进行第四、第五次核试验的消息传来,这座北方的边境小城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与网络中激愤的情绪完全相反。断断续续的花炮声把城市淹没在节日的融融暖意里,玉米地里斑驳的雪迹把村庄捂在冬眠的被窝中。闭关
东西两个市场是城市赖以过年的物资所在。海鲜在这两个市场的占有量常年雄踞一方。往来中朝两地的边境贸易商,从罗津港把朝鲜的物资低价购进,在这两个市场上卖出,依靠中间的差价,像罗彦涛这样的小贩一个月能赚四五千。
珲春对朝鲜有两个口岸:圈河口岸和沙坨子口岸。两者都是公路口岸。口岸在过年期间都是关闭的。往来于珲春和朝鲜罗津之间的小贩停止了一年的奔忙,边防军关上了口岸的铁门。
罗彦涛通过圈河口岸,越过图们江,最多也只能抵达罗津港。2010年3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取得罗津港10年租用权,借此打通了输往日本海的物流通道。罗彦涛每隔两三日就开着小面包车去一趟罗津港,运回的货物大多是朝鲜烟酒和海鲜。
烟酒的量是受限的,“运多了,朝鲜边防会罚款,私下里送些东西也能通融。”送的东西千奇百怪,视边防军的需要而定。“有时他们只需要一罐煤气,把空煤气罐给我们,让我们拿到这边装满送过去。总之,他们缺什么,让我们送什么。人民币倒不是他们最需要的。”
“在罗津港,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罗彦涛诡秘地说:“包括冰毒。”初出道时多拿一些海鲜他都很担心:“怕卖不掉会坏。”
沿着圈河口岸边的公路一路往南,可抵“一眼望三国”的防川村。与平时惟一不同的是,核试验后,这条镶嵌于朝俄两国之间的公路上,边防多设了一道查证的岗哨。
因着“眼看三疆山川风貌,耳听三国鸡鸣狗吠”,防川成为珲春的旅游景点。冬季以外的季节,一边是绿色的湿地,一边却可见图们江潮退后的沙地。冰封的防川公路上,人迹罕至。
牛羊在枯黄的玉米地里勉强地搜寻果腹之食。公路靠图们江一侧,是新修起来的T字形铁丝栅栏。“栅栏是去年图们江封冻前刚修起来的,因为去年常有朝鲜人跑过来偷抢。”因为拆迁安置未果,租住到防川养牛的李义民(音)在两米高的栅栏竖起来之后仍有担忧。
遭殃的常常是玉米和牛羊。“天黑之后,朝鲜那边的,就过来了。”防川村民多为朝鲜族,年轻人大部分在韩国和中国南方打工,留守家中的就剩了老人和孩子。架不住对方的强取,家中但凡能吃能用的,难免被掳走一些。村政府除了修铁丝栅栏,也只能叮嘱村民,“夜间有人叫门,不要随便开。”
需要提防的,还有从山丘上跑下来的东北虎,“冬天山上找不到吃的,它们就要下山了。前些年,村里被老虎吃掉几个人。一男一女,男的跑得快,女的就被吃了。也奇怪,老虎吃人都是先吃头的。”
离珲春市区70公里的防川村,位于张鼓峰下,海拔仅3米,是吉林省的最低点。1886年由清政府钦差大臣吴大澄会同沙俄代表巴拉诺夫监立的“土”字界碑,立在号称“东方第一哨”的边防站旁边。
从这里到图们江入海口仅15公里,可以远眺日本海。登上附近山包上的望海阁,远处是雾气蒙蒙的日本海,近处中朝俄三国边境交会,左侧是俄罗斯的边城包德哥尔那亚,右侧隔江则是朝鲜的豆满江市。两市之间的桥面上,有货车通行。朝鲜境内,中朝间修建铁路的支架显得鹤立鸡群。
轶闻
大部分珲春人都或多或少听过见过一些北逃的故事,说完又会感叹:“现在北逃的人没有往年多了,管得严了。”
金在玉记得2000年某一日,把出租车停在火车站等客。门开了,上来一个满脸淤青的女孩。女孩不说话,也不下车。金在玉一眼看明白了她的身份。“一看就是朝鲜的,可是她不下车,我没法做生意啊!”
金在玉载着她往前开了一阵,路过一家饭店,见她目光不舍,知道她饿了,他停车给她买了碗面,吃完她摸摸金在玉的脸,“大概是看我有没有胡子,年纪够不够大,那意思是想跟我。”
当时金在玉刚刚离婚,“可是那小姑娘实在太小了,十六七岁的样子。”娶个朝鲜的媳妇,在金在玉的老家看来并不是什么光彩事,“好多都是买来的,我们村那年月有七八个,都是中国媳妇娶不到,才去买的。要真留她了,指不定人家以为我娶不到好的呢。”
金在玉最后把她介绍给了一个老板,“那老板已经有两房老婆了,说是让她过去做保姆,帮着小的做家务。”大半年之后,女孩给金打电话时,已经能说几句中文了,“说谢谢,说她很好。”
事后金在玉了解到,“她帮着老板的小老婆打理美甲店,已经能做不少活了,也攒了不少钱。”但是一年不到的功夫,老板就给金打电话,打听这女孩的去向,他才知道女孩跑了。
金在玉挺理解的,“我们村里那几个,最后都跑了,她们不会愿意在中国呆着的。有的自己跑到韩国去了,有的攒够了钱就逃回朝鲜了,好一些的带着中国丈夫一起到韩国去。韩国对北逃的人有很好的安置待遇,给房子,给补贴。”
对眼下北逃者的减少,李义民认为是中朝双方的管理严格了。所谓的严格,其实是用了“奖励举报”的政策。“谁家买了朝鲜媳妇,一般都不吱声的,不能让邻居知道,冷不丁就被举报了。这样,举报者会得到奖励,被举报者还要遭重罚。一般家里要有,也都会搬走,或者就一起想办法去韩国了。”
王勇羡慕他在朝鲜英皇赌场做服务员的朋友。“那里赚得多,工作也轻松些。”那个赌场曾关闭,近年又悄然启幕。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