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民（Stephen A. Schawrzman）先生是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自黑石集团1985年成立以来，他负责公司各个阶段的战略与发展。黑石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截至2016年9月30日，黑石集团所管理的资产高达3610亿美元。

苏世民是一名活跃的慈善家，常年支持教育及学校领域。2015年，他给耶鲁大学捐赠了1.5亿美元，在耶鲁大学历史性的公共建筑中成立苏世民中心（Schwarzman Center）。2013年，他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学者项目，“苏世民学者项目”，为世界培养了解中国的未来领袖。该项目捐赠额为4.5亿美元，基于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之模式，是中国历史上接受国际个人捐赠金额最高的一项慈善事业。2007年，苏世民为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捐赠了1亿美元，他是该图书馆的董事会成员。

苏世民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等诸多组织以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年，他在《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界人物榜中名列榜首。

苏世民拥有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曾经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并曾经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顾问委员会成员。

吴可佳：非常感谢您接收FT中文网的采访，我们也很荣幸有此机会深入了解您在中国建立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的情况。您能够向我们介绍一下整个项目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选择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内建立苏世民学者项目呢？

苏世民在北京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前

苏世民：这其中有许多原因。首先，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我当时在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上）问我是否愿意就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做一些事情。当时美国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所以我延迟了决定。之后，经管学院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就中美学生交流做些事，而学生的交流活动并非我所感兴趣的领域。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我愿意投入个人大量的时间、资金和精力去参与。

我也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我周围的人对中国所持有的态度。我的观察是，随着全球民粹主义不断攀升，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未来某个时段可能会出现负面反应。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做了一个研究，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在16种情况下的12种，当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的大国力量，两种力量之间会出现战争。我们所谈的（当今世界局势中），中国是新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现存的大国。因此，这就意味着，未来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的概率为75%。我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就想：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减少两国之间关系紧张并趋于恶化的概率？因此我寻找了一个有可能行得通的模式，像罗德奖学金这样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你选择全球最聪明、最优秀的研究生，让他们来到中国（清华），为他们建设一个校园，像牛津的学生校区那样，让他们住在一起，结识中国当地不同层面的人。同时，中国各界的知名人士会成为他们的导师（mentor）、而中国当地的家庭将带他们到中国各地深度旅行，他们会为中国不同的企业、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提供咨询项目，同时，他们也会与中国的领导人见面。他们在中国生活一年，经历这样高密度的项目，对中国的理解与知识会深刻得多。

而中国也可能有机会从这些学生身上学到什么：他们中20%为中国人，45%为美国人，其余35%来自全球其他地方。中国或许能从这个项目上学到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可以运用到现有高等院校教学系统的其他方面。如果我们做了上述所有这些事情，就培养了一万名非常有能力、善于思考、富有行动力的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就能向世界诠释中国。他们也可能在中国做了一些事让世界其他国家不愉快、却自身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发生的时候，为中国提供建议。

因此这个项目创造了双赢的局面，也在全球广受欢迎，特别是全球最顶尖的学府和学者领域，几乎立即接受了这个创想。我对此深感欣慰。项目的进展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吴可佳：您在做出项目决策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基于统计学分析的基础。这也让我想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的总监简苏珊（Susan Pertel Jain）和我提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将是未来一个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您在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考虑了长远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世界了解中国。

苏世民：的确如此，我的长远目标是通过在全球培养一万名精英人才，在未来持续的200年间，能够帮助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提升全球与中国的关系——我同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未来100年中最重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影响全球各国重要领袖的态度，并在世界各种重大事务上发挥影响力——这些事务从中国开始，然后将拓展至其他领域。

吴可佳：这么庞大的一个项目，尤其是获得全球众多意见领袖的支持，涉及大量的工作。您能否谈一下项目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周期有多长？团队有多大？

苏世民：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从我们决定项目的实施，到举办开学典礼，大约有四到五年，运作是高强度的，而团队其实不大。在美国，我曾经自己创业，在我所创立的黑石集团——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alternative asset manager），最初只有两名专业人士：我和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外加一名秘书。在苏世民学者这个项目上，团队很小，开始几年不到十个人，在开学的前一年团队才逐步扩大。

这个项目所涉及的工作量庞大，也对目前中国约定俗成的做事方式产生了挑战。中国给全球的印象往往是富有灵活性和创新精神。而当你与中国权威的机构（established institutions）打交道，有时做出一些改变是困难的。这在美国往往也是类似的情况。

因此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是一个冒险，我们也与中国政府的高层和清华大学的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项目就永远不会发生。2013年，当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习主席时，他就非常支持。在今年9月10号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习主席再次表达了他的大力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我们的开学典礼上发来了贺电。

美国国务卿克里、米歇尔•奥巴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基辛格等一系列全球重要人物都向我们发来了庆祝的视频。因此，整个项目的实施异常顺利，全球各界也非常希望中国与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保持融洽。

吴可佳：在苏世民学院的招生过程中，人才的选择是由您的团队和清华大学共同完成的吗？

苏世民：由于这批学生的大部分（80%）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地区，特别是45%的学生来自于美国，招生的过程是由我们来主导的。在纽约市进行招生工作要容易得多，包括语言上、人才知识的考核等，而从纽约招收来自欧洲的学生也相对容易。清华大学的同仁在每个阶段都有介入，并参与了最后的招生决定。

我们有一个由全球知名人士构成的小组，对学生们进行面试。我们聘请了这些知名人士组成评审团、并组织了面试，这些知名人士的大多数都与我关系很好。我们聘请了专家来审阅学生们的申请材料，也雇佣了富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项目管理团队的人参与我们的项目，并聘请了罗德学者作为我们的顾问，这对我们而言都是特别好的学习经验。清华大学的同仁负责学生们的夏令营（summer camp），这样他们得以深入了解这些学生，并观察学生之间的互动。

吴可佳：所以在招生方面， 您的团队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并负责制定国际化的招生标准？

苏世民：制定招生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而到全球各地的顶尖学府招生也至关重要。我们负责招生的团队走访了世界上250所高等学府，我两周前刚刚在东京，与当地大学的领导们会面，并举办了一个大型活动，与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先生共同宣传苏世民学者项目。就历史上而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并非最融洽的，而从历史上看，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此我们去这些地方，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传教士，向人们宣传我们所做的事情，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吴可佳：对于如此宏大的文化慈善项目，特别是持续上百年的文化慈善项目，您希望给后世留下怎样的传奇呢？

苏世民：这些所谓的“传奇”总是问起来比做起来更有意思，当你在操作层面的细节，就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我创立了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资产管理公司，但是不会去想所谓的“传奇”，这只是一个创造新事物、并把它做到极致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苏世民学者项目是更为重要、更为持久的，因为它应当持续100-200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财力来不断地支持它，而我也觉得这个项目有必要延续这么久。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持续200年，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个美好的传奇。但是我做此事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下传奇，而是从现实层面考虑，这个世界需要它。

我在耶鲁大学也有很大的文化慈善项目，将为学生们在耶鲁校园的生活带来新的改变。我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留下传奇，而认为它是应当被实施的，我能够在其中既贡献思想，又贡献资金，然后我意识到，这将在未来一两百年内为人们带来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更感兴趣的是问题本身、并且去解决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至少为问题做出应答。它们或许最终变成了传奇，但这不是我的初衷。

吴可佳：您刚刚提到在耶鲁大学的文化慈善项目，而耶鲁大学的校长也出席了今年苏世民学院在清华大学的开幕。您是否能向我们深入介绍一下对于耶鲁大学的捐助项目？

苏世民：我多年以前在耶鲁大学读书，这段经历对我而言很重要。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希望去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读书。这在那时候是个很有野心的想法。当我进到耶鲁大学，那时有四千名本科生和四千名研究生，我谁都不认识，非常孤独。我不认识任何老师、或者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当时就像一个从中国的西部到清华大学这样中国顶尖学府读书的学生。我觉得自己的成绩还行，但是要和那些在高中比我受到更为良好训练的学生竞争。

因此耶鲁大学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在那里受到训练，学习思考、学习写作，学习社会与人文的价值观，例如：回馈你的社会。

近些年耶鲁大学和我接触，希望我给大学进行捐赠。我们就资金进行了协商，当时并未达成协议。几年后他们又来找我，向我提出了一些学校面临的情况以及正在考虑的项目，而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决定做的是，选择校园最中心位置的一栋历史性建筑，对它进行改变。校方说希望我对这栋楼进行翻修，使它变得更为现代。我说，我想改变这个概念，将它变成一个学生中心。这在许多其他的院校是很正常的，但是耶鲁大学一直没有这个设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而哈佛大学也是近期才有的。

这样就有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能够来到这儿，一个他们可以用餐、学习、学生的社团能够开会的地方；一个能够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一个大学的中心，打破不同的本科生、研究生、和个人之间的区别、壁垒和可能存在的疏离感，为学生们创造一种富有凝聚力的感觉。

我们一年以前宣布了这一计划，目前正在实施建筑方案，很让人兴奋。当今的美国学生往往对现状不满，经常发生各种抗议行为，他们是不易取悦的。而苏世民中心（Schwartzman Center）则获得了学生们惊人的一致性正面评价。我们刚刚宣布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邀请数位知名的厨师来到苏世民中心进行厨艺展示。学生们喜欢好的食物，但他们并不总能在校园内享受到好的食物：来自不同国家的、健康的、有机的食物。当我们宣布苏世民中心将举办知名厨师的烹饪活动后，短短20分钟内就有600多人报名，在第一天内就有1,600人报名，而场地最多只能接纳300人。这仅仅是中心开幕的活动，说明校园对于一个学生中心的需求是强劲的。目前施工还未开始，但是我们已经宣布了第一年的三个活动，以鼓励学生们的参与，包括一至两天的、由世界著名爵士音乐家演奏的爵士音乐节，还有一系列纪念摇滚明星“王子（Prince）”的活动，这些活动则可容纳更多学生来到现场参与。

吴可佳：从您2007年宣布对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捐赠到今天已经近十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您的文化慈善理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苏世民：一部分的变化是我变老了，因此想做些与过去不同的事情。另一部分的变化是我资产的增加，那么个人的资源也更多了。还有一部分是开始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我人生的晚些时候，肯定还将继续在黑石集团工作，这是我非常热衷的。而同时我也能够做些其他的事情，帮助其他的人，无论是在纽约供数千名低收入的学生入学、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还是重新规划纽约公共图书馆、为中低收入的人群提供图书馆的资源、帮助改变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培养苏世民学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做一些事情，试图帮助改变某些国际事务的方向。或是在耶鲁大学，改善学生的生活、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创造更为优化的环境，我喜欢教育这个领域，我喜欢帮助别人，这也是充满创造性的。在非盈利领域进行捐赠、对现状做出改变，是美好的。我这个人恰恰喜欢创造新的事物，这是我的本性。如果我能够做些事情，则希望它们是与众不同的、是重要的、是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并能够加以衡量的。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健康、精力充沛、对生命充满热情，我希望不断地创造新的事情。

吴可佳：甘地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所希望看到的改变”（Be the change that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慈善事业，您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改变？

苏世民：我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更为和睦、更加繁荣，人们的生活条件更为优越。我希望科技与医疗研究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我希望看到我们的环境受到更好的保护。我希望下一代的年轻人富有乐观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世界会变得更为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