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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专栏 习近平福建十七年：铁腕治吏 滴水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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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周东旭（发自福建）
32岁赴福建“为尝试改革而来”
1985年6月，32岁的习近平离开河北省正定县，来到东南沿海特区厦门。习近平32岁的生日就是履新厦门副市长的那天。习近平曾回忆：“我当时对给我接风的厦门市领导说：今天是双重意义啊，一个是到这里来参与特区建设，一个是我的生日。”当时的福建，正在改革先锋项南的带领下，冲破重重阻力，掀起改革浪潮。项南曾说，“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2006年12月，习近平在接受《厦门日报》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自己来厦门的目的，“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从厦门到宁德，到福州，至全省，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7年，“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
在宁德铁腕治吏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建私房而住公房等棘手问题。他面临着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
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凤凰网，当时的宁德市区很小，有些干部的违规房建在靠近军分区的山坡上，一排一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显眼。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凤凰网特派员在宁德市档案馆了解到，1988年11月，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严肃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据《闽东报》报道，1989年1到9月，习近平就查处441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18人，科局级77人，没收四座房子，拆掉5座房子，罚款70.57万元。
清房只是习近平惩治腐败的一个方面，据《习近平在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的讲话》，他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
19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宁德官员也有不少人意欲为之。1988年7月26日，习近平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当官不要以钱为念，要以理想为基础，“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要把惩治腐败与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严格分开，对于大胆改革、敢于开拓的干部，仍然要加以保护。即使是工作中有失误的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纠正偏差。这与个人以权谋私是两码事。”在1989年宁德廉政公告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严格区分腐败与改革中的探索，不能混淆。
铁腕清房治吏在宁德政坛掀起不小动静，但习近平并没给人留下咄咄逼人的印象。一位曾多次陪同习近平下乡考察的宁德官员告诉凤凰网，习近平很容易相处，很随和，跟他一起下乡没有什么压力。在视察遭受洪灾的宁德下党乡时，因为道路被冲毁，习近平与乡干部一同步行近13公里山路。据一位村民回忆，有人要背习近平，习近平笑着说“你那么年轻，怎么能让你背我呢”。
首创官员下访制度
1988年12月20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与地县有关领导一起，在霞浦县县委党校举行第一个下访接待日。
“信访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到下面接访，把工作送上门，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基层，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矛盾往上推。”在当年12月20日的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基本描绘出下基层接访的结构框架。信访接待在整个宁德地区推广开来。
四个月后，习近平带领地直有关单位领导再次到霞浦、福鼎接待民众来访。1990年4月5日的《闽东报》记录下这样的镜头：4月1日下午，在福鼎县委党校二楼楼梯拐弯处，两位手捧“地、县两级领导接待日登记表”的来访者在交谈，“中午听老蔡说，习书记感冒挺重的”，“是吗？感冒了还来！我也听说习书记人很随和”。
在习近平看来，信访下基层是改善党领导作风的一种形式，而不单单是为了解决民间矛盾。他多次强调，干部要多深入基层，搞好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要少开会开短会，让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会议中转移到抓落实上。
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也把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带到福州。1990年5月14日，习近平上任刚刚半月，福州市鼓楼区就举办了“领导服务接待周”，为民众曹天泉等解决了邻里土地纠纷。先前，这起持续半年多的纠纷曾被送到有关上访机关，并多次被媒体报道。
针对福州马尾经济开发区提出的“马上就办”工作思路，是习近平改变政府工作作风的又一次尝试。原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告诉凤凰网，习近平主政福州时的最大动作，是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步发展。习近平不满当时的政府工作效率，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这几个大字现立在马尾区高速路边的半山腰上。
1991年1月，福州市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认真贯彻“马上就办”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用实际行动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习近平曾公开提醒官员不要忘记“人民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
杨益生说，虽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习近平还很年轻，有敢想敢干的一面，但他做事很稳妥，不会空喊口号。
在2011年底刚刚启用的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大楼上挂着四个大字：马上就办。
倡导“滴水穿石”的行事作风
习近平重视知识和人才，劝告官员多学习理论知识，在宁德期间多次强调积极发挥讲师团的作用。在宁德老政府办公大院中，讲师团现在还有一处单独的小楼。1990年4月，习近平为干部规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学习《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2000年任福建省长伊始，习近平就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顾问团，请各行各业专家为福建出谋划策。
杨益生负责筹划顾问团，他告诉凤凰网，习近平对徒有其名的专家不感兴趣，而是找些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他曾在原有名单上换掉一些很有名的专家学者，亲自点名李非等年轻人参加顾问团，很多专家当时根本不知道李非这个人”。
2000年，李非参加福建省政府顾问团时只有38岁，当时他已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在对台贸易方面有诸多研究。李非自己也不清楚为何会被选中，他告诉凤凰网与习近平先前没有过什么交往。
顾问团并不是徒有其名，他们每年会向福建省政府提意见，习近平也会经常邀请他们参加会议讨论。即使习近平调任浙江之后，仍让自己的秘书与李非联系过，交流对台经济贸易问题。
在李非眼中，习近平人如其名，“他名字的三个字足以概括他整个性格特征，以及做事风格。‘习’就是按照规矩、习惯、法则来办事；‘近’是很容易接近，不会摆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平’就是讲话语气平和，做事风格比较平，不会那么张扬，大张旗鼓。”
原福建省社科院院长严正，也是福建省政府顾问成员，曾多次参加习近平主持的经济分析会议等。就他了解，习近平在常委会上很少直接下结论或批评人，而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习很善于听别人的意见，不会那么强势批人骂人”，“几乎没见过他说重话”，严正说。
习近平的随和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杨益生回忆跟随习近平到南平市调研的经历，气氛很宽松，“晚上二十几个人吃饭，谁敬酒习近平都喝，一人一杯，没什么太多讲究，当时彭丽媛也在，别人敬酒，彭丽媛喝不了的习近平就会代喝。”
随和并不意味着没有韧劲。“滴水石穿”是习近平喜欢的品格，他曾在1990年1月4日的《闽东报》刊发短文《滴水可穿石》，“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在福建，他鼓励广大干部群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能磨炼人的意志，要有“滴水石穿”般的韧劲。
习近平阐释团队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福建提出、发展了生态省概念、长汀水土保持经验，以及晋江模式、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等，有些延续下来，效果明显。曾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闽榕对凤凰网说，“这些都是习近平的战略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福建的一些思路，后来还应用到了浙江。”
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和能力在福建得到认可。“习近平比较民主，善于接受新的东西，”杨益生说。
“习近平很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于团结人，”严正认为，能团结大家齐心办事，善于用人，也是主政者很重要的工作能力。
作为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领导者，习近平懂得整合团队的重要性，也深知盲目凸现个人的弊端。习近平在1990年4月28日宁德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中做了一个比喻：一个领导班子工作好比一场球赛，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整体力量的有机配合，个人的技术只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如果盲目地突出个人技术，不顾整体协调配合，往往会使总体水平下降，影响整个球队的战斗力。
2002年11月，习近平不再担任福建省长，转任浙江。
附：习近平福建经历：
1985至1988年，任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1988至1990年，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0至1993年，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3至1995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5至1996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6至1999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1999至2000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0至2002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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