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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邓小平反腐的五条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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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邓小平反腐的五条忠告
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恩格斯就嘲弄过“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 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 ，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参见（马恩全集第七卷 305页 评托马斯·卡莱尔 当代评论）
但是有不少人都知道恩格斯说过：“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3页1995年版）
还有不少人都知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过：“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所以在1991年的3月22日晨，我还建议：高举巴黎公社的旗帜废除领导职务的等级委任制，搞好政体改。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在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解体了。
记得在那改革的年代，许多人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希望他的政体改能够成功，希望他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可万万想不到的是建国74年，已经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的苏联，竟然会解体？！！！
由于戈尔巴乔夫对中国非常友好和我们改善了关系，在北京和小平的会谈又非常好，所以我对戈尔巴乔夫也是很有好感的，至于新思维，图书馆没有，买又买不到，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新思维是怎么回事？苏联解体之后，对我的震动非常大，92年夏天，为了进行深入研究，我自己花钱买了一本，
《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原名《步入政界》，副标题《关于议会诞生的故事》
原著 阿*亚*索布恰克 徐小海 姜秉新 朱小莉 周红文 编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1992年3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内部发行）
出版者的话
1988年6月，苏共举行了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并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口号，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改革苏维埃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目的是逐步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接着，从1989年开始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是对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的贯彻。“民主激进派”首领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利用人代会竞选机会纷纷当上了人代会代表、苏维埃主席等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的权力为他们所攫取，从此，苏联政局演变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想到文革、无数群众组织、两大派、全面内战，巴黎公社、普选】
第一章 戈尔巴乔夫式的选举
1989年1月。提出和讨论候选人的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城到处都在召开大大小小的集会，有的人毛遂自荐，有的人榜上无名，而我对这一切则冷眼旁观，因为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在当时绝没有想到，这场选举浪潮很快也把我卷了进去。（1页）【想到文革，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卷了进去】
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我需要在100多场大小集会上发表演讲。由于我成功地把两种新办法引入城市的社会生活，于是我赢得了我一生中第一场选举战。这第一种办法……手持扩音器站在地铁车站发表演说。(9页)【想到文革初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普选产生的巴黎公社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就彻底失败了，那还有情可原。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仅仅因为普选，东欧就剧变，苏联就解体，这实在说不过去。可这仅仅是逻辑推理，没有证据，你是无法彻底否定，从马恩列斯到毛刘邓，谁也没有彻底否定过的普选制，怎么办？去苏联、东欧，去搞调查研究？我哪有那条件？再说那些有条件走进东欧、走进苏联的专家、领导、学者，有谁把苏东剧变的最根本原因给找出来了？而是扯东扯西一大堆理由，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民族、思想、教育等各种原因，根本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这么说吧马恩比我离巴黎公社更近，阶级立场又使其不能否定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又太少、管理科学、比较政治学可能是其学术短板等，总而言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如果只局限在苏东剧变研究苏东剧变，只局限香港问题研究香港问题，那是拿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来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选1卷103页）。有了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抓住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而使其他社会问题和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参见毛选1卷310页）。
那个时候，我在河北区图书馆资料室找到了其它图书馆所没有的两本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和《巴黎公社公告集》写出了
普评制论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护身符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比较
作者：普评制 时间：2009-06-02 09:45
找到了彻底否定普选制的事实依据，这依据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所描述和所称赞的：“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连接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十九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马恩选集2卷408页）我管这样一个自下而上，一级选一级的选举制度，叫做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并以此区别于其它选举制。而这样一种选举制是在外有普鲁士大兵压境，内有梯也尔反革命镇压的危急情况之下于
1871年3月15日，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18日巴黎人民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 。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之前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巴黎的唯一政权机关。【什么意思？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刚刚成立3天，就在“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正如文章所言：“
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一个没有马列主义的革命领袖在现场亲自指挥的，一个没有马列主义的伟大政党作领导革命事业核心力量的，一个没有防备偷袭并举行武装起义思想准备的，一个在偷袭事件发生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还在家中睡觉的，（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一个在装备、训练、指挥上都明显不如政府军的民众组织——国民自卫军又被政府军偷袭成功，按常理，这可是五必败无疑了。
孙子早有断语：“以虞待不虞者胜”。古今中外的战例也无不证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以弱胜强的法宝。何况，这一次又是以强击弱。然而，巴黎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可这对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讲，胜利来的简直太突然了，也太容易了。他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才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政权是“从那些不配掌权的人手里掉落下来”的（《国民自卫军关于普选问题的公告》巴黎公社公告集第21页）。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日的两次有领导、有计划的武装起义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并且遭到了血腥镇压？难道那时的政府就不反动？就应该掌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1871年5月28日以后，政权为什么又会回到那些不配掌权的人的手中？？？问题很明显，
他们那时还没有时间去研究、去弄清这些理论问题，也根本不知道，只有自下而上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选举制，才能从组织上保障他们自己能够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是他们的护身符．所以，他们才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这个护身的法宝，采用普选的方法建立了公社。因此，才会出现恩格斯在1871年4月11日所说的那种：“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所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就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的怪现象（马恩全集17卷672页）。其实，
说怪也不怪。只要我们把普选制所产生的组织效应与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所产生的组织效应对照一下，就能明白什么办法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用人为贤？什么制度更能把不称职的领导者及时撤换下来？我们就可知道，巴黎公社为什么会由伟大的胜利走向彻底的失败了。
假如普选制是“真正的负责制”（马恩选集2卷414页），那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即，在实际当选的85名公社委员当中就有21名反动区长和资产阶级分子）和阻碍革命前进的名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银行代表贝雷）被选入公社委员会了。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普选制对无产阶级来讲，是”虚伪的负责制”（同上）。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和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相比．这就是普选制的第一大弊端：选人不准，用人不当。【爱国爱港的何君尧和承认九二共识的韩国瑜，他们的败选，无不证明：普选制的第一大弊端，就是选人不准，用人不当。】
再说，普选产生的领导和领导机关必然还得委任自己的官吏。有官才有官僚机构，有官僚机构才会产生官僚主义．特别是公社所委任的军事代表和银行代表，他们官僚主义严重，不称职，渎职、甚至袒护反革命，可是由于他们是公社所委任的官，所以，其被领导者就无权也无法及时罢免他们。以至给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可以说，是导致最后失败的）重大损失。很明显，公社的第二大弊端就是：领导体制官僚化。
另外，一个由64人组成的议会式的领导、决策、执行机构公社委员会（大大超过了现代管理科学关于领导机构成员最多不能超过21人的规定），能不成为一个争吵不休的剧场吗？能不公开闹分裂吗？这就是公社的第三大弊端：领导机构不科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陆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存在议会争吵不休的问题，也不存在社会撕裂的问题，而香港、台湾，这两个问题都非常严重，说明普选制的这个弊端，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已经造成当初台湾GDP曾经占整个大陆的45%，如今已下降至低于4.5%，香港也是如此，大家有目共睹吧！】
正是由普选制所产生的上述三大弊端，才致使巴黎无产阶级在有了政权、有了水兵、骑兵、工兵、好枪、好炮、兵工厂和坚固的城池又控制了法兰西银行，特别是在有了一个18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以后，也就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都比凡尔赛强的情况下，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迅速走向彻底失败的。
由此可见，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比普选制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用人为贤、更有凝聚力，所以，才更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在“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 第一版362-446页 北大国际政治系陈叔平编 内部发行）。同时，这也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否则，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没有办法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西方各国，永远没有办法“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23卷70页）。”
下面请看
人民日报客户端：邓小平反腐的五条忠告
2014年08月20日08:47 人民网 文/党报评论君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发掘过去，也就是理解当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作为一部历史剧，之所以开播至今，如火如荼，正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除了耳熟能详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等重大贡献以外，对于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锁紧党风“保险柜”、勤刹贪腐不正风，多有论述。重温并总结，有五条忠告。
◆忠告一：“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腐败问题来势汹汹，“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
在1982年4月10日《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邓小平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历史总是重复它过去的齿轮，衡阳贿选案涉及466人，广东茂名159人行贿买官，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后，铁道系统15名副局级以上官员应声而落……近年，各方窝案频发，于此，不得不反思。反腐败无关乎时代，也并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就可以歇菜熄火。
◆忠告二：“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
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风成于上，习化于下”“令之不行，由上犯之”，这是历来的一个基本规律。
论及党风与社会风气，邓小平认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执政党党风问题时说，“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如果党内干部都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艰苦朴素的社会风气如何勃兴？扬清激浊的目标如何实现？邓小平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忠告三：“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不少腐败分子都有几分政治的“浪漫主义”，对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存有疑问，抱有“能躲一劫是一劫”的幻想。殊不知，反腐可能有“深水区”，但不会有“禁区”。
1989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两位领导谈话，提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样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忠告四：“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反腐败不仅需要重典治疴，也需要精神教化。1980年12月，邓小平正式提出“精神文明”概念。他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辨证关系，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后来，他又再三强调：“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忠告五：“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腐败的出现，固然与个人思想动摇相关，但出现的频度取决于制度健全程度。对此，邓小平有充分的认识，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他始终强调加强法制，强化监督。
对于法制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对于监督问题，邓小平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的殷殷嘱托，犹言在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这些忠告和政治遗产，既让我们感叹总设计师的对“党的问题”的卓越判断力，也让我们看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接过历史接力棒，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久久为功的毅力，健全巡视制度，改革纪检制度，坚持反腐高压，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既强化制度建设，又坚持打虎拍蝇，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在净化党的肌体的同时，增进民众信心。
资料来源：《邓小平文选》、《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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