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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西方民主和西方足球不适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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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西方民主和西方足球不适合中国国情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为什么说西方民主和西方足球不适合中国国情？！
5216 次点击 中年近卫军 于 2011/11/27 16:04:5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当得知西班牙已担任八年首相的萨帕特罗的悲剧性结局（法国《解放报》用语）----以西方民主社会极为罕见的、落后于对手二十个百分点的悬殊差距败北之后，不由一声叹息。这种叹息和这位首相的命运无关，更和他的左翼立场毫无瓜葛。我叹息的是中国足球。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在访问中国时（为经济困局向中国求助，欧债危机以来，中国持有的西班牙国债从4%提升到12%。2010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增长35%），曾答应了温家宝总理的的一个请求（实是一个条件）：同意世界杯新科状元西班牙足球队年底访问中国，和已经不知是第几世界的中国队进行友谊赛，以后还要加强交流云云。现在西班牙“旧桃换新符”了，新的领导人还会遵守这个外交承诺吗？其实做为一个球迷，我还是很为西班牙队打抱不平的，这样世界一流的球队屈尊万里来华，和一个都被本国球迷抛弃、除了输球就是腐败和色情丑闻、更有外号“太监上青楼”之队进行比赛，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没有办法，国家羸弱无法自强，球队也难免受辱。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确实也没有什么需要西班牙的了，只好拿不争气的足球说说事。其实二十多年前，中国是曾欠过西班牙一次人情。当时被西方制裁的中国经过努力取得“外交突破”，获得西班牙八千万美元贷款。当时的中国媒体曾大加宣传过。谁料想，才二十年，就已经“河东”变“河西”了。
如果从数据上看，西班牙说起来也算是世界经济强国：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全球第九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三万美元，在世界169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排名中名列第20位----这是被列为极高级别的水平。可是在这些亮丽的数字背后，西班牙又是一幅什么景像呢？失业率超过了21%，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6%（欧盟规定不能高于3%），而经济增长率竟然是为负的0.1%！它的债务总额超过爱尔兰和希腊总和的两倍！和希腊、葡萄牙等并称“欧猪五国”----我们中国可是金砖四国之一啊（中国这个金砖，其份量可超过另外三个国家的总和啊），一个欧猪，一个金砖，真是天涯之别。也难怪中国也要逐步放弃GDP指标，实在是不能反映一国真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的生活水平。
西班牙是民主国家，一谈到民主，一般认为其本质就是监督，对权力的监督。毫无疑问，任何制度都面临着权力的使用和监督问题，哪么我们就看看西班牙这个民主国家是如何在民主体制下对权力进行制约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吧。
西班牙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长期实行疯狂借债发展公共工程和房地产的策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上大型公共项目，西班牙各级地方政府出让土地，银行闭眼提供贷款。每到一个地方，那些停着豪华车的最好的建筑，肯定是地区的议会或者办公机构。其势头远超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土地财政”。不同点在于，中国政府一旦发现就可以立刻出手干预，而制止西班牙的则是外部的经济危机，而且一冲即倒。
其实发展公共工程并不能一概否定。但要有几个条件。一是国家得有足够的资金，至少不能完全靠借贷。二是国家确实需要，不能出现浪费型重复建设。三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如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 2008年，中国出台四万亿救市资金，用于公共工程就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但西班牙又是什么状况呢？
先看高铁。西班牙的高速铁路已经长达2200公里，超过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但西班牙的国土面积仅50万平方公里，只是中国新疆的三分之一大，却修建如此密度的高铁，显然属于投资过度。所以，在西班牙出现价值1000万欧元的车站每天却只有19乘客使用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再看机场建设。西班牙的公共机场共有47个，其中只有10个是赚钱的。西班牙的机场梦做了三年，投资5亿欧元，完全是失败。一个离马德里250公里，有260个居民的村庄为了建机场而借债4百万欧元，人均欠债16000欧元。
而西班牙只所以出现这样疯狂的借债和建设，则完全是各级政府追求政绩和权力所致。因为只有经济迅速发展了，才能有选票，也才能赢得连任。至于以后还债的事情，哪就是其他政党的问题了。但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监督失灵了呢？首先，西班牙是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只有控制议会的政党才能出任首相。显然议会怎么会反对本党领导人的决策呢？其次，疯狂投资过程中，短期内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有谁敢违背社会主流民意？就是反对党心知肚明，也怎么敢逆民意而为？更何况，在这疯狂的投资过程中，得益还主要是各大财团，做为政治献金金主，又有哪个政党敢于得罪？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不出危机则已，一出则必然是全局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因为只有纸里包不住火，真相才会大白。希腊如此，美国如此，各主要西方国家都如此。
然而，等到问题彻底暴露之后，不管哪一党却会发现，无论是谁都没有多少解决之道。以西班牙为例，西班牙新政府只能在削减财政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进行平衡。西班牙要把公共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指标是从现在6%降到2012年的4，4%----相当对节省170到200亿欧元，但这些钱从哪里来？在无力开源的情况下，只能节流。这里面，健康和教育则是主要节约的对象，因为这两项开支占西班牙各地区独立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但却面临民众的强烈抗议。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以来，西班牙工潮、民潮不断的原因。这也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轰轰烈烈持续八个月的原因，他们的口号是要求民众弃权不要投票。情况更差的希腊则不再新建学校，同时关闭近800座校园图书馆，甚至……甚至5到18岁的孩子发放教学光盘，以取代更为昂贵的书本！一个连教材都负担不起的民主国家还有什么值的肯定之处？
当然西班牙并不是孤案，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也是一样。今年11月9日，美国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政府宣布破产。该县破产规模达41亿美元，刷新了美国地方政府破产记录。今年8月，美国最小的州，罗德岛州上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中央瀑布（Central Falls）城也宣布破产。这个人口不足2万的小城市之所以破产，主要是因为它曾承诺发放8000万美元退休金。该退休金计划于今年10月用完资金，但却造成了当地巨额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这笔8000万美元的退休金相当于该市总基金预算的五倍。另一个即将破产的新泽西州哈利森（Harrison,NJ），破产的原因竟然是由于该市为拉动旅游业而投入2亿美元兴建红牛体育场。美国历史上已有600多次地方政府破产，大多数是因为政府发债太多，超支后又无法多征税补缺口，再遇上经济不振，不堪重负下只能关门大吉。地方如此，中央也一样。一向以代表中下层民众自诩的民主党上台之后，强力推行全民医疗保险。本来，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险，这确实是美国的耻辱。医疗保险也确实需要建立。但谁都知道医疗保险的建立需要巨额的资金，如果经济环境好，无可厚非，但在全球经济危机而且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奥巴马声称宁愿只做一任总统也要强行立法推行就非常令人不解，也非常令人质疑其政治才干。这背后恐怕还是和选票有关。所以，奥巴马执政以来，其债务以更迅速的速度攀升，目前已突破15万亿美元，今年就要达到GDP的100%。也难怪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罕见痛批美国：“停止指责别人，好好管管自己”；他说，美国人需要解决国内的一些问题，这是美国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在亚太转了十天高调声明要重返亚洲的的奥巴马,难道真的不知道此时美国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吗?难道真的希望占领华尔街演变成占领白宫吗?)
比较典型的还有意大利。2008年，深陷招妓、性派对丑闻以及腐败起诉的贝鲁斯科尼意外再次赢得大选。而其诀窍就是取消居民住宅的房地产税。而贝鲁斯科尼胜选后继续花天酒地，终至把经济推到不可收拾的境地。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负债居然高达1.9万亿欧元（近3万亿美元）,已和中国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不相上下。而当贝鲁斯科尼被经济危机赶下台后，走马上任的新总理第一个要恢复的就是这个房地产税！老百姓就这样被政治人物骗了又骗，走了一圈又一圈，又回到原点----奥巴马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又将被上台的共和党废除。不过民主党在未来又可以打着建立医疗保险的口号再忽悠一下选票吧。
其实西方的问题过去、现在一直都有人对之有着清醒的认识。最近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表示，在美国和部分欧盟成员国政府领导人选举前夕，“为拉拢选民而背离理性”的政治不确定因素，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但问题在于每隔四年，这种“为拉拢选民而背离理性”的现象就重演一遍！从而一而再的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
不过放眼西方，还是有两个国家非常不同，一是德国。德国目前堪称发达国家中唯一健康的经济体。其出口强劲，经济增长稳定。本来发达国家依赖出口的就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更令人奇特的是德国的出口产业都是传统的制造业而不是高新技术。为此我曾请教过法国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的结论是国民性。德国虽然有健全和良好的福利制度，但这个民族勤劳、爱储蓄，对国家义务感强----这和中国非常相似。虽然工会强大，但工会并不总是站在工人一边，更像是政府和工人之间的调解人，促使双方妥协。德国的政治家也富有牺牲精神。施罗德时代就进行大胆和痛苦的改革，为此他还输掉了大选。但他的政策却取得了成功。世人都承认默克尔时代的经济增长要归功于施罗德。德国的民族性，克服了民主制度的不足，但德国模式，显然不可复制。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民主迎合了它们的劣根性（或者人性的劣根性），从而将这种制度的不足加以放大。
当然德国能够在西方世界如此不同，也与中国的强大拉动密不开分，以致德国媒体忧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将威胁到国家安全。但客观来讲，中国仍然只是非常重要的外因，它的表现出色还是要归于内因（美国的危机何尝不是呢？）。除德国以外，另一个表现不同的国家则是澳大利亚。如果说德国模式的成功是由于国民性，而澳大利亚的与“西”不同，则基本上要归于中国的崛起。崛起的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持久增长的发动机----从1992年至今，这一增长从未中断过，在工业国家创下罕见的奇迹：失业率控制在5.2%，公共债务微不足道， 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2%。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最大的转折出现在2007年，中国在那一年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经济合作伙伴国。今天，中国吃掉了澳大利亚对外出口的22.6%----1995年时，这个比例只有5%。正如澳大利亚女总理吉拉德所说：“在这样一个亚洲世纪里，我们过去的弱处—比如我们依赖原材料过活，比如我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劣势，现在统统变成了我们的王牌”。但是拥有丰富的资源同时又在中国的有效经济半径之内，也同样是可遇不可求。（不过，假设中国模式失败，西方也不会再有一个成功的个案了吧）
制度的划分有许多标准和角度。西方就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二分法：不是民主就是专制。但现实世界显然并非如此。过去，我曾提出过当今世界制度的三种模式：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世界则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但实际上，还可以根据执政者拥有的权力进行另一种划分：一是西方有任期制限制的以个人领导为核心的体制。二是中国有任期限制的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体制。三是阿拉伯社会没有任期限制的以个人领导为核心的体制。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阿拉伯社会，他们这种模式产生的领导人都拥有十分巨大的权力，而且在现实中实际上很难受到制约。比如美国，总统选举产生之后，他拥有一切人事权包括对外大使的任命权、大法官的提名权。国会即使不批准，总统也可以利用国会假期自行批准。另外虽然国家间的条约和发动战争需要国会批准，但美国总统却可以签订双边协定但实际上却是条约的方式回避。这一次西方发动的利比亚战争，美国做为参战国却没有通知国会，其理由这并不是一场战争。阿拉伯社会大同小异，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形式上的选举或者世袭），都拥有类似巨大的权力。由于所有的人都是领导人一手任命，自然在决策过程中很难听到反对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想打伊拉克，其他所有部门就只有全力配合的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投其所好制造假情报。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问题最后越滚越大的原因（不过小布什确有表演才能，他声称权力是要关在笼子里，而他自己就在笼子里和大家讲话。只是他这八年是如何关在笼子里的呢？如果他关在笼子里还能把国家搞成这样，美国还真的就没有希望了）。不仅如此，由于权力使用的强烈个人色彩，即人治色彩，也往往对国家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比如小布什时代推出登月计划，到了奥巴马时代就将之取消。而此前的投资也都打了水漂。虽然其取消的理由是经济危机，但何以在经济危机期间就要推行成本更高的医疗保险制度呢？
从拥有巨大权力的角度讲，西方仍然是封建王权制，只不过权力的产生不再是世袭，而且有任期限制。但在当代，在拥有巨大调动全社会资源能力的今天，一个不合格的领导者在其任期内就能将一个国家变的面目全非。我们不妨想想当小布什上台时，美国是什么状态，八年后，当小布什离开时，美国又是什么状态？
而中国有任期制的集体领导模式，不仅避免了西方和阿拉伯社会模式的弊端，同时还避免了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所无法解决的“坏皇帝”现象。如果非要用民主一词来定义的话，西方在权力的产生过程中引入大众民主，但在权力的拥有和使用过程则缺乏民主。而中国的权力交接既非西方的全民普选，也非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世袭，而是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长期的考察、培养和选拨，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实是各种力量共同做用产生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的分配上保证不会出现西方一个人拥有巨大权力的现象，从而也从制度上做到了决策民主。
关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自己还是十分赞同日内瓦外交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的一个结论：这只是历史的偶然，而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本人曾戏言，西方有两样好东西不适合中国：一是民主，二是足球。不过考虑到现在西方的经济危机（已有网友向我抗议，说中国的足球还没有西方的民主这么差），这个戏言出于严谨，还是略微修正一下较好：西方有一样好东西不适合中国，那就是足球。
法国巴黎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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