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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谁分我的生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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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谁分我的生命蛋糕？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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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_jicai 47分钟前
《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连载10
下 篇
在漩涡里，一边陷落一边升腾（2001-2013）
一、谁分我的生命蛋糕？
生命的洪流缓缓穿过世纪末深邃的峡谷，流入新世纪；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进入一个辽阔、闪闪发光、无边无际的时空里。
生命跨越世纪是奇妙的，而且绝不会平平常常。
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就不期而遇地碰上两件事：一是天津大学要建立一座以我的姓名为院名的学院，聘请我为院长和终身教授；二是我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我并没认为这两件事会改变“今后”的我，甚至以为它们不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
那时，我以为这个民协主席是个闲职，挂名而已。头一年的年底，在北京一个会议上,全国文联书记高占祥对我说，民协要换届了，文联很希望我去做民协的主席。他说历史上民协主席常常是有影响的作家，比如郭沫若、周扬、老舍等，这个民协主席“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你不做驻会主席，不必来北京，重要的活动露个面就行了。”还强调，“民协需要你的影响力，这件事虚大于实。”我一向偏爱民间文化与艺术，心想这么一来，还会与自己喜欢的民间的东西有更多的接触，便同意了。
再说天津大学要给我建立学院的事。这在当时，“名人进大学”不过是一阵风。中国喜欢刮风，喜欢起哄一样做事。金庸进了浙大，王蒙进了青岛的海洋大学，还有几位作家也都电闪雷鸣般地进了某某大学，在舆论里闹得很玄，可是只开花不结果儿。金庸并没在浙大带学生，王蒙也只是每年去青岛很潇洒地做几次演讲，平日照旧在北京一本又一本写他的小说。再说，我也不调进大学，仍在天津文联做不上班的“主席”，平时依旧在家中写作，或在自己的画馆待客。我之所以答应建院这件事，想法挺浪漫，就是将来下巴长了长长的胡须时，以大学为归宿，静下心来带几个研究生做些文学与绘画的研究。我对文艺理论与艺术史都有兴趣。
然而，没想到天大对我的想法挺大，而且很实际。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是理工科大学，做事向来务实。2月3日开过一个隆重的聘任仪式后，紧接着就请我到校园里选地，要盖院舍。我看上青年湖边一块阳光通透的篮球场，大约有六亩地。当时说好盖两三千平方米，书房、画室、交谈间、会议厅、图书馆和美术馆，再加上一个小花园。没过几天一位留德归来、才气逼人的青年建筑师周恺来找我。1990年我去德国波鸿大学访问时，他正在那里念书，听过我演讲。他说：“我想给你盖一座现代建筑。”
我笑了说：“随你，我也喜欢现代建筑。”
他说：“我要把墙盖得和房子一般高。”
我听了一怔，说：“我可不想蹲在炮楼里。”
他说：“我要在墙上开出一些大小和形状不同的方洞。那是一些挂在墙上的巨大画框。画框里的画是活的。天上有云时，画框里就有云彩，鸟儿飞过时，它就在画框里飞。”
我说：“想法很美，你设计这些画框时，建议你看看蒙德里安的‘格子画’。”
他说：“我也想到蒙德里安了。”
我笑了。我认为建筑是建筑师的作品，应该信由他的想象。我曾为此写了一篇小文《支持建筑师完成他们自己》。现在，这座建筑已是在国内外建筑界屡屡获奖的一件名作——这是后话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在周恺完成设计时，这座建筑已是六千多平方米，并且得到了高教部的批准，6月份就试桩了。这样一来，天津大学可就把我实实在在“关进”这座学院里了。它逼着我去想怎么使用它。我说过，我是个酷爱在空间里发挥想象的人。这座建筑对于我，绝不仅仅是由小变大，更要由虚度实。我如何在这么巨大的空间里营造自己理想的世界？
那时我在北京兼职很多，虽然多是挂名的虚职，但一些重要的会不好不去。每每开完会回天津时，常常顺道跑到高速路口附近的“古董村”吕家营和高碑店，买一些大件的石雕和木雕，准备将来摆在学院的大楼里。由于当年在爱荷华时参观过的那座保险公司对我发生的影响，我很想把自己未来这座学院办成一座艺术博物馆式的学院。我把从北京和各地收集的艺术品与古物堆在画馆的里里外外。有北宋的翁仲、东魏的佛首、乾隆二年砖雕的司马光家训、嘉庆九年大漆的彩绘屏风，以及昔时山西豪门的马车与上马石。我把自己未来的学院想象得很棒。
紧随其后便是民协的工作，没想到民协更实。
二月份天津大学为我开过建院的会议之后，三月中国民协就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换届大会。民协是由数千名民间文化和艺术的传人、民俗学和文化学的学者组成的专业团体。我和他们并不熟悉，进到会场，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或者异国他乡。然而他们对我并不排斥，个个面带微笑表示欢迎。他们大多看过我的书或熟知我，愿意由一位众所周知的作家改换他们当时黯然的处境。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十二个文艺家协会中，作协、剧协、音协、美协、影协等等都很强势；都冒出过一些惊世骇俗之作震动社会，都有一批风头正健的艺术家为世人瞩目。民协却是一个例外。在骤然开放的大文化中，外来文化夺人耳目，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民间文化被冷落，被边缘化，被挤到一边，所以民协是最弱势的。民间传人更是默默无闻。中国文联一位领导对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把民间文化振兴一下？你对民间文化并不生疏，应该说很在行，你的小说不是有大量的民俗和民间文化吗？”其实我写的民俗和民协的民俗是有差异的。民俗学者的民俗是学术对象，我笔下的民俗是我的人物有声有色的生活；学者们的民间文化是一种研究素材，我的民风民艺是一种情感与情怀。我怎么走进他们的世界？我想我应该先到各个地域的民间文化中去跑一跑。
就是这么一跑——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浙江……我就掉进去了。就像当年在周庄、在宁波的贺秘监祠、在杨柳青。我一下知道了原以为中华大地上缤纷灿烂和无比丰厚的民间文化已是满目凋零。漫山遍野的奇花异卉什么时候凋谢成这个样子？在河北白沟几乎找不到一件我儿时着迷的泥模与泥玩具，而且那里早已成为北方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泥模和泥玩具了。在杨柳青著名的画乡沙窝走街串巷，也找不到一点与年画相关的踪迹。最终访到一位老艺人，七十七岁，早已搁笔不画了。这样的“遭遇”多着呢，特别是在北京的吕家营和天津的沈阳道乱哄哄的古玩市场为将来的学院寻觅古物时，亲眼看到一批批民间遗存如同落叶残花在眼前纷飞，我把这亲眼目睹的情景写在一篇文章《从潘家园看民间文化的流失》中：
我们最先看到的大都是硬木家具、名人字画、明清大瓶、木佛玉佛、文房四宝、柜中细软，以及种种精美的摆件与物件。人们拿老东西换钱时，总是先挑其中的精华。当这些家传之宝卖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寻些昔时旧物来卖。官皮箱卖光了，就卖老祖奶奶的梳妆盒；镜框里的画卖了，再卖镜框本身。堂屋里的竖钟和插屏卖了，便去卖厨房里的粮斗和月饼模子；过世的老爷爷的砚台笔洗卖了，辄去卖老人遗留身后的烟袋、眼镜、帽头、扳指、烟壶和老衣服。反正老东西总值几个钱。最先掏钱买这些东西的是洋人。洋人很看重我们这些古老的民间事物，将其视为文物；但我们却把民间的老东西当作过时的破烂，这就叫洋人捡了便宜。于是，民间文化源源不绝地流入市场。
市场是买方的。哪样东西有买主，哪样老东西便热销起来。于是从民间家居的各样物品，到各种作坊和商家的器具，再到手艺人千奇百怪干活的家伙——凡形制别样的，凡有做工的，凡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便有买主。这一来，九州各地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不同形态的生活文化就开始全面地瓦解，化为商品，纷纷跑到市场来。每一种民间物品来到市场，便表明这种民间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剃头挑子来到市场，表明老式的走街串巷的剃头匠连农村也没影儿了；年画木版走上市场，说明木版年画已经无人问津；整箱的提线木偶出现在市场，不是告诉我们这种有声有色的乡野戏偶已然绝迹于民间了吗？
从这十几年古玩市场上民间文化的大走向看，先是历史精品，后是生活文化；先是室内用品，随后是室外杂物。
当种种房契、地契、老照片、木匾、抱柱联、脸盆架、灯架、花盆、鱼缸、山石乃至家谱、祖宗画像和牌位都进入市场之后，便开始拆房推墙，将那些刻花的窗格、门片、花罩、梁木、牛腿、刻砖、门墩及石础拿出来卖。近五年，市场流行各省各地的花片中，既有江浙一带“千工床”上镂花的雕版，也有各地花样百出、风情各异、精美绝伦的窗扇。这些花片价格便宜，尤为“老外”喜欢。由于不属于文物之列，可以堂而皇之走出海关。就这样，大批古老的民居，优美的民间文化，成百上千年凝聚的文化元气，一哄而散了！
有一次我在古董村吕家营见到一个终生难忘的景象，我被一个山西的小贩带进一个个很大的库房。这些库房原先是农民存放粮食的地方，现在租给由山西和河北等地来的小贩卖古董。古董的来源自然都是这些小贩从自己的家乡搜罗来的。由于最早买中国古董的都是外国人，北京的外国人多，几乎所有驻京的各国使馆都有几个外交官是中国的“古董迷”。所以各地小贩就向这里的农民租房租地，“开发”出几个古董村来，方便寓居北京的外国人来选购。我惊讶地看到，一个库房内放着满地的各式各样的古老油灯，总共有一两千个；另一个仓库内全是各样色彩优雅又漂亮的彩绘的帽盒，堆积如山；再一仓库里各式各样的烟袋和拐杖，式样之繁多，数量之巨大，见所未见。给我的感觉——好像有一架神通广大的“吸取机”从中华大地上开过，数千年一切遗存瞬息间便被尽其所有、净光光的汲取一空。我们的文明史到底遭遇到了怎样的劫难？为什么我们没有痛感？
记得一次我和一位比利时人争买一辆精工的枣木轿车。我一狠心，花掉一本书的稿费。其实我不是非要这辆车不可，而是不愿意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么好的东西再让洋人弄走。
那些年，我们流失了多少宝贵的、珍奇的、独异的、历久经年而不可再生的民间遗存，谁知道？
中国文物流失的“狂潮”共有两次，一次是1840年至1949年间；一次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后一次主要是民俗文物流失，几乎是灭绝性的。
当年敦煌只一个王道士，如今的王道士已是遍布各地，成群结队，千军万马。
当年斯坦因身边只有一个中国的文人蒋孝琬，专门帮他鉴别中国古物，今天这种“知识汉奸”无处不在，是一群另类的盗墓贼。
我们真的太糟了——
“文革”中我们恶狠狠毁掉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又乐呵呵扔掉我们的一切。
可以说，我后边的“疯狂的抢救”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我3月19日被选为中国民协主席，当晚就在自己的日记上画一个圆圈，这圆圈是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是我的生命蛋糕。我的事情本来就太多，跨世纪以来短短的头两个月又增加了这两件事。我真要认真分配一下我的时间了，我要切开自己的生命蛋糕分给我的每一项工作。我先按百分比来设想和划分我的有效工作日，分开之后，再计算出一年中每项工作各占多少天。我是这样分配的：
写作 75天
学院 75天
城市保护 30天
绘画 30天
市文联 15天
全国文联 15天
中国民协 15天
党派 15天
小说学会 9天
政协 21天
从这个表格看，我给自己最多的时间还是写作。那时，我并没想到民协工作会用更多的时间。但是到了夏天里一次中国民协的主席团会议上，我提出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想法，随后在一次次专家论证会上，这个想法的重要性渐渐地被认识得愈来愈清楚了。当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件事必做不可时，便召开主席团会。我在7月14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要做的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行动。”这么一来，我给民协的时间绝不可能只是区区的十五天了。
要说服上上下下做这件事，我必须认真思考我们的理由。
后来，我在反思我们自己这个“历史”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遗产。我们在民间文化后边加上“遗产”两个字，这就与以往单纯的“民间文化”的概念大不相同。民间文化是现在活着的文化，民间文化遗产是过往的历史所创造的必须保存的文化精华，是一种历史财富。这个概念的提出，显然受到了法国人遗产观的影响。当时民协的秘书长向云驹问我：“民间文化是延绵不断的，遗产这条线划在什么时候？”向云驹的问题很重要，他是一位理论素养很高的学者，他要弄清这个遗产的时间界限很必要。我说：“我想过，是不是应该划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我们现在正是站在这两个人类文明的交替之间，或者说是站在文明史一个非常重大的节点上，农耕文化的精华是必需保护和传承的遗产。”他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认定之后，又在主席团中间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并达成了共识。
再一个是抢救。在现代工业文明猛烈地冲击下，我们对处于瓦解与濒危的民间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是抢救。我们现在抢救下来多少，后代就拥有多少。抢救是一种时代性的使命，必须付诸行动。
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使民协先前的思想理念与工作方式截然不同了。
在没有陷入行动的漩涡之前，我已经陷入思考的漩涡里。那时在民协的各种会议上，我不断把对这些问题的各种思考阐述出来，求得一致的意见。我心里明白，我们面对的问题无比巨大，这可是中华大地五十六个民族一切的民间文化。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文化到底有多大，多么丰富，现存状况多么复杂，做起来会多么艰难。反正，民协主席可不再是一个什么“闲职”了。历史把一个使命给了我——就是要做一件与民间文化命运紧密相关和不能不做的事。我之所以敢这么想，是因为背后有民协这个组织。它决不像上世纪初一些学者抢救敦煌遗书时只是一个松散的志愿团体。民协是公办的群团组织，会员有三四千人，中间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民间文化工作者，分布在全国，而且在各省市都有一级组织。如果目标一致，就是一支很大的强有力的团队，完全可以做起这件大事。老天真的是帮了我了，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
我知道，如此浩大的全国性的文化举动还是要经过官方同意，得到官方支持的。而且，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是政府，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如何说服官方并与政府协同一起来做，是我首要的工作。因此我还要进一步从时代、社会和大文化的背景上做宏观和本质的思考。我必须能够简洁又清晰地讲透文化遗产抢救的时代的必然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真正的思想，都是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而不是把简单的事物变得复杂。这也是哲学的本质。
这年深秋，我尊敬的钟敬文先生患病住进301医院。刘铁梁陪我一起去看钟老，钟老九十九岁，那天他精神分外好。他嘱我两件事，一是把民协停刊多年的理论刊物《民间文化论坛》恢复起来，他说民间文化界需要这样一个纯理论的阵地；一是近期他要在北师大召集一个“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座谈会，他已经约了季羡林、启功和于光远几位老先生参会，他病了不能出席了，希望我能到会讲个话。我告诉他这两件事我都会照办，请他放心。后来我们遵从钟老的愿望，把《民间文化论坛》恢复了。
11月23日我到北师大参加“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座谈会。钟老邀请的几位老先生全到了。我在这个会上的发言中，先对参会的大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做民间文化研究的，但你们知道你们的研究对象得了重病，正在大地上呻吟吗？”接着我以“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为主题讲了民间文化面临的时代性威胁与遭遇。讲到“由于文明的转型，原有的民间文化瓦解是历史的必然”，讲到在开放带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下，民间文化的弱势所面临的令人担忧的文化危机，又讲到我在近一年考察中亲历的民间文化种种濒危的现状。我说：“我们的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有一批在消亡。”“一旦它消失干净，我们的研究就没有对象了，没有生态性质的东西，我们也看不见，感受不到了，而且它们是一次性的，过往不复的。那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就有一个使命，义不容辞的使命，就是抢救！”“我们不能坐在书斋里，我们要把书桌搬到田野中去！”我第一次公开表示中国民协要像“1964年法国的马尔罗所做的‘大到教堂小到匙勺’的文化调查那样，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紧急的地毯式的抢救”，希望几代文化人共同投入。我这次讲话更像是抢救工程启动的一次预演，得到了大家积极地呼应。我心里很高兴，看来我们为抢救工程准备好的“理由”是有极强的说服力的。于是，我们拿出中国民协事先起草好的《抢救民间文化呼吁书》，请大家签名，形成合力。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很支持，先签了名，到会学者们也都踊跃签名。知识界的文化良知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与信心。
我的工作是要设法在国家那里立项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第一件大事就是受聘于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在北师大召开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会议。右起：于光远、启功、季羡林等
专家们共同发出紧急抢救民间文化的“呼吁书”，影响巨大，它反映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
我怎样划分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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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2 02:22:15栏目：普评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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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 发表于 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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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两极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