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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又有文化戴建业因讲古诗词爆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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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又有文化戴建业因讲古诗词爆红网络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阚兆成新浪个人认证 今天 09:31
62岁老教授爆红网络：有趣又有文化的人，到底有多可怕？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老头儿。
他满头白发，面容清瘦，笑起来时眼睛弯成两条缝，一口标准的湖北麻城普通话，讲话讲到兴头还会忍不住手舞足蹈。
这样一位丝毫没有明星相的人，却因为讲古诗一夜间红遍了抖音。
这个老头儿叫戴建业，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给学生上古诗词课，整堂课上妙语连珠、笑点不断。他讲课的片段被发到了网上，仅仅10天，他的抖音便收割了107万粉丝，获赞257万次。
因为，他太有趣了！
01
他讲课的画风是这样的：
评价李白时，他说：
在唐代，自我感觉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李白，他老人家牛的很，总觉得自己有股子仙气，他其实是个挺搞笑的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政治才干，在四十岁那年接到了唐玄宗的诏书召他进京：“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一看这德行就知道当不了官。
他讲李白的《赠汪伦》时说：
“那个鬼汪伦走了狗屎运了，李白的一首诗让他流芳千古了，后代人谁都知道唐朝有个农民叫汪伦。”
他谈到李白的朋友圈：
“杜甫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他去拜见李白，李白就忽悠他一起去访名山、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中途还遇见个流浪汉高适，从春天访到秋天，啥也没找到，后来杜甫醒悟了，不干了。”
他说，自诩为唐玄宗“观国宾”的杜甫不过是个“仓库管理员”：
他讲盛唐的诗歌时这样评价唐玄宗：
“对唐玄宗我们要宽容地理解，他雄才大略，有钱，懂音乐，会写诗，而且又是皇帝，当了20多年才开始腐败，要是我在那个位置，我估计5年就腐败了。”
这些有趣的段子在他的课堂中随处可见。
李白、杜甫这些我们印象中的“诗仙”“诗圣”，在他的课堂上成了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一下子就亲近易懂了。
有句很流行的话把有趣的稀缺与价值说得很到位：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那么什么是有趣？词典解释是给人们带来快乐。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传播快乐当然不是本职。但当诗词和诗人都被当今教育给神化之后，在古诗离我们越来越远之时，戴建业的存在，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他没有把诗词放在高雅神圣的高处，小心翼翼地供奉着、伺候着，他不是诗和诗人的奴仆。
他对古诗的讲解就像街头老伯拉家常一般，幽默风趣、又不失内涵和他自己的态度。
他像一个老朋友一样走进诗人生活的时代，走到诗人面前，撕下他们的伪装，直面他们的欲望与挫折、困窘和理想，然后把他们的诗掰开了、揉碎了，捏成幽默轻松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诗的内涵与意境一下子就清晰了。
有趣的本质是平等、真实与共情、理解。
他明白诗人们的好恶、习惯、交际、理想、挫败，所以他能够跟诗人们产生共情，能够以情读诗、以情讲诗，所以他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能够让学生们感到乐趣。
这就是有趣。
02
别致的诗歌解读法引来了人们对这个有趣的老头儿的关注。殊不知，这位在诗中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的老人不仅有趣，在现实中也是个“情场高手”。
作为一个擅长在课堂上举例子的教授，他总会不自觉地把例子引向年轻男女恋爱的话题，时不时地教小伙子们如何向小姑娘们表白，教小姑娘如何选择另一半。
这种“夹带私货”的讲课方式，既有内涵又接地气，以至于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之为“老戴”。
“老戴”不光在课堂上”谈情说爱“，新浪微博是他“谈情说爱”的主要阵地，他经常发表情情爱爱的诗词和感悟，其中不乏自己翻译的英文诗歌和小品。而他最经典的恋爱心得要数他在自己儿子婚礼上的祝福了，他是这么说的：
“好男人沿途都有好风景”纯属一派胡言，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有些异性远处看优雅迷人，走近相处可能难以容忍，因此，在婚姻上决不能相信“在野党”，要切记“妻子还是自己的好！”
这个感情丰沛的老戴，把感情倾注在诗词里、也倾注在自己的“糟糠之妻”身上，他坦言从未想过要“二度春”。他热情，但不滥情。他也告诫儿子要一心一意，是个合格的好父亲。
而有意思的是，如今满腹诗文的文学教授，当年还是“小戴”时，是个“数学少年”。
出生于1956年的“老戴”，年少时最感兴趣的不是文学，而是数理化。
他高中时数理化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很突出，曾获得过数学竞赛第二名。
他的人生轨迹本应是走向科学，但是因为爱情，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他喜欢上了一个天使般的姑娘。这个姑娘数学不好，但却喜欢读文学作品。为了跟姑娘有共同语言，他便开始读诗、读小说、读散文。
没想到“一入文学深似海”，他竟成了一个十足的文学青年，不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还学会了写作。
那时流行大字报，他作为一个半路上道的文学青年非常积极，四处搜集诗歌作为素材。
有一次他不小心把从别处抄来的几首诗寄到了当地的报社，在通讯不发达的当时，“抄来的诗”竟然被发表了，他一下子成了“名人”。
尝到了文学甜头，他便萌发了当诗人或作家的念头。
于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便填报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上了一所“有圆顶房子的大学”，成了个正儿八经的文科生。
之后，他留校任教，在讲坛上一站就是30多年。
这30多年里，当年那个因爱情由文转理的少年，如今已成了过耳顺之年的老者。他对爱情的理解，也像一瓶陈酿多年的老酒，愈来愈香醇浓厚。
“老戴”成了向往爱情又忠贞于爱人的“情场老手”，无论是指导儿子、还是指导学生都头头是道。
03
如果说有趣是他的性格，有情是他的底色，那么有义便是他的风骨。
何为义？就是公正合宜的道理。
作为一个文学系的老师，老戴显然是典型的“读书人”。
在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就被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人们心目中的读书人要么能够尽己所学指点江山、报效国家和人民，要么能够激扬文字、点评时事，促进社会的进步。
在这一点上，作为读书人的老戴当仁不让。他经常写文章，发表对社会、人生、教育、文化乃至环保等问题的感想。
他是一个从业30余年的教育者，深刻地体会到教育业的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因此，他拿起了文人的武器——手中的笔。
他毫不讳言地揭露大学的丑态：
“要是能看到大学里评职称时，教书先生们的卑微态度；要是了解每年评奖时，教授们到处求人的样子；要是得知为了争取到重大课题，很多斯文教授到处行贿的丑态；要是清楚教授和专家的许多论文，只是在为长官意志进行论证和辩护，我想社会大众更要向专家们脸上吐口水，更要朝教授们头上撒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教授’’专家’，真的不值得社会大众尊敬，甚至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面对有人号召“国人要善于低头”的说法，他悲愤道：
中国人从小就不仅懂得了“低头”，而且婴儿时就学会了磕头，可惜一直到死就不懂得要抬头，一辈子更是没有昂过头！中国人岂止“稍微低一下头”，我们低了一辈子头，可我们的人生道路什么时候精彩过？见鬼！
针对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刘培根在毕业典礼上的媚俗演讲，他毫不客气地说：“校长，别在毕业典礼上发嗲，肉麻！”
他也曾调侃周立波的高价演讲会门票：花一头猪的钱到他那里去买“思想”，还不如到洗手间去闻“香”。
他还调侃过余秋雨：
你要不知道什么叫“矫揉造作”，就去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你要不懂得什么是“恶心”，就去听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你要不明白什么是“肉麻”，就去看余秋雨先生的《我等不到了》。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就是这样眼里不揉沙的书生，他总是那个揭穿皇帝没穿新衣的人。
他曾惊叹鲁迅高产，但没想到自己也是写杂文和随笔的好手：两三年写了400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而他写这些文章的深层原因正是他对我们社会、教育和文化的关心。
但是这些有胆有识有骨气的言论，使他越来越受学生欢迎的同时，也让他成了令学校头疼的“麻烦制造者”。
校方认为：作为本校的教授，大批教育问题，会让人以为是自己学校的问题。因此，校方给他施压，不准他再讨论这种问题——一个最熟悉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却不能谈教育，这让他感到滑稽可笑。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搁笔，多年来，他在讲课备课之余，坚持用笔介入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活：不留情面地品评人物、一针见血地针砭教育、犀利尖锐地批评文化，坚持做一个有情有义、关心世界和人民的知识分子。
04
老戴对诗词讲解的走红，带给我们快乐的同时，也不免让我们思考大学的意义。
百年前，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非为有大楼之谓也，而为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
那么什么是“大师”呢？
大，是指知识体量大，就是博学、学术思想能够自成一家；师，就是教人读书、答疑解惑、为人师范。
大师，就是知识渊博、学术思想自成体系、能传道授业解惑又有所坚守的人。
但是，如今大学里一座座高楼起，能够安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师却不多见了。
老师们都忙着做课题、做项目、发论文，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好好备课、好好教学。
而大学的很多课堂上，学生是能逃就逃，逃不掉的课就只好身在课堂、心在手机。
上课变成了例行公事：老师只顾讲自己的，完成了课时；学生只管玩自己的，拿到了学分。双方似乎都达到了目的，但却唯独落下了知识。
这种高等教育的病态，让“高等”简直成了一个笑话。
显然，在这种病态的高等教育现状中，戴建业教授如一股清泉，为枯燥的大学课堂注入了生机。他凭借自己对古诗的精彩解读，不仅留住了学生，还吸引了一大批前去蹭课的旁听生。
有人说，读书无用是从学生放弃学习开始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学生放弃的不是学习，而是没有感情的机械灌输。
“老戴”们爆满的课堂就是最好的证明。
演艺界曾经流行一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早已不适应中国今日“流量为王”的演艺圈了，但是对于讲坛，却依然受用。
戴建业教授在课堂上的举重若轻、拉家常一般解读古诗，靠的便是他三十年的教学经验和他平时大量的阅读思考。
他常对学生讲：“屁股底下要垫几本书，才能坐得正、坐得直、坐得稳、坐得久。”
他自己也是这样：“大家觉得我用幽默的方式讲述盛唐诗歌，很好玩。但不是好玩就能学好诗词，讲课也不是瞎好玩，每个幽默解读的背后都是我长期读书的积累。”
十年磨一剑，不是虚心岂得贤。
如今，这位62岁的老教授已须发尽白，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
他很爱笑，笑起来眼睛都是弯的。他总是穿着T恤或衬衫，把它们扎在裤腰里——那是八九十年代流行的“外出腰”。
在华师的校园里，他经常推着一辆旧自行车，那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剩下的哪儿都响。
他的模样看起来落伍贫穷，他的头脑中却装着这个时代稀有的思想：他就是这样一位安贫守拙的人。
三尺讲台，谈笑风生；陋室之中，信手著文；与“糟糠之妻”恋爱；与莘莘学子论道；与万千网友分享古诗词中的绮丽诡谲。
戴建业，终归让世人看到了为人师、为人夫、为人父的最好模样。
当“大师不再”的消极论调甚嚣尘上时，“老戴”的出现，不免让人为之动容：他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呼唤的大师吗？
或许这个时代，我们缺的不是大师，而是戴老身上那一份对于文化的执着与坚守，缺的是一份传递，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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