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河北一村支书因超生户自杀被免职

2010年6月23日，我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中华论坛】普评制点评沈浩和小岗村红手印的关系
发表于：2014-04-02 05:44:10 作者:普评制 阅读:3118 参与:38 回复:5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9/44/18/4_1.html

文章指出：在中国大量的问题出在基层，可广大老百姓没有评判权，全都指望上面管，肯定是管不过来的，这就是现实情况。为了保证上下一致，提高行政效率，下面选举产生的领导如，香港特首得中央批准才行。上面委派的如，小岗村的沈浩得下面拥护才行。招聘得通过上面的审查，同时，下面也得拥护才行。

在中国特别是在最基层，老百姓没有评判权，想要消除贪腐、浪费和官僚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实行普评制每6-12个月由老百姓或者他们的代表对最基层的领导或者代表来一次信任投票，得票率低于51%的自动下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因为在这样一种极为严格的民主管理条件下，你没有真本事，想靠行贿、受贿当领导，还有这种可能吗？每半年贿选一次，这样的村干部还有办法当吗？如果你有真本事，还有必要行贿吗？

    小岗村的红手印就等同于普评制，为什么？这是因为小岗村的红手印，他所表达的是被社会和上级认可的农民意志。而不会被上级误判成越级上访，别的村子可就没这个待遇了。因为有了这个待遇，所以没有真本事的领导，在小岗村就站不住脚。

    小岗全村108户，1978年初冬，18条好汉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按下红手印，掀起了中国分田大包干式的改革运动。结果，“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

    分田大包干使小岗村一朝越过温饱线，同时也阻碍了小岗村顺利迈入富裕门。这就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04年2月，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村党委第一书记。

    他带着“大包干”带头人、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赴华西村、耿庄、大寨、西沟村、南街村等名村去取经，可从来没听说，沈浩强迫大家，按照他的意志去干这干那。这要是在别的村子，下派干部为了政绩工程，搞不搞强迫命令，那就很难说啦！

在“普评制”这三个汉字的背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支持；有科学管理理论的支持；有古今中外，无不认可的人心向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全力支持。

毛主席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讲，“领导就是服务。”还讲，我们工作的评价标准，是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这对政府领导来讲，就是最带根本性的约束。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体现了这一约束的最高标准。还有胡锦涛对沈浩所说的：“群众拥护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褒奖！”更为重要的是，
   

    有人们的社会实践在支持普评制：小岗村的红手印就是民评、民判，湖北黄冈市把在市直机关开展的“十佳三差”评选活动，直接交由服务对象和基层群众公开评议投票评选，社会反响良好。号称“新都经验”的新都区委实施对区级领导、乡镇党政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和事业单位负责人四个层次的民主测评，测评现场电视直播，现场公开结果，现场接受群众述职询问。成晓霞说：“法官独立不是无法无天，美国的法官敢无法无天吗？他敢无法无天，明天就得下台，因为美国的法官当了六年之后，老百姓要投一次票，可以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划个勾就把他给划下来。等等、等等……而最能体现普评制可以防止出现贪腐、浪费、官僚主义价值的典型案例是：
   
   上个世纪，深圳蛇口，袁庚的改革实践。参见

【中华论坛】袁庚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普评制是切实可行的真理
作者;普评制 发表于：2013-07-27 19:53:39 阅读:709 参与:15 回复:12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2/65/17/1_1.html

    同一块天、同一块地、同样还是那些人，“在袁庚离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发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袁庚离休，蛇口恢复干部委任制后，贪污、受贿案时有发生，甚至当年蛇口的优秀干部虞德海在离开蛇口后，因“土壤”不同了，也成了全国闻名的巨贪。”这一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这至关重要。（参见今晚报08、3、27、7版林丹《袁庚：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文）。毫无疑问，袁庚的改革，最可以防止出现贪腐、浪费、官僚主义的，是每年由群众评判一次管委会成员的制度。这是最关键的。

总而言之，是小岗村的红手印成就了沈浩，而沈浩又领导小岗村走出了困境，这就是沈浩和小岗村红手印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会怎样？下面请看，

河北一村支书因超生户自杀被免职 6个月后揭发镇领导
2014年06月16日07:43    来源：北京青年报
http://leaders.people.com.cn/n/2014/0616/c58278-25151399.html

原标题：一个被免村支书的“委屈”

艾连坤坐在龚堡村凌乱不堪的老房子里，期待着一个正名的“结论”

艾连坤举着自己的账本和借条

艾连坤的“超生费”账本

●超生户服毒自杀后，为“大局而保持沉默”的艾连坤，6个月后“变卦”了

●对于私自违规征收超生费，艾连坤说：“我自己能干这个事？”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五年前，因在汶川地震后捐款1000元，艾连坤上了当地电视新闻。五年后，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但这回，他说自己太冤了，简直比死去的艾广栋还憋屈。

2013年12月4日早上，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一笔6220元的社会抚养费，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卖完玉米，超生户艾广栋服毒身亡，留下5个孩子；村支书艾连坤因此被开除党籍，县里通报称，他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是私自行为。

事发后当事人艾连坤很快“失联”，电话无法接通，人也“消失”了。但近日，他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讲述自己如何在上级镇领导的安排下，为大局而沉默。

51岁的艾连坤说，村民服毒一事被媒体报道后，河北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曾来调查。当时一名镇领导劝他承认是自己要去收费的，跟镇里无关。对方抛出一句充满想象空间的承诺——“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艾连坤信任“领导”，尽管身不由己。他把自己看成一枚棋子，沉默地遵守着所谓的规则，在陌生的调查人员面前承揽下所有是非、在邻里乡亲中间避开异样的眼神……

可这事儿好像永远翻不了篇，憋屈如只进不出的气体，他感觉整个人快要爆炸。时隔6个月，他，不想再沉默下去了。

超生户死后村支书“消失”

艾广栋死了。这则消息传遍龚堡村，是在2013年12月4日。

2013年12月底，龚堡村启动年内最后一次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育有四女一子、超生三胎的艾广栋家，成为被“做工作”的第一户。

迈进艾广栋家门的，有村支书艾广坤、村主任郝广军、镇包村干部杨学友等5人。艾连坤记得，在做了一番工作后，艾广栋及妻子谢玉凤同意卖玉米折抵超生费，多年欠款就此一笔勾销，上面给开结论证。

然而至今令人不解的是，次日，走进位于村西头的村支书家后，艾广栋被发现喝了农药……

12月8日前后，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发了舆论对违规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的强烈关注。

艾连坤“消失”了。这是事发后死者家属给出的说法。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数家媒体记者赶到邱县调查此事时，也没能联系到艾连坤，其手机一度显示无法接通。

“我哪儿也没躲。”时隔6个月，提起这事，艾连坤还是很委屈。他嗓门拉得很高，露出缺了一半的门牙。

在一旁默默倾听的妻子，瞅着窗外，忍不住提醒，“你嚷什么呀，小点声儿说。”

这家人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事情淡化后，楼前后每天都有两人分开晃悠。这起先并未引起艾连坤妻子的注意。后来，这个细心的女人发现，两人脸熟——“镇上的人”，她最先作出结论。

至马年春节前，这俩人才没再出现，夫妻俩才敢在家里大声说话。

艾连坤说，出事后他没有申辩的机会跟场合。而到艾广栋家实地采访的记者，倒是会被县、镇两级的工作人员客气接待，一路陪同。

当时网上言论几乎一边倒，认为是村支书“强卖”玉米，逼死了超生户。作为在场的唯一当事人，艾连坤讲述的版本中，对方进来坐到沙发上，只说“支书，我喝药了……我没本事……”

他强调，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艾广栋说过服毒并非针对自己。村医王志国、村主任郝广军、艾广栋二哥等人都在场。村主任郝广军记得，车经过镇政府时，艾广栋挣扎着要下去，“劲儿大得很”，嚷嚷着不去医院，说死到镇政府里才不算白死。

艾广栋妻子谢玉凤也未察觉到促成丈夫作此选择的蛛丝马迹。谢玉凤只记得，玉米被拉走后，丈夫蔫头耷脑地坐在门口，为一家六口的生计忧心，夜里翻腾到12点才睡。“他太老实，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卖玉米）”。

12月4日以后，除了到镇里、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艾连坤大部分时间呆在镇上的家中。事发前三天，他跟妻子搬进了镇上这栋新居民楼。

出事后，家里多了固定的客人——镇工作人员每天到访，从早到晚陪守，其间有人负责安抚他家人的情绪，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忍一忍。

要求采访的记者电话跟着也来了，有在场的镇里领导提醒“别接受那些记者的采访”，不利于事件处理。

“垫付”账本与15%返还

服毒事件有了结论。2013年12月12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邱县政府回应，“近期在县里没有安排的情况下，龚堡村村支部书记艾连坤、村委会主任郝广军和村会计杜云杰等3名村干部，找到艾广栋家，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借口，要求其缴费。”

县里主管计生工作的负责人介绍称，“按照规定，任何村干部和乡镇政府干部，都不允许私自违规向村民征收‘超生费’。”

作为当事人，艾连坤被免职并开除党籍，另两名村干部也受到处分。此外，事发当天，“前去找艾连坤办理公务的梁二庄镇包村干部杨学友，因未及时制止村干部违规行为，被处留党察看一年；梁二庄镇包片干部何孝峰因对事件发生疏于监管、工作失察，被处党内警告处分。”

“我自己能干这个事？你觉得我作为村干部，是想收就能收这超生费？”6个月前，艾连坤只是如此反问，并未直接否认；6个月后，他翻出书面证据，想推翻县里的“结论”。

“证据“五颜六色、新旧不一，既有很随意的手写收条、盖着梁二庄乡财政所公章的“暂存款”单据，也有正规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此前，这些票据被细心地夹在信封、日记本里，最早一张落款为2007年，艾连坤刚当上村支书那一年。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着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按理说应该开给缴款人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大部分都被留在了村支书手中。出发点据说是为了“将来说得清”。艾连坤解释称，部分村民实际未缴齐社会抚养费，都是村干部先垫付的，所以“开回来的票”，就留在了自己的手中。

北青报记者此前调查中发现，该镇存在“按人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现象。有村干部反映，镇里会分解指标，每次摊下来人均30元左右。完不成的，村干部、镇包村干部就要自己垫钱补齐。

艾连坤自己也记着一本“超生费”的账，上面还有村干部垫付情况。

但此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梁二庄镇主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李邯英明确否认向村里摊派任务。其强调，社会抚养费是由县计生局征收的，乡镇不负责也没有参与过。

此种表述，包括服毒事件后的政府措辞，与多名村干部收集的票据存在矛盾。

在龚堡村村委会的账本中，有多条“某某村干部垫交超生费”的记录。该账本由县里统一发放，首页盖有“邱县建账监管专用章”。

2013年，为了垫付超生费，艾连坤及村主任郝广军还曾向农村信用社借款。4月、9月，两人两次联名向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共计23000元，至今未还上。

被问及事发前为何愿意不断“垫钱”，艾连坤表示，总设想着可以以后找补回来，比如从出租集体土地承包权的收入中再划取。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北青报记者对其他村干部的采访中。

村会计杜云杰说，实际上龚堡村委会几乎没有额外收入来源，不像其他村还能卖地、办企业。部分村干部工资也用来垫付了超生费。

此前，有知情人透露，完成征收任务的，乡镇会将超生费的15%返还到村级。不少网友认为，村干部催缴超生费的“积极性”恰在于此。

听到这种说法，杜会计的表情有点哭笑不得。他从专业角度讲述，所谓的返还，是乡镇以“财务拨村款”名义给打个条，实际并没有返钱，但是可折抵超生费。这个“条”没少困扰他。因为下账时还要虚拟一些名目比如种树、修路等，把这笔实际并不存在的财政款给平了账。“否则有人说是我们贪污了，还能说得清吗？”

知情人透露，就在今年5月下旬，镇里要求村委会“下账”，旧账本的记录要统统腾挪到新账本中，但被要求不能再出现“垫交超生费”一项。

“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艾连坤变卦了。2013年12月11日上午，北青报记者第一次拨通艾连坤手机时，他曾同意下午在镇上找个地方见面，澄清事实。

但下午他并未出现。电话里的他，吞吞吐吐，称领导告知他是党员干部，不能直接接受采访，得经由上级统一安排。

2014年5月6日，在自家客厅里，艾连坤指着北青报记者所坐的棕黄色皮沙发说，“跟你打电话时，梁二庄镇领导当时就坐在你那位置。”

据了解，当天稍晚时候，“镇里”给艾连坤及郝广军一个神州行的新号码。而旧卡被抠出来后，镇纪检委的工作人员直接收走了。另外两名村干部也被要求上交手机卡。其中三人，都是到艾广栋家征收超生费的直接执行人。

艾连坤说，手机卡都被更换了，无法继续用原来的号码与外界联系。

有一段时间，他沮丧，半夜2点醒来，翻来覆去就是再也睡不着了。网友是看不见摸不着，但街坊邻居是实实在在的，村民的误会让他“抬不起头”。

当时为何沉默？据他自己称，是因为镇领导的一句承诺。彼时该事件刚被媒体曝光，河北省计生委工作人员来邱县调查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

在来接他的车中，艾连坤木木地缩在棉衣中，话不多。车内当时还有时任镇党委书记的王晓宁及包片干部何孝峰。针对可能会被省计生委人员追问的问题，乘客间进行了一轮“预演”。他一路就被叮嘱，接受“上面”询问时，要说收费这事是个人行为，与乡里无关；更不能提按“人头”收超生费一事。

作为对牺牲的回报，他记得王书记在车里说过，“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而事后，在办公室里又许他一句“一个镇里还养不住你？”

“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了，咱还能追着问怎么养不成？”艾连坤记得，对方说给个乡镇公务员的待遇。

镇党委书记王晓宁陪艾连坤走进的，是当地最高档的金凯悦大酒店——这是一处政府指定公务接待点，位于县城中心地带，装修气派。

艾连坤患有白内障，进酒店后甚至没看清电梯停在了哪个楼层。但签字那一刻的画面，却像直接印进大脑里一样。接受完询问，工作人员严肃地递过记录，让他确认后签字、按手印。他接过那几页纸，密密麻麻的字，凑到眼前，其实还是看不清。想到上面记录着他言不由衷的交代，抬起的手指在半空犹豫了一下。

大红的手印按了上去。艾连坤觉得，屋里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工作人员端着水果朝他凑过来，脸上露着笑。

都解放了，他在心里念叨着。

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

日历上的2013年翻篇了，烦恼却没跟着翻走。大年初一，艾连坤回村里拜年，发现自家院子寨门前有堆烧尽的纸灰。而事件刚发生时，寨门铁丝就被剪断，屋内物品也被扔到地上。艾连坤妻子说，腊月二十九，艾广栋的老婆谢玉凤还曾找上门来哭诉。

死者家属拒绝和解，认为艾连坤对死者的悲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仇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早先，艾广栋入土下葬的地方，就在艾连坤的承包责任田里，距离他家旧宅约二三十米。

“这是杀夫之仇。”提起艾连坤，北青报记者面前这名说话慢条斯理的温和农妇，脸上罩起了一层冰霜。谢玉凤看来，她丈夫去艾连坤家之前，是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之后却在他家出了事，又没有第三者在场，艾连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太憋屈了，艾连坤就想着把事件原原本本讲出来，给自己正名。他曾寄希望于镇政府调解与死者家属的关系，但没有下文；他又想要回曾垫付的超生费，也不了了之。

正月初八，新工作来了，艾连坤被镇里派驻到小侯仲村当包村干部，领一个月700元的工资。他失望地补充——临时工的标准。

目之所及的，距离当初那句承诺都有点远。与上面沟通也越来越不顺畅，亲口给予承诺的王晓宁书记，艾连坤说，他打过很多个电话，对方总说再等等。年后没几天，王书记调去新马头镇当官。

再联系，对方说在开会；再后来，电话都不接了。与上面的沟通，成了独角戏。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把票据摊开又收起来，有点手足无措。

昨天，王晓宁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确认，曾陪艾连坤去到金凯悦酒店接受省计生委调查，不过他先到，没提前同艾连坤见面或交流，否认曾让艾连坤揽责，也未说过“留着青山在”之类的话。

王晓宁开始称安排艾连坤在镇里上班，做工勤工作，后来再打过来，向北青报记者更正不存在在镇里上班，解释称“看在他（艾连坤）曾在村里搞服务，镇里给他在一个社区里安排，也是为了照顾他生活”。

“我的问题能解决吗？会受到打击报复吗？”他心理时有顾虑，明知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却还期待一个标准答案。他甚至拿死去的艾广栋做比较。

艾广栋之死，改变了他5个孩子的命运。他们失去了家里庇护的大树，也得到了父亲生前所不能带给他们的生活。

家里四间破旧砖瓦房已经被修葺一新，政府为其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尽管款项尚未到位。4个小孩的上学费用也有了着落。死者家属还获得一笔数额不算太小的抚慰财物，包括镇上一处楼房。

6月12日晚，艾连坤收割完十几亩地的麦子，正赶回镇上的家中。望着车外残留着齐整麦茬的田地，他很突兀地冒出一句：“五年前，我就是新闻人物了。五年后，我又成了新闻人物。但这一回太憋屈。”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元，当地电视台还来采访。民政部门开具的收据，至今已经发黄，还被当宝贝收藏着。

这名被裹挟进“超生户服毒自杀事件”的前村支书，还在期待一个正名的“结论”。（记者 孙静 摄影/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