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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采访王光美把真相告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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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点评采访王光美把真相告诉人民
孙兴盛这篇文章写的好，他把历史真相告诉了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使我们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金冲及《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非常好，文化大革命不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在邓小平的心里的确种了一个大牛痘，因此，他才有可能果断处理六四事件，使我们成功避免了类似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台湾乱象那样的历史大悲剧。尽管为此他挨骂不少，可我们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他。请看
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邓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三卷第252页）这正应了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上的进步来作补偿的这段名言。
苏联的解体，是1991年震撼世界的大事，也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大事。它影响深刻久远，为世人所瞩目。苏联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样一个具有近70年历史（1922年，列宁亲手缔造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拥有2240万平方公里土地、2、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什么“呼喇喇似大厦倾”，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任、1989年开始实行全国人民代表直选制短短几年就演变和解体了？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的重大难解之题。
1988年6月，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并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口号，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改革苏维埃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目的是逐步削弱苏共的领导地位。接着，从1989年开始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是对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的贯彻。“民主激进派”首领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利用人代会竞选机会纷纷当上了人代会代表、苏维埃主席等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的权力为他们所攫取，从此，苏联政局演变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引自出版者的话《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原著阿·亚·索布恰克 编译徐小海、姜秉新、朱小莉、周红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1992年3月第1版）
本书第一章是戈尔巴乔夫式的选举,我看完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在车站、广场、大街上几乎一模一样的有发宣传单的，有谁也不认识谁突然之间就在大马路上开始大辩论的，有宣传车开着大喇叭在广播最新最高指示的……。
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曾引用过一个顺口溜：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还在搞。宋鲁郑讲：至少看看媒体，确非夸张之言。文革我们搞政治挂帅，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台湾现在搞意识形态挂帅，宁要台独，不要福祉。文革两派最常用的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台湾现在最常见的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多么相似啊！
下面我把孙兴盛、金冲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让大家容易对照研究。我的点评则用中括号括起来，以示区别。
马迎春2010.4.20草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大跃进的时候，明明考察出问题来了，就是不对群众泼冷水，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其实，在这个时候泼点儿冷水才是对群众积极性最大、最有效的保护。要不然会饿死人哪！当然，我们没有权力苛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那个时候从上到下、从领袖到大科学家全都被热情冲昏头脑，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多少年之后，当事人还津津乐道。可热情不能当饭吃，激情燃烧的再旺也无法代替科学。“信阳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从根上说，就是村民老百姓对村干部没有评判权。假如村民百姓对村干部每年搞两次信任投票，得票率低于51%的自动下台。试看哪个村干部胆敢虚报粮食产量？没有人胆敢虚报粮食产量，那“信阳事件”还会发生吗？这才叫釜底抽薪，彻底解决问题。
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论断。
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可以概括为根本制度。包括民主集中制、禅让制、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普评制、走婚制、专偶制、等等这些足以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的根本制度，是最带根本性、最带普遍性的组织保障，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基因。
人类原始社会的组织基因是民主集中禅让制，人类封建集权社会的组织基因是世袭制、终身制、官僚制，人类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基因是普选官僚制，人类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基因是民主集中禅让普评制。
什么叫人类社会的组织基因？简单讲，就是鸡蛋孵出来的一定是鸡，鸭蛋孵出来的一定是鸭。实行世袭制、终身制一定会使封建王朝复辟，实行普选制一定会使资本主义复辟。你比如，
英、法两国革命的大功臣是克伦威尔和拿破伦，尽管他们在执政期间，全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所实行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封建王朝的全面复辟。直到光荣革命和巴黎公社之后，他们才在政治上安定下来，并走上中兴之路，可在他们的旗帜上并没有明确废除世袭制和终身制。
马列主义太注重废除私有制啦！以为只要把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主义就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本应该明确废除终身制，更不应该接受普选制，这就为斯大林、毛泽东所犯巨大错误和苏东巨变埋下伏笔。先进的经济基础不是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能够代表先进经济基础的代表人物提出先进的上层建筑理念，然后通过十分复杂的变革、斗争的过程，才有可能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全面实行“公私合营”、“一大二公”的结果是给社会主义帮了倒忙，就是明证。在这个问题上
你如果不把计划经济关进笼子，那就会产生官僚经济，最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危害国家，危害百姓。你如果不把市场经济关进笼子，那就会产生经济危机，最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危害国家，危害百姓。
我们只可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把权力、民主、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全都关进笼子，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个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 】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１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
“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金冲及：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网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1755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上）
——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孙兴盛
今晚报 2009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 五 第32版
不可回避的问题
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对这个问题始终没能认识清楚。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列宁全集36卷619页）它“仅仅从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它方面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选集4卷693页） 鲁迅说：“凡是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参见《狂人日记》）
毛主席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选1卷103页）。有了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对领导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并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而使次要矛盾和其他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参见毛选1卷310页）对这个主要矛盾，刘少奇同志早就有所认识，他曾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刘少奇选集下集303页）列宁也早就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列宁全集33卷196页）还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35卷552页）】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立新中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只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从终身制和官僚制这两个最带根本性的根本制度上去解决问题，结果问题没解决，还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假如，没有官僚制这些错误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犯的。换句话说，如果实行普评制，村民每半年评判一次村干部，得票率低于51%的自动下台，那村干部还敢浮夸吗？
假如，没有干部终身制，1959年毛主席就得退下来，成为老百姓。毛主席一旦可以成为老百姓，那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存在的基础吗？那还有可能产生“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吗？从那以后所有的灾难，还有产生的可能吗？由此可见，最带根本性的终身制和官僚制才是社会主义幼儿期所犯严重、超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又最符合逻辑也最为可信的说法。其他人不可能比王光美更了解实际情况，网上的那些说法，纯属臆测。我们应该感谢王光美同志，她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历史真相！她不出来说话，有谁出来讲这种话，老百姓会相信？！！！】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至于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王光美说，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上） （摘自《百年潮》）
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下）
——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
孙兴盛
今晚报 2009 年 12 月 4 日 星期 五 第32版
平心而论
我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认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为什么象“清君侧”、象文字狱、象乾隆晚年，宵小环绕、象以人划线、万岁！万岁！万万岁！等这些封建社会才会有的社会现象会在新社会重新出现？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新社会实行了人类封建集权社会的组织基因——终身制。如果你实行世袭制，那还会把一个新皇帝给造出来，就象拿破伦一样，没什么区别。】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站不起来。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念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 （下）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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