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村民选出的社会法官为何一言九鼎

　　村民选出的社会法官应该叫百姓法官或者还叫人民调解员，虽然以往人民调解员的产生有选举和聘任两种方式。但是，民主选举这块非常不规范，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对谁负责?因此，形同虚设，基本不起作用。

　　老百姓有了小矛盾，往往去找派出所，派出所管不了就去找法院，法院管不过来，小矛盾往往就会演变成大矛盾，甚至发生激烈对抗。白沙镇以前也是如此，只是因为白沙镇实行了家庭联户代表制，他们是用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选出的百姓法官，所以才从根本上改变了现状。到底如何?请看，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张立勇对法制日报《村民选出的“社会法官”为何“一言九鼎”》一文的批示

　　2010-05-15 09:08:28

　　感谢《法制日报》对河南法院“社会法庭”工作的高度关注和连续报道。在当前涉诉信访量居高不下矛盾纠纷大量涌入法院，案多人少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河南法院积极探索用民间的力量来解决民间的纠纷，创建“社会法庭”，《法制日报》对“社会法庭”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社会法庭”毕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省法院党组和我本人一直鼓励基层法院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认真解决“社会法庭”在“社会法官”的选任和经费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充分发挥“社会法庭”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作用。在中牟县委书记、县长重视下，该县通过联户代表的方式选任“社会法官”，既选出了群众公认的“社会法官”，又解决了“社会法庭”的经费问题。王永红庭长遇到的受案数下降的问题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创新性探索值得总结。请研究室宣传科予以关注，注意收集和总结基层法院对“社会法庭”创新的探索及成就。

村民选出的“社会法官”为何“一言九鼎”

　　2010-05-10 11:28:00　来源: 法制网(北京)

　　http://news.163.com/10/0510/11/66AOGKLN00014AEE.html

　　新闻背景

　　《法制日报》去年率先报道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力推“社会法庭”的做法，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所谓“社会法庭”，是指由群众推荐的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普通公民担任“社会法官”，以协商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组织。“社会法庭”努力使纠纷化解在法庭之外、诉讼之前，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审判力量不足的压力。

　　记者获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社会法庭”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独特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截至目前，“社会法庭”在河南省基层法院全面铺开已一年有余，它的成效究竟如何?《法制日报》记者再一次进行了实地探访。

　　视点关注

　　法制日报记者邓红阳

　　什么样的人能胜任“社会法官”?“社会法庭”受理案件会不会成为人民法院的前置性程序?

　　在河南省全面推广“社会法庭”后不久，各种争议纷至沓来。

　　争议声中，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委、县政府通过实行联户代表制度选拔出村民组和行政村的“社会法官”，实现一村(组)1名“社会法官”，然后从“社会法官”中选拔3至5名常驻乡镇组成“社会法庭”。“社会法庭”的日常管理由乡镇综治办负责，县人民法院派驻的人民法庭负责业务指导。

　　中牟县县委书记崔绍营对《法制日报》记者说：“这种模式既解决了困扰‘社会法庭’的经费问题，又界定了‘社会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内在联系及外部体制问题，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成效显著。”

　　“社会法庭”调解率高

　　法庭庭长“抱怨”受案数少

　　连续三年，中牟县人民法院白沙法庭的受案数、人均结案数，都在全县5个派出人民法庭中位居第一。

　　在受到表彰的同时，年轻的女庭长王永红多次找院长刘宏建“要人”：“每年的案件都在370件左右，农村的赡养、婚姻、宅基地纠纷这些案件，农民举证意识不强，都需要去现场取证。全庭3个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增加人?”

　　刘宏建一听就犯了难，“要人”的问题，几乎每个业务庭和派出人民法庭的庭长都提过。按照目前的人员编制规定，他无权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内部管理方式的运作，鼓励一线法官多办案。

　　“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多为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相邻权、土地承包及赡养、抚养、扶养类纠纷，标的额不大，进入法院后，必须要按照法定程序走下去，而且社会效果不一定好，能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把这些矛盾纠纷消化了?如果有这个渠道，既能确保矛盾纠纷不升级，消除在村组或乡镇，又能把法官从繁重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精心办理疑难、复杂的案件。”刘宏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2008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鼓励尝试“社会法庭”的做法，让刘宏建眼前一亮。

　　中牟县“社会法庭”的第一个试点就选在了白沙镇。

　　一年过后，王永红不再找院长“要人”了，而是强烈要求院长提议修改目前的绩效考核办法。

　　“按照目前的绩效考核办法，我们庭要被通报批评。”王永红说，“截至去年年底，我们庭案件数下降到272起，受案数在5个人民法庭中倒数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庭受理的案件数不到100起，还是倒数第一。我们的确轻松了许多，但考核分值下来了。”

　　刘宏建一听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王永红不假思索地说：“农村传统类的案件下降速度最快。‘社会法庭’的调解效率高，几乎可以达到98%。对一些胡搅蛮缠的当事人，‘社会法官’说几句话，甚至有时候骂他们几句，办法虽然土，但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根本轮不到咱法庭管。”

　　王永红举例说，有一对夫妇不赡养老人，理由是老人年轻时没有资助过他们，这对夫妇脾气倔强，法庭多次组织调解都无效。老人同样倔强，几乎每年都找理由到法庭起诉儿子。前不久，“社会法官”在矛盾纠纷排查中发现了这个现象，主动介入调解，这个村的“社会法官”与当事双方都是同村人，知道双方怄气的根源在哪儿，经过调解，彻底解决了问题。

　　“这些‘社会法官’在当地德高望重，可以说是‘一言九鼎’。”王永红感慨地说。

　　层层选出“社会法官”

　　运用公序良俗调解纠纷

　　“我现在有6个身份。”白沙镇的毕学亮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家里，我是家庭代表，代表全家对外;在10个村民家庭中，我是他们推选的联户代表，代表他们参加村民组的事务;在村民组里，我是联户代表推选出的‘社会法官’;在行政村里，我是各村民组推选的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在村民监督委员会里，我是全体委员和村民组‘社会法官’共同推选的村级‘社会法官’;在镇里的‘社会法庭’中，我又被推选为常驻‘社会法官’。”

　　“说白了，就是谁家有事，我们去说和说和。有人喊我们‘社会法官’，有人叫我们‘和事佬’。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把闹矛盾的人说和了就行。”毕学亮说。

　　“这几年，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由此带来的矛盾也不少，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被信访问题困扰。在处理矛盾纠纷中，人民法庭柔性不足，案结事不了和案多人少的矛盾，不仅困扰着法院，也困扰着当地党委、政府。”白沙镇党委书记朱麦囤说，“以联户代表为基础的‘社会法官’解决了一大批民间纠纷，一批常年解决不了的上访老户，通过他们做工作，矛盾缓和了，息诉罢访了。自推行家庭联户代表制度以来，白沙镇没有发生一起集体上访事件，300余名村组干部，没有1人出现违纪违法行为。”

　　“把好‘社会法官’的选任关是‘社会法庭’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关键。”朱麦囤说，所谓联户代表制度，即每个农户家庭推举一名18岁以上的家庭代表作为全家参与社会活动的代言人和参与人。在村民组内，每10至15户采取划片或自由结合的形式组成一个联合体，从10名家庭代表中民主推选1名联户代表。村民组委会由村民组长和组内全体联户代表组成，管理村民组重大事务。全体联户代表组成村联户代表大会，每月召开一次，主要听取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月度工作报告，接受代表质询。同时，按照联户代表10：1的比例，民主推选村务监督员，组成村民监督委员会，其成员不得由村组干部及其配偶、亲属担任。在此基础上，层层推选出组、村、镇的“社会法官”。

　　据了解，这些“社会法官”有的是年逾60岁的老党员，有的是经过部队锤炼的退伍军人，有的是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村干部，有的是年长的族长，在当地均有一定的威望，品行良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具有较强的调处纠纷的能力。

　　“他们可以不熟悉法律，但不能不公道。”崔绍营在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后认为，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国家权力，“社会法庭”是民间组织，运用的是公序良俗的力量，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社会法庭”的运行过程中，中牟县综治委把“社会法庭”纳入乡镇综治办的日常管理，从经费上予以保证，县法院定期进行业务指导，依法确认“社会法庭”出具的调解协议。

　　“如今，以联户代表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法庭’已在中牟县全面推广。”崔绍营说，“一些经过人民调解或诉讼程序，甚至常年上访都没有解决的纠纷，通过‘社会法庭’的调解后无一起反悔，真正做到了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

　　“社会法官”“一言九鼎”

　　“柔性”力量接近实质正义

　　“这些‘社会法官’主要是由有威望的民间人士依据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等‘柔性’力量来解决民间纠纷，使得解决纠纷的主体、客体和纠纷解决的方式、依据之间具有极强的一致性，更适应民间纠纷的特点，从而更容易使纠纷的调处接近实质正义。说他们‘一言九鼎’并不过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广湖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后说。

　　李广湖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道，从联户代表中选任的“社会法官”有7个特点：

　　广泛性。社会法官均是各村监委会委员，是全体村民的代言人，代表了整个辖区村民的民意。

　　民主性。通过全体村民选举，体现了每个村民的意志。

　　权威性。老百姓对自己选任的“社会法官”有充分的信任感，不会产生对立情绪，达成协议后，便于自觉履行。

　　公正性。由于这些“社会法官”是从当地老百姓中产生，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纠纷原因比较熟悉，更易于处理，达成协议，反悔率较低。

　　及时性。“社会法官”都是生活在村民当中的“百姓法官”，能够及时在老百姓家门口将各类纠纷化解掉，并能够及时履行，便于问题的快速解决，调处纠纷方式方便、高效、成本低。

　　能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社会法官”主动与村委、人民调解组织及时对接，对村里纠纷主动调解，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组，中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效果。

　　调处方式灵活。“社会法官”不拘泥处理纠纷的形式，随叫随到，主动到当事人家里、纠纷地上门调解，利用亲情等方式调处纠纷，适应群众解决纠纷的方式，效果较好。

　　中牟县以联户代表推选的方式选出“社会法官”，解决了之前对于“社会法官”人选的争议，但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河南省高院力推“社会法庭”的第二轮热议。

　　有人认为，联户代表选拔的“社会法官”虽然经过层层选任，但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比如说，“社会法官”是否需要经过任免程序，如果需要，是由法院任免，还是镇政府或是乡镇人大任免?如果不需要，如何保证这支队伍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稳定?“社会法官”的名称是否合适?

　　(本文来源：法制网 )

　　另外，还请看，

　　小法庭诠释大调解

　　中牟县白沙镇社会法官联户代表选任纪实

　　作者：王学忠 王永红 发布时间：2010-11-02 09:38:49

　　http://hn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6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