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部大书，说不清主题的章节也许倒自有其后现代的意味。

在大约四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北大偶然地与一群后来的“风云人物”有了数面之缘。四十年后回看，真是“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

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念本科，在正要进入新年的一个夜晚，同乡学长建生兄对我说同乡学长宵兵兄那天回到北大来跟朋友们一起过新年，我们也去一块玩吧。宵兵兄那时已经从北大毕业，分配在国家教委工作，但不时会回北大找朋友玩。我就跟了建生兄走，去的地方是五四操场边上的新三教，那时刚建好，还没有开始使用。所以那天我跟着建生兄是第一次走进那座崭新的大楼。

我们进了一个房间，看见十来个人，但我认识的只有正琳师跟宵兵兄，我才意识到所谓“朋友”只是他们的朋友。我对正琳师异常崇拜，总是想从他那儿得到点对人生的insight，遇上他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高谈阔论，我总是乐于在一旁静听。慢慢地，我明白过来，原来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几乎都是北大中文系的，而且多在校团委任职。这倒自然，因为宵兵兄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且曾是中文系学生会主席，正琳师正是通过他与那些人成为朋友。那时北大校团委得到一个任务，要举办一个展览，题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就用那刚建好还没有开放作教室的新三教作场地。那一群人，就是经办那展览的骨干。他们努力了几个月，终于大功告成，那晚要庆祝一场。

其中一个年约三十的，名叫潘维明，（好像）时任北大校团委副书记。另有几个年纪比我略大的男生是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其中一人，寡言少语，似乎深有城府，名赵仕仁，时任北大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展览的具体操办人。另有两人，是赵仕仁的朋友，被他叫去帮忙的，一人叫骆一禾，一人叫何拓宇。后来得知骆一禾和何拓宇都是北大小有名气的诗人， 骆一禾时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正琳师则是因为是潘维明的朋友，被请去作（义务）顾问。另有两个女生，一个正哭哭啼啼，于是这帮大老爷们都在围着呵哄。原来那哭啼的是赵仕仁的女朋友，说是新年想家了；那没有哭的则是骆一禾的女朋友，看起来颇tough。

不一会，一个高大结实，年约三十的男子异常兴奋地冲进屋里，高喊“李克强当选团中央常委了”。后来得知，这男子名刘小峰，时任北大校团委宣传部部长。李克强则（好像）是当时的北大校团委书记。李、潘、刘都是刚留校的团委专职干部。刘小峰异常兴奋的原因，据说是当时李克强作为北大代表去参加全国团代会，似不被代表们看好，在一个什么小范围内的什么选举中得票甚低，但在大会即将结束时，传来上面指示：团中央要知识化、年轻化。代表们突然醒悟到李克强这样的北大毕业生才是新时代未来的领导，于是将他选入团中央常委。

有人准备了一、两瓶白酒，和若干喝水的搪瓷缸，分给众人。那一夜，众人就那样喝着“白”酒庆祝，没有任何吃的。（那时的北大校团委的确是相当廉洁的，几年后我再看见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宵兵兄、建生兄和我是展览的“外人”，于是被正琳师导引参观展览。印像里那展览跟别的同类展览没什么区别，唯一特别之处是题头画面中大字“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之下另有稍小字体的一句格言：“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胜利了”。那是正琳师的得意之笔，语出普鲁塔克《恺撒传》中凯撒在一战击败庞培之后的名言veni vidi vici。正琳师青少年时代，被“不许革命”，遂博览群书，所以能作这类惊人之语，非一般搞宣传辈可比肩。

那一夜，骆一禾何拓宇等都一边干喝着搪瓷缸里的白酒，一边当场赋诗，为众人朗诵。也许因为那时已是下半夜，我饥肠骨碌地干喝了些白酒已经迷迷糊糊了，只听得骆一禾激昂地重复“黄河…长江…长江…黄河”；至于何拓宇的诗，现在是一个字都记不得了，也许“只是当时已惘然”。虽然宵兵兄文言诗、白话诗都很能做，但那夜好像努力了一番没有结果，也就罢了。 后来众人一起高歌一阵，天明散去。

因为在一起办了那个展览，正琳师与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三人从不相识到成为至交，彼此器重至极。校领导对展览很满意。一年多后，李克强升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调出北大，由潘维明继任北大校团委书记，后来又由刘小峰继任。

不久，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毕业了，赵仕仁好像分配到中央某部，骆一禾、何拓宇分配到十月杂志社任编辑。一天我在正琳师处遇到三人，何拓宇对正琳师笑言他分管贵州来的投稿，正琳师尽可告知他在贵州的朋友，以后投稿通过正琳师打个招呼就行了。正琳师则笑答所有贵州投稿的都是他的朋友，何只需凡是贵州来的投稿都采用就是了。我对何拓宇的旁观印像是他极端想给人一个很“酷”的印像。也许那就是他后来悲剧的根源。有一次在北大五四文学社印的刊物上读到过何拓宇的诗，概而言之就是“男子汉”气概加爱国主义。

后来又有一个新年，刘小峰请正琳师在他的宿舍里吃饭，骆一禾也在座。那时刘小峰虽然任北大团委书记，但住的也就是一般单身职工的宿舍，在一个筒子楼里。那种房间，当时一般是两个研究生共用一间，刘的待遇稍高一点，一人住一间。饭菜也就是边上学二食堂买来。我恭陪末座，大家在一起喝了点啤酒。同桌只有四人，跟骆一禾说过不多几句话，感觉他在陌生人面前有些内向，倒不是高慢。骆一禾是个很文静的人，但我读他写的诗，多是些民族啦、国家啦之类高大题目，而我唯一爱读的白话诗却是戴望舒的“雨巷”，跟民族啦、国家啦都相距十分遥远。

后来在正琳师的回忆文章中读到说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在北大人称“未名三剑客”，这倒是我当年未曾闻的。不过中国人对“三”这数字有不寻常的爱好，《三国演义》中有“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三气周瑜”，《水浒》中有“三打祝家庄”，《西游记》中有“三打白骨精”，在这样的经典背景下，“未名三剑客”这样的名号的确朗朗上口。

不几年后，一天“未名三剑客”中仕途正无限光明的赵仕仁在北京某处游泳时，竟溺水而死。又过了两三年，北京起了政治风波，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骆一禾在天安门广场上关心学生时忽发脑溢血不救。又过了十几年，中国青年们好像对诗歌诗人没什么兴趣了，何拓宇“下海”经商数年，据说曾颇有成就，一天从高楼自坠。

潘维明在八十年代中期扶摇直上，任上海市代理宣传部长，据说当时曾给胡耀邦很好印像。不料八六年底学生运动起，直接导致胡下台，潘也以处理不力遭拙，后一拙再拙，远处江湖。

刘小峰曾从北大调出任青海西宁市长，后被陈一谘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八十年代末又遇上一场更大的风波，结局是赵紫阳下台，陈一谘被作为幕后黑手通缉，刘小峰竟冒大不讳自驾助其脱亡海外，结果自己系狱数年，当然此生再无缘于庙堂。按古中国人的道德观所言“忠”、“义”倒是刘小峰此举堪当。

潘维明与刘小峰都是很有人情味的人，虽然我谈不上是他们的朋友，但当年在北大时，因别人的事，我曾分别请托过他们二位出面给帮个不大不小的忙，他们都尽力去做了。太有人情味，也就是说不够冷酷，也许竟是他们终为逐客的原因之一。惜也！

后来，正琳师的愿望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杂志，终因涉“妄议”之嫌，半途而废。再后来寄人篱下于央视办“读书时间”，又因“缺乏商业价值”关门。正琳师一生轻蔑“精英”而高扬“大众”，结果是被“大众”用“眼”投票 （不看他的节目），彻底“抛弃”。他晚年也不无凄凉地自嘲为“无洞无府的主”，却对他所高扬的“大众”始终无怨无悔。人真是难能没有信仰。故佛谓之“执着”。无怨无悔的“牧马人”曲啸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无怨无悔的正琳师信仰的是“老百姓”。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信仰”教育都太强了。所以后来虽然信仰不同，但要有信仰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孙悟空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可以飞出十万八千里，但也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晚生者我，在这一点上似乎多少要多一点“后见之明”。

宵兵兄运道倒不太坏，在教育部三十余年，在司长位上致仕；且重文誉，著有古体诗、新诗、古诗词格律、各种文论等书十来部，倒是古（官僚）文人风。从来豪饮，终于酒中化仙。

建生兄隐居美国数十年，我们都没有他的电话电邮；一天忽闻他临老却回老家贵阳去隐居去了，虽有老友微信群而不入，“只在此城中，云深不知处”，欲与言而不可得。

三年前，方别正琳师数周，忽闻吾师竟骤驾鹤西去了。

数月前又闻宵兵兄也忽发脑梗辞世。

噫，当年斯夜共候新春诸人，已去其半。犹生之人，能不善自珍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