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杰克是我曾经的顶头上司，在美国称为boss,中文翻译成“老板”，那么用中文说，老杰克就是我曾经的老板了。

很久以前，我还比较年轻的时侯，半路出家投了IT行，转了几圈后，进了一家公司，管我的人就是老杰克。刚到一个新岗位，陌生的东西很多，下班后就常常留下来继续干活。记得那时正是夏天，下班时间过后好几个小时天都还是大亮。老板老杰克有点怪，下班后不像别人那样赶紧回家，却拖了他的椅子到我的办公桌边，把脚翘到我桌子上跟我聊大天。这对我有点不寻常。我虽然自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无趣的人，但也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索然无味的家伙，对什么球赛啦、山珍海味啦、名山大川啦都十分无知，让别人即使好心要跟我聊天也没什么好聊的。没人对我这种家伙感兴趣才正常，老杰克居然took a fancy to me，这倒让我受宠若惊了。

聊了几次，发觉老杰克对我另眼相看居然是因为我的学历。这就更奇怪了。要知道在美国这地界，不像在咱们中国，连国家领导人百忙之中都要业余挣个博士、博士后什么的，自然老百姓都会觉得什么博士学位啦、博士后学位啦是个好东西，砸锅卖铁都要让孩子们去挣。这就是咱们国家领导人从尧啦舜啦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领导艺术：言教不如身教。就像从前的皇帝，立春那天都要亲自到地里把一下犁，以身作则教化人民尊重农事。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知道农事不那么重要了，不必立春那天再到地里把一下犁，重要的是与时俱进以身作则戴上博士帽，教化人民尊重知识。在美国没这样的事，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要装得越无知无识才越接地气、越受欢迎。就说小布什总统，明明自己是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发表讲话却要装得昏头昏脑，讲得颠三倒四，竟然说出“Fool me once, sham on me; fool me twice, sham on you”。至于特朗普总统，那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呢，你也听说过了，美国人民一听特朗普总统的宝座要被别人抢走了，就命都不要打进国会山去保他。懂得这美国的国情才能明白老杰克有多特别。

那时候，老杰克有一个儿子正在上加州理工，就是大名鼎鼎的费曼教书的学校哦，一个女儿也正在上某私立大学，他很为这儿子女儿得意，在自己那俩老掉牙的丰田汽车后部贴着大字标语：“我的儿子和我的银子都到加州理工去了”。可惜美国人民对加州理工之类了无兴趣，对这类标语视而不见。这想来很让老杰克气馁。没准老杰克觉得只有我这种在大学里读过十几年书的人才能理解他的心情，所以对我青睐有加。

那时侯，上一个公立大学，一年可能只要一万美元，而私立大学一年要五万多美元；老杰克的儿子女儿同时上私立大学，可能老杰克所有税后工资都不够付（那时一般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不到每年五万美元）。更有甚者，从聊天中得知他还有一个小女儿，正在上中学，却也是上私立中学。老杰克说他的三个儿女从幼儿园起就都是上私立学校，从来没上过公立学校。很多美国家庭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是出于宗教原因，送去的是教会学校。但老杰克不是这情况，他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他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完全就像中国人送孩子上重点学校。他得知我有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后，就极力给我推荐他儿子女儿上过的私立小学，说得那私立学校好得天花乱坠。我一问，那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也要两万美元（公立中小学是全免费的），我可舍不得，没有听他的。老杰克为他三个孩子上学，虽然不至于砸锅卖铁但想来也够拼的。这老杰克在这些方面的观念不像个典型的美国人，倒很像个典型的中国人。

但老杰克的确是个日耳曼后裔美国白人，长相颇像在中国著名的白求恩大夫，五十多岁，一米八左右身高，头顶只有稀稀拉拉几根白发，嘴唇上手指大小一撇灰白胡子，高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睛，腰板挺直，肚子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肉。

前清的时侯，有个美国传教士，叫什么明恩溥，到中国蹲了几十年，写了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用了整整一章，来描画中国人惊人的“节俭”。老杰克在“节俭”方面也有点像明恩溥笔下的中国人。我们同事有时相约一起到外面吃顿午餐，老杰克都常要在出发前用个空塑料瓶到公司的饮水器上装上一瓶水带到餐馆去喝，也就不用买饮料了。有一次，要赶个什么活，他跟我下班后都没有回家，一直饿着肚子赶活。到了晚上九点来钟，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对老杰克提议到门外快餐店买点什么吃。老杰克说他不用，叫我自己去吧。我说那我给你带点什么回来吃吧。老杰克说不用，再过一会就干完回家了。我去吃了点东西回去跟老杰克继续干。等到真干完，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老杰克就一直饿着。

老杰克的银子其实倒也没有真的全“都到加州理工去了”。有一次老杰克请我们部门的同事上他家去做客。我到了老杰克家门外，抬头一看，好大的房子。当然是在中国称为“别墅”的那种独户楼房，在美国一般中产阶级人家中也属于很大的那种，可能有四、五百平米吧。

进了老杰克家，在客厅附近转了一会，就看见一面墙上挂了很多装照片的相框，我刚停下来看，老杰克走过来，指着一张照片中的人问我：“这人你认识吗？”。我一看，是张很老的照片，照片中近景是一个小山头，由近而远还有若干略低的小山岗，正中山头上站着一个蓬头垢面胡子垂胸的年轻人，赤裸上身，交叉斜背机枪子弹带，手提一挺机枪，恰似电影《第一滴血》中史泰龙扮演的兰博，只是没有史泰龙那么壮就是了。我就大着胆子瞎猜：“你？”。老杰克得意地笑起来。“在什么地方？”老杰克说了个我不明白的地名。他解释说是在越南。原来老杰克还是个越战老兵。

又有一张照片，中年的杰克和几个装扮类似的人，都是着衬衫穿背带裤，胸前斜插一把手枪。原来杰克从越南回来后进了联邦调查局做了几十年侦探，直到不久前才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又进本地一所学校学了个计算机硕士（他原来有个本科历史学位），年近花甲开启第二职业当了个IT经理。联邦调查局人员退休后可以有不错的退休金，加上他的经理工资，老杰克的收入其实是很可观的，只是都花在孩子和房子上了。

那天老杰克最得意的是让我看墙上一个玻璃框里的一张旧报纸，说了个名字，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阿·卡彭？”，老杰克知道我是个老外，得耐心点。“阿·卡彭？ 我知道。看过电影《铁面无私》（The Untouchtables）”，我很高兴让老杰克看到我对美国的事也还不是一无所知。“嗯，你知道阿·卡彭是芝加哥二十年代的黑帮老大，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里八十年代的黑帮老大，是我把他给逮起来关牢里去了。”那报纸就是关于联邦调查局办那案子的事。那城市比芝加哥小不了多少，想来他逮起来的那黑帮老大跟阿·卡彭也有一比。《铁面无私》是我刚到美国时看过的最觉得过瘾的电影，对凯文·科斯特纳扮演的艾略特·纳斯印像深刻。没想到我的老板老杰克竟然是个跟艾略特·纳斯有一比的人物。

我在老杰克手下干了没多久，就有消息传出说有个公司正在动手要把我们公司吞并了，大伙儿吃惊不小，因为按惯例，公司合并后都要裁很多人，大伙儿的饭碗可能难保。美国这地方实行资本主义，不像在社会主义中国可以有铁饭碗；美国的公司哪天想裁你，给个几周或几月的工资叫下岗费就可以打发你走了。

公司把总部的员工都召集到大餐厅里正式宣布结果 - 美国的公司一般是没有大礼堂的，开大会都在餐厅里 - 大伙儿惴惴不安，全都挤到餐厅去听，我们组里有个小年轻理查，理查的太太也在我们公司，好像是个会计，那时正怀孕，也挤到餐厅去了。总裁在台上刚一宣布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正式批准了某公司对我们公司的兼并，理查太太在台下就晕倒了。大会一阵骚乱，挤出一条路来把理查太太抬了出去。

公司请来一个心理医生，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说精神紧张的员工都可以去跟他单独谈话。我就去了，走在路上遇到老杰克。“这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老杰克不屑地摇头。他是条硬汉，用不着浪费时间去见心理医生这类虚头巴脑的人物。

被兼并已成定局，但对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置还一时没有决定。我们也只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一天老杰克对我说他邀请了几个同事周末到一家餐馆去一同吃一顿晚饭，并请我带上妻子一起去。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周末到了那家餐馆一看，老杰克带着他妻子，另外还有两位同事，也都带了他们的妻子。席间老杰克一如平常，也没说什么特别的话。他妻子好像没说过几句话。我跟杰克太太不熟悉，以为她就是个话少的人。

第二天上班，老杰克的老板一大早就把我们部门的员工召集在一处说有件不幸的事，老杰克患了喉癌，现在正在接受治疗，不来上班了，请大家不要去打扰他，让他静心养病，并强调是老杰克让他这样告诉大家的。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去搞打电话寄信寄卡送花慰问之类虚头巴脑的事。一位女同事当场就哭出声来。我这才醒悟到头天晚上的原来是老杰克精心安排的“最后的晚餐”。那天早上宣布他患病消息的时间，肯定也是他预先安排好的。老杰克真是对编程有特别的爱好，为这一切都编好了一个程序，在他不在场时也可以按预定计划运行。

从老杰克的老板那里得知，老杰克的情况很不好，发现得很晚，已经是晚期了。一位同事对我说他很久以前就看见老杰克的喉部有些异样，对老杰克提起过，老杰克说没什么，不以为意，他也就没再问了。

后来听说老杰克在接受化疗…

后来听说老杰克病况有所改善…

慢慢地，新公司派人来接收了，把每个人都单独叫去问话。然后，决定出台了，总部的大约八百员工，裁掉了大约七百，但老杰克和我都幸而被留用了。一个被裁掉的同事，逢人就愤愤地说这是家邪恶的公司，他发誓，一辈子都不再买这家公司的产品，还要叫他的亲戚朋友都不再买这家公司的产品… 小人物们，还能怎么样呢？但听说原公司的总裁在这场交易中大发了一笔，进帐几千万美元。

过了两、三个月，老杰克回来上班了，气色看起来还好，我们都很高兴。跟他聊了一会得知他还在治疗之中，就问他干嘛病还没好就急急忙忙回来上班。“不来上班没人给我发工资啊”，老杰克笑笑。我想不是有伤病保险吗，前六个月发100%，六个月后发60%工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不忘天有不测风云，一贯主张不可省略这类保险。老杰克摇摇头，说他没有买伤病保险。唉，老杰克智者千虑终遇一失了。

不久，新公司关闭了老公司总部，把留用的人都迁到了位于另一个城市的新公司总部，老杰克不愿搬家，在原地另找了个工作，我们就分手了。老杰克作了我几年的老板，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批评的话。

后来，我还见过老杰克一面。那是我搬到新地方约一年后，老杰克开车到那里来看从前的同事。我们在一位同事家见了面，得知他完全康复了。我真是非常高兴，为老杰克，也为现代医学的进步。那天我们在那位同事家一起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原来老杰克的儿子从加州理工毕业后，找工作有困难，所以老杰克开了半天的车，来到我们那里，想请这些从前的同事帮帮忙看能不能进我们现在的公司。据我所知，那事没有成。

那年老杰克大约六十岁。

又过了大约三年，听说老杰克的旧病又复发了，而且恶化得很快，这次可能没希望了。过了两、三个月，接到老杰克的一个群发电邮：“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信比较长，只记得信中说“…又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亲眼看到儿子和大女儿都从大学毕业，而且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小女儿也从中学毕业，上了大学…我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