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清朝也有当官赔钱的。在江苏八县九任知县的李超琼就是典型例子。清朝实行的财政政策中，可支配的钱粮跟着县令走，也就是完成上缴赋税越多，可支配的财政积余也水涨船高，可当遇到灾荒，或者搞些基础建设，问题就来了。李超琼光绪十二（1886）年开始任县令，最先在溧阳，次年就遇上了水灾，第三年是旱灾。光绪十五（1889）年，李超琼转任元和县时，他的财政积余已经所剩无几。而苏州府主要衙门，以及长洲、元和、吴县衙门都在苏州城内，应付省、府上级，和平级频繁的迎送往来，应酬的一切开销都需三县分摊。而且这年又遭遇了长江流域自然灾害史上重要标志的“己丑水灾”，朝廷不得不蠲免、停征钱粮，但田赋以外还有附加税，江苏巡抚刚毅坚持要照收，老百姓仍然是雪上加霜。

　　元和有大片的湖泊，周边的圩田，因为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而坍塌入了水中。特别是金鸡湖风浪大，湖面宽阔，是进入苏州的东面必经水路，经常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李超琼接受了乡绅们在湖上建一条长堤的建议。他动用了手里仅有的一万四千串（每串不足一两银子）赈灾余款，还向山西票号存义公钱庄“借银万两，以为署用”，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征集民工，将苏州城里战争废墟的瓦砾运来筑堤。堤是建成了，但借存义公的钱六千两无法还清，从丹阳县令凌焯处借到四千两还了，对方送来一张余款加未付利息的三千两借据。光绪二十（1894）年，元和李超琼与阳湖叶怀善互调时，他已经“公款亏银一万三千两有奇”，本指望收了税填补回来的，但背后有藩台邓华熙撑腰的叶怀善就是冲着有利可图而来的。有意思的是光绪二十二（1896）年，叶怀善嫖娼，连带着行贿、串供、反诬等行径被言官纠劾，“因案撤任，听候查办”，李超琼又回到了元和。他一共在元和八年，1889年因水灾申报漕粮全免造成一万五千两亏空，1895年因叶怀善撤职，留下一万三千两欠款，1897年因虫灾部分漕粮蠲免，加上官场应酬巨额开支，元和财政长期处于亏空状态。

　　张之洞听人说起李超琼算得上“江南第一好官”，就调他去当江阴知县。好容易在江阴任上遇到了难得的好年景，但光绪二十五（1899）年三月，他在江阴只干了一年，因为母亲病故，回老家丁忧去了。光绪二十八（1902）年五月，57岁的李超琼接过了无锡知县的大印，谁想八月突遇蝗灾。他宣布垫捐出全年的养廉银，作为积极灭蝗的奖励，“凡捕获小蝻送交者，每斤给钱三十文、未出之子掘得者，每斤四十文；已成飞蝗，则斤二十文。”这已经是之前六安县的十倍了，可是居然没有反应，人们嫌奖励太少了！个别“富而有势”的大族，任意抗欠赋税，又长期得不到纠正，已经养成了习惯，虽然最后还是动了起来，但有些乡民还在盘算着怎么拖延，让官府提高赏银。而此时李超琼的家人，因为无钱租房，还住在苏州乌鹊桥狭窄的宿舍里，日用开销还要靠辽东好友陶霖甫寄来的二百两银子撑着。

　　光绪二十九（1903）年李超琼调任吴县，吴县西山每年秋收后的“完纳之困”，迫使农民卖儿卖女，经过多方抗争努力，他无法让上级免去附征折合一千八百串的田赋，于是宣布他们所有的征收田赋串票，概行吊销，他一个人承担了后果。光绪三十一（1905）年，李超琼调任南汇县时，他的亏空已经超过七万两。1909年，士绅领袖李平书在李超琼的追悼会上报告中说，合计李超琼的总亏空为十三万两。而临终前，他列出私人债务，有借沈佺三千两、王南陔、马筱沅各一千两、存义公钱庄三千两，孙展云、吴粤生、李集甫各五百两，没有打欠条的有李集甫三百两、石怀觐、明寿经八百两。

原载《滕州日报》2022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