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向学道大人坦承自己20岁开始应考，考了20餘次，童生册上登记的年龄居然只有30岁，而实际年龄则為54岁！本以为这只是小说的夸张手法，没想到到了户籍制度如此严谨的现在，还会频频爆出它的现代版本。

     十堰市副市长张慧莉“14岁工作17岁入党”的热议还没过去多久，又出现了江西省民防局局长梁闽春“14岁工作15岁入党”的话题。山西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更是“13岁参军，15岁入党”；陕西旬邑政法委书记田更文，16岁就大学本科毕业并参加工作了！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工作人员不仔细搞错的。

     查一查历史上官场的年龄作假，原来也并不是甚么新鲜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宋代官场，就有所谓“实年”与“官年”之别。大凡寒门布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必减岁数，因为当时规定：进入仕途不得超过60岁，少报几年自然可以多考几场，捎带着在婚姻上还可以欺诈一下。而“官二代”则多报几岁，为的是早点享受“待遇”。大概是高龄官员太多的关系，70岁以上不得再任监司、郡守一级的官的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迫于无奈，他们就只好如实报告实际年龄了。结果，超过70岁的江东提刑李信甫，官年少了5岁；房州知府章騆68岁，而官年增加了3岁；严州知府秦焴实年65，而官年已经过70；宁国的齐庆胄实年70，官年只有67岁。这种事，在当时的官场上显然不是少数。很多事情都是没事时就没事，一旦被人盯上就都是事了。他们之所以老实自报实际年龄并请辞，是因为现在突然当一回事了，再不报后果十分严重！洪迈说，把这种事写入文件“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可是，不公布出来，事实就不是早就“公相为欺”了吗？

    不过，在年龄问题上，还是有经得住考验的人。寇准19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宋太宗“亲自考察，凡年少者，往往罢去。”所以有人给寇准出主意，要其隐瞒实际年龄增加岁数，他却一口回绝说：“准方进取，可欺君邪？”看来普遍在年龄上做手脚的事，并非到了宋晚期秦檜的侄子秦焴“离休”的年代才有，宋朝初年就很普遍了，甚至宋以前就如此了。所谓“官年”是虚虚实实不能当真的，也是容易出现“工作人员工作不细心所致”而出现偏差的。范进在童生册上的作假，你不说学道大人也明白，也许他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再说了，没有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怎能成为特殊的人？毕竟是一分权，一分利。追求特殊历来都是出奇制胜的法宝，有特殊情况当然要上，没有特殊情况，制造特殊也要上。反正混个机会爬上去，是松树般不可动摇的原则，骯脏的手法，则是讲求杨柳般灵活性的需要，就看如何对自己有利了。于是不少冠冕堂皇的官员，往往都有真真假假的多重人格，就像他年龄之类的多样性一样。

    《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中书舍人吴伯举因不能同蔡京保持一致，而被贬到了扬州，有人在蔡京面前问起被贬的原因，蔡京说：“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呻吟语》也说：“做官是一种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种道理。”也许，不做好人，哪怕是对待年龄之类的问题上不诚实，做官就真的比较容易一些。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