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岁

    我十八岁高中毕业，以全五分的成绩毕业，踌躇满志参加高考。

   但是落榜了！我哭啼不已，崩溃了。（数多年后，才知道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

因为这一年（1961年）是有史以来高校第一次减少招生，周总理有指示给落榜生安排工作。

   我被分配到高家岭初中。

   高家岭位于小城九十里，偏僻的山区。我是搭供销社的大马车前往。烟台河，南大山，围屏山-----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踏上校园，天色漆黑，借着星光，看见它朦胧的轮廓：高高的山岗上一排平房，简约朴素。

    第二天，太阳升起，我站在操场上，举目瞭望：前面一个村落，房舍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后面还是一个村落，房舍在山的环抱中。远处青山如黛，原野空旷寥廓，近旁庄稼地，残留的高粱桔儿在冬风里摇曳，残雪一块块白，零星地分布在田野上。

   时针指向八点，我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竟是我小学时的音乐老师王贵森。他说：“你是好学生，高中要留你教化学。我把你要来的！”

    “教高中可以在家上班，要我到这么远的山沟，干啥？”我心里思忖着，抱怨着，但就是不敢出口。只是顺着眼，静听着。

    “我了解你，在小学你就是出名的学生，聪明伶俐，能歌善舞……”把我盛赞一番。我依然没有吱声。

    “分配你教语文，初三。”校长的语气很坚决。

     “我是报考医科大学的，理科好些。”我淡淡地说。

    “服从组织分配！”校长斩钉截铁地说，脸上露出不满意。

    单纯的我，二话没敢说，便驯服从地领取了初三语文教课书。

   第三天就上课。我步入课堂，面对的学生竟然比我还大，不仅个头，而且年龄。他们静静地听我讲，规规矩矩。我站在讲台上，总有些不自在，毕竟我比学生小。可是讲上三五句，就入境了，就忘我了。第一堂课，讲的是陈涉世家。校长带着主任听课，我没有害怕，没有紧张。课后领导还很满意。

   这所学校于六0年建立，仅有六个班级。我教的班级是第一届毕业生。因为勤工俭学劳动过多，耽误课程很多， 所以补课也多，备课任务很重。不过还好，教数学的刘福生老师也住校，也很努力。因此那年三十八个学生，升学率居第三。赵桂馥、回经霞、康光耀等有二十一人被县里高中录取。（第二年我继续教初三语文，升学率竟然居第二名，仅次于城里一中。康德才、姚桂贤等三十六名同学考取中专和高中。）

   学校的教师十六名，多数来自外地，中等师范毕业。仅有一名老教师，还是划为右派边缘。还有两名老师有右倾言论，被分配山区改造的。所以教师间很少交流，彼此戒备。全校教师只我一人是女的。我自然与学生往来，学生把我当作妹妹。帮我抱柴草，帮我烧炕取暖，甚至送给我地瓜吃。那年月，“自然灾害”，粮食欠缺，地瓜可是稀罕物儿，珍贵得很。学生如此待我，我常常感动。

   兴城高家岭公社中学是我开始工作的学校，那里有我的足迹，有我的身教言教，有我的辛勤耕耘。

   每每想起高家岭中学，仿佛那里还有影影绰绰的我，一个城里十八岁的我，一个小老师，面对长于她三五岁的学生……

   每每回忆我的青春，山在，岭在，高家岭中学在，我的年华在,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