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你给个题目
热度 1 |
夏 俊峰有罪，但罪不该死。“杀人偿命”这种观念，是在简单落后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关系的详细，对于杀人就不能简单的用这种观念来处理，因为有健全的法律条文，有可靠的技术手段，对于犯罪，相对过去能做出更公正的处理，现代法律对于惩戒犯罪更趋于完善，以达到更广泛的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尽管如此，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没有预见性，它只能对已发生过的犯罪，经过总结和概括形成法律条文，不可能具体到每一件事。因为法律没有预见性，面对所发生的新的犯罪，不可能完整无缺的套用，所以法律存在定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定性就是总结概括的法律规定，理性就是针对新的犯罪，和定性规定无法吻合的，无法确认的（犯罪具有隐蔽性、欺骗性、抗拒性），所以对一个新的犯罪来说，你不可能做到完全和定性吻合，这就需要法律的理性来补充，做出定性的决定和处理。也就是需要公安、法院、检察院、律师、陪审团、社会反应来综合的对犯罪做出准确的定性处理。对于“夏案件”发生的地点和最关键的过程，是在被害人完全被控制的环境中，俊峰是处于孤立的，所以整个过程证人的证言，肯定是偏向性的，也就是说一面之词，谁是谁非无法用法律的定性来确定，这就需要法律的理性来做出准确的判断。首先这个案件的起因，是城管“执法”造成的，可以说没有城管的“执法”不会有这个案件发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事出有因。那么这个案件就不能按照一般民间的刑事案件来处理，因为它牵扯社会大背景下的矛盾。先看引发这个案件主因的城管，他具有一定的执法权，但是他不具有行使法律的执法权，因为他面对的对象不是犯罪，所以他没有任何行使暴力的权力，但是城管使用暴力这个问题在全国已经非常普遍了，完全是公开化了，在这个问题上，既没有理由去掩盖，也不可能掩盖。这里还不包含城管执法不公、贪赃枉法，以及用违法的手段去“执法”（辱骂、暴力、侵犯个人财产），再看被城管“执法”的对象，大多数都是以此赖以生存的人，城管的“执法”，对于他们来说，就算你是文明执法，那都是要命的，你要以暴力执法，那就更要命，所以反抗是必然的。这个矛盾为什么会产生？被“执法”者，大都是生活无着落的人，这是他的生活手段，且不说这其中很大一批人是国家改制下岗的，作为国家来说，你本因承担救济的责任，但你没有承担你的责任，你现在又不允许他自找出路，你成立城管这个没有法律执法权的“执法”机构去“执法”，来绝他们的生路，所以就产生了城管违法“执法”，被“执法”对象为生计反抗的这样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是谁造成的，是这个国家政府造成的，所以这个矛盾所产生的后果，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造成这个矛盾起因的是国家政府，这个案件中的夏俊峰是犯罪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这个案件的起因制造者，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不能由被动犯罪的人来全部承担责任。据此，可以减轻被动犯罪人的处罚。所以俊峰应该承担相应的罪行，但是不应该承担死刑的责任。 夏俊峰的判决不免让人想起不久前搏的判决，这两个审判看似毫无联系，但是它们却有着潮涌般的关联，同样社会争议非常大，其实说白了，就是民怨非常大。这两个判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民怨，先抛开社会政治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法律执行的目是要起到惩戒作用，不是恩怨的角逐的简单惩罚。 先说俊峰的判决，俊峰和城管的矛盾，国家政府是有责任的，城管对夏俊峰的执法，不论你是文明执法还是暴力执法，对于俊峰来说都是生死决择。因为你断了他的生路，这种反抗是必然的，所以夏俊峰的行为初衷是一种反抗，不是预谋犯罪，在反抗的过程中触犯了法律，这和预谋犯罪在法理上有区别的。 再看搏的审判，不管起诉内容是非曲直，仅从起诉内容定性的“罪证”来看，这个罪证在全国来说，那已是微乎其微了。这就好比一百个小偷，你却拿偷得最少的作为惩戒，这个惩诫意义何在呢？不免会让人联想到这个惩戒之外的惩戒，那么这个惩戒毫无法律意义了，不但没有体现法律存在的意义，反而颠覆了法律的神圣。关于“案”的三个“罪证”，争议很大，法律在定性方面，如果没有明确的显而易见的证据来定性，那么只能依据有限的线索来进行法律推断。为了保证法律推断的公正性，就需要法理来平衡，所以在这个法律推断过程中应该更多的向法理方面倾斜，也就是说这个推断要更合乎情理，对一种不清晰的推断，如果不具有合乎情理性，那肯定具有偏向性，有失公正。看一个“隐蔽”“犯罪”的推断是否正确，可以看对“隐蔽”的未知“犯罪”的推断，是以法律定性为出发点还是以法理为出发点，如果先定性，那么你所有的推断完全是以定性为中心来展开的。它的表现是，围绕着定性来完善审判程序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法庭、公诉人、辩护律师、被告人自辨等，在法律程序这方面是非常准确合理的，没有漏洞，而且在审理过程中，法律规定的要素也是合理的。比如说“案”，证人是存在的，但关键问题是法律程序的合理并不能代表案件真实性的合理，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突出，因为现代法律的程序进入中国也就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我们几千年延用的封建的法律程序，也就是“一言堂”，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现代法律程序相比封建法律程序是非常神圣的，但这并不能代表现代法律程序就不出现冤案。正是人们对现代法律程序的认可，让新的“一言堂” 披上华丽的外衣，它只会强调围绕着定性所走的程序的合理性，而不管法理的合理性，掩盖了“一言堂”的本质。往往这种“一言堂”的审判，走法律定性的程序格外的严谨，这些行使者，他们“一言堂”的自信也源自于中国人对现代法律的神秘感，所以他们自认为将法律定性程序“形而上学”的做完善，就办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铁案”，这也是他们“一言堂”老闹笑话的根源。 就“搏案”的三项“罪名”的法理合理性做一下分析。１：五百万贪污的问题。整个过程的描绘，完全有背于正常情理。对一个下属，之前没有任何的经济瓜葛，之后也没有任何的瓜葛的余温，冷不丁出来个五百万，而且是和上司商量“你贪污不贪污”，对于这个描绘，我想问一下，能够接触到这个案件的人员，和广大的官僚体系，在中国这种现状下，你们凭良心说，贪污受贿对你们来说应该不陌生，象描绘的这种情节，你们会接受吗？我想你们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没人会接受吧。但是在法律定性上，他就接受了，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他没有授受，但法律就定性他接受了，依据就是定性程序合理；二他确实和你们不一样，思维不正常，接受了！那他不应该负法律责任，因为他不正常，没有刑事责任能力。２：房产的问题。一个价值二千万的行贿（是按当时的币值还是按现在的币值计算？这个肯定有区别），就为了博官人一笑吗？一个点头、一个笑，也没有具体的前因后果，而且产权都没有的情况下，一个两千万的行贿受贿就完成了？我想问官僚们，你们有过这样的受贿吗？如果说有，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有，因为这样的行贿受贿，说你有你就有！３：滥用职权的问题。首先薄不存在越级处理的问题，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现体制，党委领导一切，做为一个中共政治局委员，他的级别是高于公安部部长的，他处理王立军怎么能是越级处理呢？如果他是越级，那党委管理任何行政事物，都算越级了。关于没有经过讨论的独断专行，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情况，对于“王”这个公安局局长，能够贪赃枉法到对于一个关系国际民生的“凶杀案”，掩盖了三个月之久，然后又突然私下告诉上级，此案和上级本人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厅级的领导干部，他的思维和行为也差异太大了！已经到了极其荒唐的地步，如果让他继续在政府核心的暴力机关行使管理权，对于政府及上级都存在着危险的后果。假如你是政治局委员、地方第一领导人，你会怎样处理，我想思维正常的领导，都会第一时间去消除这个危险因素，将这个危险人物调离其他岗位。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作为政治局委员、地方一把手，为了政府的尊严和安全，完全有权利、有责任、有必要先斩后奏迅速处理，没有任何理由延误时间。王后来蟠桃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处理是非常准确的，如果当时处理延误，可能后果要比“蟠桃”更严重。整个事件处理没有不当，也看不出有徇私枉法，如果因为所谓的“牵扯”而要徇私枉法，那么搏不会将此事件捅大，他会以许诺来宁事息人。如果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邀功求赏，那么这个人也太危险了，整个是个圈套，目的的背后是无法想象的可怕，他想要干什么？难道不应该终止他的行为吗？所以，整个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处理的都非常准确无误，没有徇私枉法。 这二个“判决”，之所以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就是因为披上现代法律外衣的“一言堂”的出现，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不得不问：判决是在惩戒谁？这充分暴露了法律的阶级性，这一点，不要不承认，看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他们都有法律，都在讲所谓的公平，事实公平了吗？他们的法律，更多是为谁服务的？只要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存在，法律就存在阶级性，由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权利属于统治阶级，它肯定向统治阶级倾斜，只有人民的对抗才能维护法律的相对公平。如果有一天，法律完全向统治阶级倾斜，法律在统治阶级的手里，成为了维护他们统治、维护他们利益、抢杀人民意志的工具，那么法律的公平意义、法律的惩戒作用就已荡然无存，这样的法律对于人民来说就已经毫无意义，它只是人民的枷锁，人民就要起来砸烂这个枷锁，丢掉这个法律，建立新的体现人民意志、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 2013.10.10 |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